申國昌（1967-），男，山西山陰人，華中師範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教育史、教育政策研究；
白靜倩（1996-），女，河北邢臺人，華中師範大學碩士研究生，主要從事教育史研究。
申國昌，白靜倩.中國近現代疫情防控教育的回顧與省思[J]河北師範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2021,23（1）：20-26.
從1840年鴉片戰爭至今，我國疫情防控教育歷時近200年，在普及疫情防控知識，提升民眾疫情防控知識素養等方面進行了持續性的實踐與探索，主要通過報刊、無線電臺等媒體，傳單、書籍等載體，演講、展覽、宣傳遊行、培訓等活動進行，呈現出外發性、區域性、開放性和複雜性等基本特徵。近200年的疫情防控教育歷史積澱了頗多可資鏡鑑的啟示，譬如安全需求與心理需求是推動疫情防控教育的根本動力與內在引擎；堅持政府主導、民間參與、上下聯動，疫情防控教育才能取得良好效果；吸收與借鑑國外有益經驗是疫情防控教育取得成功的有效途徑；科學的教育理念與頂層設計是疫情防控教育行之有效的重要因素等。回溯往昔的疫情防控教育史，也有不少應當引以為戒的教訓，如疫情防控教育的目標和任務不明確，盲目照搬其他國家的經驗，疫情防控教育未能統籌兼顧，缺乏對疫情防控教育的正確認識等。通過復原疫情防控教育的「真實」歷史，解讀前因後果並進行客觀深入剖析，從而更好地認識、影響現實乃至未來的疫情防控教育。
「傳染病在歷史上出現的年代早於人類，未來也將會和人類天長地久地共存，而且，它也一定會和從前一樣，是人類歷史中的一項基本參數以及決定因子。」[1]（P339）疫病始終與人類相伴，給人們帶來難以抹去的傷痛與恐慌，因此，在當代文明社會中，疫情防控教育的理論與實踐也必然會深刻地影響與塑造人類的思想和行動，進而廣泛有效地推動人類社會的歷史進程。我國近現代以來關於疫情防控教育的研究是醫學專攻的範疇，在教育史研究的領域中落寞稀聲。歷史與現實「剪不斷，理還亂」，2020年新冠肺炎使得知識界乃至整個社會對疫情防控教育產生了前所未有的關注。人類疫情防控教育史是一個十分重要並具有廣闊情景的研究領域，通過呈現和透視歷史上的疫情防控教育，可以使我們管窺一幅「真實存在」卻長期掩埋未被發掘的重要歷史面相，有助於更好地認識和理解人類疫情防控教育歷史的變遷。
「重視歷史、研究歷史、借鑑歷史是中華民族5000多年文明的一個優良傳統。當代中國是歷史中國的延續和發展。」[2]2020年新冠肺炎的蔓延使我們意識到系統地研究我國疫情防控教育歷史的重要性和緊迫性。我國疫情防控教育具有深厚的歷史淵源與肥沃的文化土壤，要更為透徹地認識疫情防控教育中一些根本性與規律性的問題，必須將其放在歷史發展的浩瀚長河中。
這裡所說的中國近現代疫情防控教育，是指從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近兩百年的疫情防控教育歷史。這段歷史可概分為上下兩段，上段為舊中國的疫情防控教育，下段為新中國的疫情防控教育。上段可分為四個階段：1840-1911年為第一階段，主要包括晚清以來傳教士對疫情防控所開展的個人與公共衛生宣傳教育，清政府在西方公共衛生觀念傳入後設置奉天防疫總局、京師臨時防疫局等機構，自此「民智漸起，市政之漸進」；1911-1927年為第二階段，為民國初期北洋政府為推動疫情防控教育所做的努力，如北洋政府於1919年設置中央防疫處；1927-1937年為第三階段，是抗戰前夕南京國民政府所展開的疫情防控教育，在中央設衛生部（後稱衛生署），從中央到地方進行衛生行政建制；1937-1949年為第四階段，主要包括國民政府和革命根據地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於疫情發生後展開的應對性疫情防控教育。
下段可分為三個階段：1949-1977年為第一階段，是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共中央和人民政府圍繞防治疫病所展開的疫情防控教育。中央於1949年11月成立衛生部，加強對疫情防控教育的指導；中央人民政府衛生部、內務部於1951年聯合下發《關於加強災區防控衛生工作的指示》[3]，並在全國範圍內開展愛國衛生運動，大力進行疫情防控教育。1977-1999年為第二階段，中國人口宣傳教育中心於1979年成立，增強人民群眾健康獲得感；1989年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六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傳染病防治法》[4]，對疫情防控教育進行了明確規定。2000年至今為第三階段，新世紀以來中共中央和人民政府圍繞疫情防控教育展開了疫病防治規劃與相關制度建設。在2003年非典疫情爆發之後的2004年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重新修訂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傳染病防治法》，2016年10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了《「健康中國2030」規劃綱要》，2018年3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健康衛生委員會成立，開啟了中國現時代疫情防控教育的進程。
縱觀近現代中國疫情防控教育的方式主要有三種：
民國時期《申報》《大公報》《新華日報》等報刊，新中國成立後的《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等一般報紙以及民國時期的《時事新報》之副刊（1918）、《衛生周刊》（1927）、《衛生報》《康健報》《衛生雜誌》（1932）等衛生專刊對疫情報告、各地防控情況、衛生談話等疫情防控相關內容均有刊載，以使民眾明了疫病的傳播途徑、流行及危害，提高疫情防控意識。這些報刊「在醫藥衛生範疇內，作人民之顧問，引導人民上正規，並使其明了衛生之一般情形，養成良好衛生習慣」[5]。上海租界當局曾「請各報館貢獻一二方寸篇幅，刊登防疫警語，如篇幅不敷展布，至少請每隔一天或隔兩天刊登一次」[6]。民國時期的無線電臺也是常用的疫情防控教育媒介，現今的電視是無線電臺的衍生物，二者與報刊具有相同的教育功能，且費用少，宣傳教育範圍更為廣泛。1942年起，國民政府教育部每周利用無線電臺進行衛生健康宣傳教育，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肆虐時期，關於疫情防控教育的新聞報導與宣傳教育短片亦屢見不鮮。電影於近代初入我國人民的視線，在宣傳防疫的進程中同樣發揮著重要功用，1920年，商務印書館專門拍攝《驅滅蚊蠅》疫情防控教育電影，以此方式宣傳普及相關常識，進行防疫教育。
編寫書籍，普及疫情防控知識是進行疫情防控教育的重要手段，1893年鄭觀應刊發的《中外衛生要旨》是我國較早的一部宣傳疫情防控知識的書籍。1932年鄂豫皖蘇區瘟疫流行時，蘇區中央政府組織軍醫學校編寫《四種病》一書介紹瘧疾、痢疾、疥瘡、下腿潰瘍病的防治方法，保障了反「圍剿」戰爭的勝利[7]，文字通俗明了，易於讀者理解[8]（P358）。政府還採用散發傳單、印製標語、編順口溜、教授民歌等方式向民眾普及疫情防控知識，民國時期，衛生防疫部門將傳染病編成順口溜，布告全國，以使疫情防治意識深入人心，以下為彼時一例民間流傳之防疫順口溜：
現值夏秋時季，霍亂最易發生。
要知得病緣故，全由病人傳染。
病人吐瀉物中，帶有霍亂病菌。
水及蒼蠅與手，均為傳播途徑。
如何防止霍亂，最要注意飲食。
不論何種食品，均須新鮮煮沸。
不食切售瓜果，不食涼拌食物。
食品須蓋紗罩，不使蒼蠅停落。
引用井水河水，務必先行消毒。
簡單穩妥方法，將水務先煮沸。[9]
20世紀30年代上海霍亂大流行，全市於1931年5月舉行霍亂預防宣傳日活動，講解霍亂的危害及預防方法；6月6日，進行了反霍亂大遊行，以警示民眾。1935年南京市政府舉行衛生展覽會8次，衛生遊藝會5次，化裝燈會或汽車遊行11次，無線電播音4次……更在顯明處所增設油漆大標語4處，分貼圖書標語9 000餘張，散發各項疫病傳單174 000餘張[10]（P102-103）。西湖博覽會專門設立衛生館，「在開幕以前各專家竭盡心機，搜集材料，籌劃一切。其內容分醫學部、藥學部、食品部、嗜好品部、化妝品部、運動器部、保健部、防疫部、衛生教育部、學校工廠衛生部、個人衛生部等，分門別類，以餉觀者」[11]。新中國成立後，黨和國家將衛生宣傳放在了衛生工作的重要位置，採取了組織防疫訓練班，對街道初級防疫人員進行培訓，舉行防疫學術講座、防疫美術展覽等舉措，使人民群眾通過疫情防控教育獲得基本的科學防疫知識，積累豐富的防疫經驗，提高衛生科學知識水平，從而減少疫情擴散。
「以史為鑑，可知興替」，任何事業的發展均需從歷史發展的沃土中汲取養分。據上述資料，我們可對中國近現代疫情防控教育的典型特徵與基本經驗做初步的討論，其主要有以下四點：
一是防疫教育的外發性。縱觀近200年的疫情防控教育歷史可悉，政府及民眾雖明晰「日常預防勝於臨災救治」，但對於疫情防控缺乏主觀能動性，只有在疫情發生後才會「臨時抱佛腳」，展開疫情防控教育，具有典型的外發特徵。19世紀以降，社會動蕩、政治黑暗，政府和民眾對疫情防控教育無暇顧及，但頻發流行的疫情、內憂外患的時局和西方衛生觀念的傳入促使民眾的疫情防治意識開始覺醒。1918年，山西鼠疫爆發，閻錫山在確定鼠疫「有防無治」後，旋即通令全省遮斷交通，「委派宣講多員，乘機利導，其注重之點，在使人自防衛，家自引避，村自隔絕。忍一時之痛苦，保萬姓之安全」[12](P3-4)，北洋政府內務部也囑山西省政府將防疫一事布告於民。山西省防疫總局專設防疫講習所，並於各縣專設防疫宣講員，組織防疫會，並「刊布白話布告多種，電飭各知事隨時曉諭」[13](P359)。總而言之，中國近現代疫情防控教育的一個顯明特徵便是先治後防，即展開疫情防控教育的動力來自於疫情這一外部力量。
二是防疫教育的區域性。在我國這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區域經濟、文化和教育水平具有顯著差距的國家，疫情防控教育中存在明顯「重城市輕農村」的失衡。已知資料多關乎城市疫情防控教育，關於農村的疫情防控教育鮮有提及。導致這一現象的原因主要是城市的政治、經濟、文化水平明顯高於農村，疫情防控教育較為容易開展。實現區域公平是疫情防控教育獲勝的關鍵。殷馥培回憶1932年霍亂時提及雲南寧晉縣，「當時全縣唯一的衛生院就在筆者門前，院內只院長一人，醫療設備無從談起，連簡單的防病治病的宣傳畫也沒有」[14]（P99）。無論歷史發展到哪個階段，城市與農村的差距都會存在，疫情防控教育的難度也會存在差異，二者之間的差距只會縮小而不會消除。疫情防控教育的區域性特徵是客觀因素與歷史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將長期且客觀地存在。
三是防疫教育的開放性。清季至今，政府及人民對於疫情防控教育愈加重視，通過多種渠道展開疫情防控教育。掌握必備疫情防控知識是每個個體、每個群體、每個領域都應具有的基本健康素養。在疫情防控教育中，較為常用的是跨場域的疫情防控教育方式，民國時期的《申報》《大公報》等普通期刊，《衛生周刊》《衛生報》《康健報》《衛生雜誌》等衛生期刊，書籍、無線電臺、電影等渠道，現今的《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等報紙、各類學術期刊、電視、電影、廣播、APP等載體，突破了空間的局限，實現了高效率的信息傳遞。面對面的疫情防控教育方式主要包括疫情防控教育演講、展覽、宣傳遊行、培訓班、發放傳單等，相較而言，這些方式對民眾的疫情防控教育效果更佳。多種方式的綜合搭配、靈活運用，使得疫情防控教育得以快速、高效開展，進而普惠大眾，造福人民。
四是防疫教育的複雜性。社會性質與結構的複雜性[15]，決定了疫情防控教育呈現出複雜性這一特點。近現代的疫情防控教育經歷了封建帝制的清王朝、北洋軍閥時期、南京國民政府時期、解放戰爭時期、新中國時期，歷時之長，繁冗蕪雜。從疫情防控教育的主體來看，政府、傳教士、媒體人士、學生等各行各界人士均有參與，也可體現其複雜性之特徵。此外，疫情防控教育的方式同樣具有複雜性，舊中國時期的報刊、電臺、傳單等，新中國成立後的電視媒體、微博等APP。由此可管窺中國近現代疫情防控教育的複雜性。
中國近現代的疫情防控教育為當今中國疫情防控教育留下了諸多寶貴的經驗，成為中國疫情防控教育史上的財富。
第一，安全需求與心理需求是推動疫情防控教育的根本動力與內在引擎。心理學家馬斯洛在其需要層次理論中提出「安全」需求是人民實現溫飽後的第一需求，是穩定、免遭痛苦、疾病困擾的需求。「生態系統中的所有生命體都要以自我存在和發展為終極關懷」[16]，突發疫情會造就群體性的社會心態和心理傾向，進而影響個體的心理狀態。普及性的疫情防控教育可以形成良性、積極的社會群體心理，滿足民眾心理健康的需要，從而極大地影響和帶動個體的積極心態，促進民眾積極地進行疫情防控，推動抗擊疫情的總體進程。1921年瀋陽高師召開訓話會，防疫便是其一重要事項，教務長訓話中便提出：「今當疫症流行之際，只有盡力以防之諸生亦宜以生命為重，無事可以不必外出，以免傳染。」[17]為保護人民的生命健康及心理健康，疫情防控教育勢在必行。
第二，政府主導與民間參與是疫情防控教育取得成效的重要保障。面對來勢洶洶的疫情，只有在政府力量的主導與引領下，展開多元主體的社會合作，才能推動疫情防控教育實現全覆蓋。欲使疫情防控教育有所成效，必須緊緊依靠人民群眾，廣泛動員群眾、組織群眾、凝聚群眾，「為民上者及有心有力之人」都應擔負起疫情防控教育的責任。20世紀30年代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央蘇區革命根據地為預防瘟疫等流行性疾病，保障軍民身體健康與戰鬥力，組織全員開展衛生防疫運動。蘇區政府提出：「必須將這一運動，作成極廣泛的群眾運動，不管小孩子、老年人都吸收來參加。同時必須造成對於公共衛生和個人衛生的社會督促，要使每一個工農群眾，都能隨時隨地注意到衛生和清潔，注意到自己，同時督促別人，只有這樣，才能使防疫衛生運動得以經常進行，才能使傳染不會蔓延。」[18] 20世紀50年代全國開展的防治血吸蟲病「送瘟神」行動亦是以人民為主體，多方合作進行疫情防控教育之典型樣本。
第三，適當吸收與借鑑國外經驗是疫情防控教育取得成功的有效途徑。效仿西方發達國家的疫情防控教育理念和實踐，可以縮短本國在此方面盲目探索的曲折路程。近代以來，西方的公共衛生和防疫觀念開始傳入中國，民政部也開始意識到欲從根本上預防疫病，效仿西方、加強疫情防控教育是當務之急。光緒十年（1884年）出版的《自西徂東》其中一目為《防傳染》[19](P470)；曾多次出使西方的張德彝也介紹了德國的疫情防疫教育舉措；甲午中日戰爭後，陳謨等留日學生開始介紹日本的疫情防控教育。又如美國將公共衛生教育貫穿於基礎教育和高等教育全階段，日本也以立法形式將生命安全教育納入人才培養體系。新冠肺炎疫情的突發暴露了我國在疫情防控教育方面的缺陷，通過借鑑和學習西方的疫情防控教育實踐可以有效提升中國的疫情防控教育質量。當然，現今的疫情防控教育並非要一味照搬照抄西方經驗，而應正確處理好傳統和移植的關係[20]（P17），有選擇地借鑑與吸收。
第四，科學的教育理念與頂層設計是疫情防控教育取得成效的重要因素。疫情防控教育不是個人的私務，而是由國家參與並主導的關乎民眾健康的公共事務，只有科學的疫情防控教育才能切實提高民眾的疫情防控知識素養。科學的疫情防控知識為血肉，政府的頂層設計為骨架，對二者進行嵌合才是疫情防控教育下沉的根基。「迎神賽會」等活動雖是積極的防疫行為，但並非科學的疫情防控教育舉措。民眾此類迷信舉動的產生反應了他們對於疫情突發時各類資源匱乏的無助及心理層面的恐懼，使得他們反應過激，由此採用自己熟悉並簡便易行的方式以獲得心理上的自我安慰。清季的奉天防疫總局、北洋政府時期的中央防疫處、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的衛生署、新中國成立伊始的中央人民政府衛生部到今天的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均為疫情防控教育進行頂層設計提供了有力保障。由此，科學的疫情防控教育理念與國家機關對疫情防控教育的頂層設計相耦合是自上而下推動疫情防控教育的重要因素。
第五，財政投入與法律制度是疫情防控教育的現實根柢與有力保障。充足的財政投入是保障疫情防控教育順利展開的物質基礎，政府財政投入不足，則無法達到預期效果，且易引發防疫教育區域失衡，無法實現預期成效的全民覆蓋。如欲保證此項教育順利進行，須開放多種渠道籌措資金，例如國家財政撥款、省市財政撥款、個人及社會捐贈等多種方式，以解決資金匱乏這一問題。與此同時，法律保證也是疫情防控教育不可或缺的因素。法律建設是疫情防控教育的底氣，依託法律支撐可以提高民眾疫情防控教育的意識。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衛生部、內務部聯合下發《關於加強災區防疫衛生工作的指示》，1989年2月21日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六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傳染病防治法》， 1991年12月6日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傳染病防治實施辦法》，這一系列的法律法規為疫情防控教育提供了行之有效的法律依據，從宏觀層面給予政策引導。綜而觀之，疫情防控教育欲有成效需以充裕的財政投入與完備的法律制度為保障。
中國近現代疫情防控教育為我們提供寶貴經驗的同時，也出現過種種紕漏，走過種種彎路：
一是疫情防控教育的目標和任務不明確。中國近現代的疫情防控教育經歷了近200年的滄桑，有些並非無目標與任務，而是缺乏明確的目標和任務。明確的目標和任務是為疫情防控教育指明方向的燈塔，可以使之少走彎路。自近代伊始，絕大部分疫情防控教育的開展是在疫情發生之後做出的被動應對。目標和任務的錯位，導致疫情防控教育不能發揮其最大成效。疫情防控教育應為疫情發生前的主動預防，其目標和任務應是實現全體國民科學疫情防控知識的普及，模糊和敷衍的疫情防控教育都是不完善的、失敗的疫情防控教育。
二是盲目照搬照抄其他國家的經驗。歷史用血淋淋的現實告訴我們，盲目效仿西方可能有一時之效，卻並非萬全之策，只有紮根中國大地的疫情防控教育才能生根發芽、開花結果。清末以降，西方的防疫措施作為科學、文明和進步的象徵得到了民眾的推崇，也由此形成了疫情防控教育的主流。舊時的普通民眾，哪怕是精英知識分子「接受它們，顯然是將西方的制度當成了救治中國社會和種族貧病的靈丹妙藥，而根本來不及去細緻思考這些舉措哪些是解決中國社會問題的當務之急，哪些真正切合中國社會的實際需要」[21]。
三是疫情防控教育未能統籌兼顧。縱觀近現代以來的疫情防控教育歷史，不少疫情防控教育都存在區域性不公平、城鄉疫情防控知識素養差距較大的不足，由此也導致農村和偏遠地區的疫病發病率較城鎮更高。欲使疫情防控教育取得成效，則不能因眼前利益而忽視長遠考慮，必須進行全國一盤棋的整體規劃與統籌考慮。同時，我們也應明晰疫情防控教育僅靠政府來抓是不行的，必須推動建立家庭、學校、社會各方面、各領域協同實施的完善機制。
四是缺乏對疫情防控教育的正確認識。今日的新冠肺炎疫情，如同我們在歷史上所觀一般，疫情盛行之際，乃流言四起之時。緩解和消弭民眾的恐懼心理，穩定社會和民眾心態是疫情防控教育的根本。1932年霍亂盛行，《大公報》報導在天津這樣的通都大邑，「一般無知愚民，遂競相傳說，一則謂『瘟神下界』，再則謂『鬧白蓮教』，愚民之感覺恐慌者頗眾。各地居民多懸掛舊曆新年所貼『弔旗』，據云可以禳免雜災，日前更有小報大登特登，謂『白蓮教將出世，凡某家門上抹有血跡者，數日內必致死亡淨盡，其預防之法，為用紅棉紙將灶口封閉，可以免災』」[22]（P296）。2003年SARS疫情時期瘋搶白醋、板藍根，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間瘋搶雙黃連，這些迷信現象都深刻地暴露出民眾對於疫情防控知識的匱乏，以至於在疫情突發時失去了基本的判斷能力。
通過回顧與省思中國近現代疫情防控教育的歷程，我們可以得到若干對今後疫情防控教育有所借鑑價值的啟示。
第一，堅持黨的全面領導，總攬疫情防控教育發展全局。疫情防控教育是新時期黨對教育的新要求，關係全體國民的生命健康，關係黨和國家事業的興旺發達，意義重大，影響深遠。一旦一種完全具有傳染性的病毒出現，便不可避免地在全球傳播，每個國家必須做好疫情防控教育[23]。堅持黨的全面領導，要求黨在疫情防控教育中發揮領導核心作用，總攬疫情防控教育發展全局，把握好疫情防控教育發展方向，為疫情防控教育提供制度保障，並且善於調動各方力量加強疫情防控教育的積極性。廣泛動員，全民參與，上下聯動，抓住「可教的時機」，化疫情危機為契機[24]，充分發揮各方力量能動性，建立黨和國家主導的疫情防控教育機制。通過審視近現代中國疫情防控教育歷史不難發現，疫情防控教育能否有所成效與政府力量難以分割，黨的全面領導是疫情防控教育獲勝的根本保障。
第二，堅持紮根中國大地，立足疫情防控教育現實基礎。紮根中國大地辦好疫情防控教育事業是對中國近現代疫情防控教育歷史規律性的深化認識，也是堅持黨的領導與遵循疫情防控教育規律的內在統一。疫情防控教育有必要借鑑中外的成功經驗，但並非直接移植，而是應該有鑑別地加以對待，有揚棄地予以繼承，牢牢紮根中國大地，有針對性地借鑑西方疫情防控教育的成功經驗，從而走出一條符合中國實際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疫情防控教育道路。疫情防控教育是基於實踐的行動探索，需關注疫情防控教育的現實條件，明晰各地疫情防控教育的實際狀況。各省市應依據自身疫情防控教育現狀量體裁衣，制定地方化的疫情防控教育具體實施方案，將其從紙上談兵轉化為實踐良方，在現實的熔爐裡及時總結經驗和教訓，全面研究、長遠規劃、理論先行、審慎踐行、糾正錯誤、減輕影響，使疫情防控教育與社會需求相契合，服務於國家發展的需要。
第三，堅持以人民為中心，模塑民眾疫情防控衛生觀念。教育的出發點是實現和維護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新冠肺炎疫情大肆橫行的時期，人民對於疫情防控教育的需求日益迫切，疫情防控教育勢在必行。民國時期的公共衛生專家胡宣明說：「疾病之能傳染者，謂之傳染病。如天花、瘟疫、麻風、癆病、霍亂、瘡疥、梅毒之類皆能傳染，此意人鹹知之。然扣以何故傳染（傳染之原因），如何傳染（傳染之情況）、安得而不傳染（傳染之預防）則鮮有知之者。」[25]（P5）加強民眾的防疫觀念，意識到疫情防控教育的重要性是貫穿近現代的重要內容。通過疫情防控教育，使全體國民擁有對生命的充分自覺[26]，樹立正確的疫情防控理念，培植積極的疫情防控精神，增進必備的疫情防控能力，養成良好的疫情防控習慣和品質。
第四，堅持廣泛動員群眾，構築堅固疫情防控人民防線。習近平總書記在考察湖北省武漢市疫情防控工作時指出：「要做好深入細緻地群眾工作，把群眾發動起來，構築群防群控的人民防線。」發揮全體國民的主觀能動性，改變疫情防控教育主體單一化和單調化的境況，使各行各業的人群可以通過多種形式參與疫情防控教育，從而改變一些地區和領域疫情防控教育組織薄弱、缺失或錯位，社會力量難以高效率組織和參與的困境，改變一些地區和領域疫情防控教育力度不足的局面。在疫情防控教育中，要堅持黨的全面領導，探索疫情防控教育中實現社區、單位、學校、家庭等多主體有機融合的實踐形式，堅守疫情防控教育的法律底線，凸顯疫情防控教育的人文關懷，消弭公眾恐懼心理，破除群體社會心理隔閡。在此基礎上，還應加快建設疫情防控教育機制，提高群眾參與能力，探索和完善新形勢下疫情防控教育工作新模式，構築堅固疫情防控人民防線。
第五，堅持將疫情防控教育作為學校教育體系的重要環節。每個人的生命都是不容忽視的事實[27]。教育是為生命奠基的事業，學校是進行疫情防控教育的重要陣地，學生是自我生命發展的承擔者[28]，教育部門要走在學習、宣傳疫情防控教育的最前端。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露了我國在疫情防控教育方面的短板，當前疫情防控教育地位尚未得到應有的重視，國民疫情防控知識素養嚴重欠缺，疫情防控教育區域性失衡……因而，必須將疫情防控教育作為學校教育體系的重要環節，將疫情防控教育課程作為基礎教育階段的必修課程、高等教育的通識課程，面向全體學生，貫穿教育各個階段，在尊重教育教學規律和人才培養規律的基礎之上，系統設計、有序安排疫情防控教育內容，形成各學段依次遞進、融會貫通的疫情防控教育制度，把疫情防控教育落到實處，使學生在學校接受持續性、系統性、專業性的疫情防控教育，提升學生疫情防控科學素養。此外，還應加強民眾疫情防控教育，普及民眾疫情防控知識，提升民眾疫情防控健康素養，建立可銜接、可變軌、可持續發展的疫情防控教育網絡，將疫情防控教育納入基礎教育和終身教育體系的全過程。
對於中國近現代疫情防控教育的歷史探討，並非為思古之幽情，而是為了更好地認識過去，直面未來。關照歷史與現實，使今人對中國近現代疫情防控教育及其相關情況形成一個相對完整連貫的記憶，在儘可能「真實」、細緻地呈現近現代疫情防控教育的基礎之上，展開對現實及未來種種相關問題的省思，促發人們深入細緻地思考與疫情相關的教育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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