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抱有嚴重的僥倖心，對實在掩飾不了的罪行才承認悔過。這種悔過書佔絕大多數。」
「我看到一批工商企業在區委區政府支持和關照下獲得不少財富。和他們比，自己整天忙忙碌碌，不是開會就是陪客，財富少得多，享受更不能比。」
「寫了悔過書的官員，一般不會翻供。」
「我見不少官員都有婚外情，對此我十分認同，認為兩廂情願，頂多是個道德問題，是小節、小事。」在悔過書裡，落馬的湖北某市人大常委會原副主任羅某承認，「先後與三名女性發生了不正當兩性關係」。
官員的悔過書，一般指官員被雙規或立案調查後對自己的罪行進行反思和反省，從而希望組織寬恕的文字材料。隨著反腐力度的加大和地方廉政警示教育活動的開展，悔過書這一頗具中國特色的文體，逐漸從紀檢部門卷宗中步入公眾視野。
相對於官方媒體乾巴巴的新聞通稿，落馬官員的悔過書內容豐富。在失去權力、地位以及人身自由後，他們內心驚恐、無助、悔恨，對組織有所祈求，對法律開始敬畏。種種複雜心態和動機作用下，官員們在悔過書中往往會展現出難得的坦誠。權力墮落的軌跡，也在形形色色的悔過書裡清晰地顯露。
「晴天霹靂」
2015年2月2日上午，湖北省紀委一口氣宣布雙規了三名處級副廳級官員。這一新聞在湖北比較引人關注，一個原因是其中一名官員的前任、湖北某縣級市市委書記幸某一年前也被雙規。
2014年2月10日，這位市委書記被雙規。他在悔過書裡感嘆，他所在的縣級市是老區，他竟然成為「建縣史上第一個被黨組織查處的縣委書記」、「無顏見老區人民」。
幸某在湖北官場更受關注的，是他曾「採取了一些應對組織調查、企圖掩人耳目、矇混過關」的做法。南方周末記者獲得的悔過書顯示，被雙規後，幸某仍不甘心，「我被帶到省紀委『兩規點』接受組織審查。剛來時，我思想上有過委屈，有過抱怨，有過僥倖，有過牴觸。」
與幸某一樣心存僥倖的，還有湖北省某廳原副廳長張某。得知湖北省紀委在調查自己後，他第一反應是做好三件事，「一是迅速把相關人送的錢退回去，以減輕處罰；二是迅速了解調查組動向，找了哪些人、問了哪些事、社會上有哪些傳聞，做到心中有數；三是到省紀委找調查組說明問題、承認錯誤，以從輕處理。」他在悔過書中寫道。
心存僥倖的張某做了前面兩件，第三件事沒做。2014年2月26日被雙規的張某事後稱，「2月18日左右，我已經將銀行儲蓄卡都準備好了，要去省紀委調查組說明問題、承認錯誤，但就是下不了決心。都是僥倖心理在作惡。」
與上述兩名廳官不同，湖北某市人大常委會原副主任羅某對自己的落馬毫無準備，「2014年1月21日晚，省紀委宣布對我實施『兩規』審查措施，猶如晴天霹靂。」
羅某的回憶也來自他的「悔過書」。上述官員雖已被開除黨籍公職數月，其涉嫌受賄一案尚未開庭審理。
南方周末記者獲得的信息顯示，2014年9月1日，「為利用反面典型進行警示教育」，湖北省紀委辦公廳向各市州縣黨委書記、市州縣長、省委各部委、省級國家機關各委辦廳局和人民團體黨委書記，印發了7名被「雙規」副廳級官員在接受審查期間寫的悔過書。
有媒體公開報導稱：江蘇南京、廣東佛山等地的檢察機關，也曾將其查辦的官員的「悔過書」等編製成冊，分發給幹部傳閱，作為反腐倡廉的「反面教材」。
「悔過」的三種腔調
湖北檢察官許俊向南方周末記者介紹，在他數年的反貪案件查辦工作中，所看到的貪腐官員悔過書主要有三大類。
許俊曾辦理武漢鐵路局一名官員涉嫌貪汙案，「該官員到審訊室後，主動要求紙筆書寫悔過書，滿紙寫著對平時違紀行為的悔過，希望交到檢察院領導和其分管領導手中，可以承認完錯誤放他回去」。
「這屬於避實就虛，只承認違紀不承認違法。」許俊介紹，武漢鐵路局這名官員得知自己被刑事立案時，當場大喊悔過書是被逼所寫。
「審訊人員在同步錄音錄像下，當即撕掉其所寫的悔過書，並向其說明悔過書不予附卷。最後，這名官員在零口供下被判決有期徒刑十五年」許俊說。
許俊說的第二種悔過書是「避虛就實型，痛痛快快承認罪行，真真切切懺悔」。剛參加工作時，許俊曾親眼看到一名犯罪嫌疑人在審訊室痛哭流涕寫悔過書，對作案動機、手段等進行長篇描述，甚至挖掘出他讀中學時偷了同學的一支筆的行為。
南方周末記者獲得的湖北某市人大原副主任羅某的悔過書，就屬於上述類型。
「我喜歡購買和收藏手錶，也知道投資名表可以保值增值積累財富。許多民企老闆知道我這種愛好後，就打著朋友間禮尚往來的名義送表給我，開始是送幾千塊錢的石英電子表，後來送上萬、上十萬的名牌手錶，我都收入囊中，毫不節制，甚至到了肆無忌憚的程度。」羅某在悔過書裡說。
他還在悔過書裡承認：某企業為了儘早成立「小貸公司」、加快審核報批進度，對我提出在「小貸公司」中給我10%的股份，並由企業拿出現金400萬元幫我入股……我安排親戚代表我，入股該「小貸公司」成為股東。
許俊眼中的第三類悔過書，是虛實並行型，凡認為紀檢機關所掌控的罪行，「勇於擔當」「踴躍悔過」；凡認為紀檢機關未知曉蛛絲馬跡的，絕口不提。
許俊介紹，其曾參辦的一名官員賄賂案件中，審問就像擠牙膏，「你問他，他就承認就悔過，你不問他就假裝不知道」。審訊結束，該官員前前後後書寫了好幾份悔過書。
「抱有嚴重的僥倖心理，對實在掩飾不了的罪行才承認悔過。這種悔過書佔絕大多數。」許俊說。
悔過書裡的腐敗路徑
江蘇省崑山市檢察院，曾對2008年至2012年84份職務犯罪人員悔過書進行梳理，發現他們貪腐路徑大致相同：曾很優秀，幫助別人賺了錢，覺得得到回報是應該的。
南方周末記者獲得的7名副廳級官員的悔過書中，張某便是一個典型。
2000年，37歲的張某擔任湖北某地級市團市委書記。之後，「不停包裝自己、推介自己，彰顯個人才能。當了三年團委書記，順利當上了這個市一個區的區委副書記、區長」。
「自己看準了一個問題，只有快速發展才能出政績、出幹部，才能快速實現向位高權重的職務邁進的目標。」2006年，張某順利當上區委書記，並在2010年獲得「抗擊金融危機優秀縣市委書記」稱號。
起初有人給張某送錢，被他拒絕。「過年過節，有些老闆、下級送錢，我還推辭，有時還比較堅決，後來就半推半就，有的直接放進抽屜或者公文包裡；開始只在辦公室收錢，後來在酒店、車上也收紅包和信封，在家裡也接待一些親密的老闆和熟悉的下級。」
「不少老闆財富來得容易，他們靠投機，靠政府政策扶持，我看到一批工商企業在區委區政府支持和關照下獲得不少財富。和他們比，自己整天忙忙碌碌，不是開會就是陪客，財富少得多，享受更不能比。」張某說，攀比之心讓他也想有好車子、有別墅。
「工作下級尤其是一些鄉鎮黨委書記和在身邊工作過的同事，他們年年送，開始兩三千，後來三五千，還有的上萬。」張某承認，當時身為區委書記的他，「用金錢往來的次數來衡量上下級關係的親疏，用年節往來看待一個下級是否知道感恩。」
2010年8月，張某被任命為湖北省某廳副廳長。「在屁股還沒坐穩，副廳烏紗帽還沒有戴牢的情況下，又想著高新技術產業投資公司董事長、黨委書記這個正廳位子。」
2014年春節上班第一天，湖北省紀委開始調查張某。「得知這一情況後，我怕影響職位升遷，到處退錢滅火。一周內退出人民幣20多萬元，美元4萬元。遲遲不主動找調查組交代問題、承認錯誤。」2014年2月26日，張某被送進湖北省紀委雙規點。
落馬時已擔任湖北某市市委常委、宣傳部長的幸某在悔過書中稱，他在擔任某縣級市市委書記時和一些有錢人接觸，對高消費生活由羨慕變成攀比，然後開始收取錢物。
「工作期間，某企業老闆多次給我送錢，開始我也覺得不該收、不能收、不敢收。但他一再表示沒有別的意思，只是感謝我的關心。我想自己也確實幫他賺了不少錢，他表示一下也在情理之中，慢慢地我不再拒絕。」幸某說。
「我在收受別人錢物時，開始心理也很猶豫，覺得非常不應該，也很緊張、怕出事。後來一想，送的人都是我上十年的朋友，關係很好，這隻有他和我知道，收下不會有什麼問題。後來就逐漸麻痺了。」湖北某市原副市長鄭某在悔過書中說。
羅某在悔過書中稱，「我在任區長、區委書記時，當地中小企業改革改制正處於熱潮中。區委區政府決定將經營困難、負債纍纍的黃鶴大廈整體轉讓，並確定了通過競爭性談判、出價最高者獲得的轉讓原則。時任國資辦副主任阮某告訴我，他朋友羅某願出最高價，並承諾如轉讓成功，可給我和阮某兩人各100萬元好處費。我的私慾膨脹了，貪念產生了。在研究轉讓意見時，我同意並支持轉讓給羅某的公司。」
期權腐敗與晚節不保
崑山市檢察院分析84份悔過書發現：行賄人與受賄人不再是「一手交錢，一手辦事」，而是行賄人向受賄人進行長期的感情投資，以「水到渠成」的方式交易。
這一點，在南方周末記者收集的廳官悔過書裡也得到證實。湖北某市人大常委會原副主任羅某在悔過書中承認自己存在「期權腐敗」，「我夥同民營企業主，以不法手段為民營企業承接開發區基建工程項目，並從中收受好處費，我將送給自己的好處費存放在私營老闆處，為日後退休經商、做生意積累本錢。」
年齡漸大仕途接近尾聲，臨退休前想撈一把以致晚節不保，也是一些落馬官員在悔過書裡較多提及的問題。
2014年1月，湖北省某省級單位原副主任魯某被雙規。他在悔過書中稱，「擔任副主任以來，為省屬企業解決了不少難題，為企業發展辦了一些好事，為國資監管開創了一些在全國有影響的工作，現在已經五十七八，職務上難以有進步，就這樣了。快到退休的年齡了，也該圖點清閒、享點福了。」
從此，「企業的領導同志來請我吃飯喝酒，能去的我都去了。後來拿著幾萬元應由自己家庭負擔的購物發票，到自己所監管的企業和單位給予報銷。」自家房屋裝修時，魯某想把房子裝修得好一點，「但家裡錢不多，怎麼辦？於是找朋友潘某幫忙。結果朋友一幫就是六十多萬」。
2014年4月被雙規的湖北某地級市人大常委會原副主任王某，心態與魯某類似。「從我犯錯誤的時間段看，主要集中在擔任副市長期間。中後期，認為自己快到點，再有幾年就轉崗退休了，能撈一點是一點，以便把晚年生活安排得充實一點、安逸一點。」
王某的心態變化，給商人們提供了可趁之機。「我身邊的開發商、建築商，天天在琢磨、研究我，看我有什麼嗜好，愛搞什麼活動，喜歡聽什麼話。我被吹捧得暈暈乎乎。」他在悔過書中顯得很清醒，「這些人一開始就設計了陷阱，等我往下跳。當然蒼蠅不叮無縫蛋，我的錯不能全怪別人」。
湖北檢察官許俊向南方周末記者介紹，過去官員們的悔過書，一般不會提及婚外情，最近有越來越多官員會交代這一問題，尤其是存在權色交易的。
「從2001年開始，就與他人長期保持不正當兩性關係，一直保持了13年之久，嚴重傷害了雙方家庭和親人，嚴重違反黨的紀律和社會道德，也影響了夫妻感情，在小孩心裡留下了陰影。」張某在悔過書裡說。
羅某則說，「在生活作風問題上，我見不少官員都有『婚外情』，對此我十分認同，認為兩廂情願，頂多是個道德問題，是小節、小事。於是，對自己放鬆約束，先後與三名女性發生了不正當關係。」
他在悔過書中詳細講述出軌的後果，「我和前妻婚後長期不和諧，對家庭和她本人很少投入精力和關愛，而且我婚後有不正當男女關係，道德上總覺得對她有些虧欠，想經濟上更多地補償她。」他為前妻創造條件，「讓其參與高利貸、收受現金和裝修款、紅木家具等違法犯罪活動。」
南方周末記者獲得的多名廳級官員悔過書顯示，除了商人、熟人、下級，親人也是官員們落馬的「引路者」。
羅某不僅僅「放縱前妻」，還讓自己哥哥跌入泥潭。羅的二哥對其從小到大關照很多，兄弟情深。「他身體不好，提前退休，生活比較拮据，尤其近幾年，兒子赴美留學、妻子患癌症開刀和術後恢復，開支很大。」羅在悔過書中說。
「我覺得應幫幫他，彌補兄弟之情的虧欠。我先後讓民營企業老闆給他送錢，每人給幾十萬幫助他，還讓老闆採取高額回報投資方式，為他獲取巨大利益。」羅某說。
魯某在悔過書中稱，「有些錯誤，是在我想辦又不想辦的時候，家人推波助瀾後辦的。」為了給兒子在北京買結婚用房，他妻子「背著我與我的關係單位和個人借錢，但又沒有按借錢的規矩辦，客觀上構成了受賄事實。另外還背著我，找我的關係單位報銷了一些購物發票。我沒及時糾正，而是遷就默認，以為能僥倖過關。」
寫悔過書的兩重動機
湖南省紀委一名長期參與辦案的官員向南方周末記者介紹，有些被查官員寫悔過書是自願的。「自願寫悔過書，說明這個人能認錯認罪，有悔改的意願和表現，可以酌情從寬或從輕處罰。」
湖北檢察官許俊則向南方周末記者指出，長久以來「坦白從寬」的刑事政策迫使落馬官員認罪悔過，指望在刑事審判中得到較輕的刑事處罰。在司法實務中，「悔罪」確實可作為從輕量刑的情節之一。
他說，最高人民法院出臺的《人民法院量刑指導意見（試行）》第三部分常見量刑情節的適用，第七條有規定：「對於當庭自願認罪的，根據犯罪的性質、罪行的輕重、認罪程度以及悔罪表現等情況，可以減少基準刑的10%以下，依法認定自首、坦白的除外。」
北京律師劉曉原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認為，貪官案發後，為了從輕處罰，才寫下套話連篇的「悔過書」，表明自己要痛改前非，重新做人，這其實是慣用手段，是為了在審判中處於有利地位的一種策略。
許俊向南方周末記者介紹，落馬官員「熱衷」於寫悔過書，是因為他們被物理強制隔離（被採取雙規措施或刑事立案）後，害怕將來的刑事處罰，對組織有所乞求、對法律有所敬畏，希望能對其網開一面、從寬處理，因此在招供之時或之後，積極剖析自己問題的思想根源，坦白罪過，承認罪行；另外，失去人身自由後的孤寂無助感，也會讓違紀違法官員有想與人交談、自我書寫的欲望。
許俊告訴南方周末記者，辦案人員也樂於見到被查官員寫含有悔過內容的自書材料。
「悔過書中往往帶有對犯罪行為構成的主客觀供述，這種悔過性質的罪行自書材料往往可以成為刑事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的供述』證據之一，杜絕其翻供或使其不能翻供。寫了悔過書的官員，一般不會翻供。」許俊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