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軍長徵用了哪些宣傳方式?

2020-12-11 劉明生說長徵

紅軍長徵橫跨14個省份,沿途走走停停,不僅要與敵交戰,還要在路過的村莊做好宣傳工作,讓民眾了解紅軍、接納紅軍。

如果說戰火為紅軍的勝利增添了一絲英雄色彩,那麼如今留下的那些標語,廣為傳唱的革命歌曲,倒是把紅軍溫情脈脈,體恤百姓的核心表現的淋漓盡致。

兩萬五千裡的跋涉,紅軍最常用的宣傳方法有三種,新聞宣傳、標語宣傳以及紅色歌謠宣傳。

這幾種宣傳方式從最開始的不懂變通到後來的靈活機動,讓紅軍摸著石頭過河的同時,把未知的恐懼戰勝了。

1931年11月7日,紅軍在瑞金紮根,中央軍委準備擴充兵力,以此來應對國民黨的「胡攪蠻纏」。

擴紅工作有序開展,可是加入隊伍的人卻沒有很多,這讓將領們都有些「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

當地的老百姓們很好相處,對紅軍也和和氣氣的,只不過大部分人忙於勞作,不是在耕田就是在鬆土、施肥,抽不出空來去了解紅軍這支部隊。

起初,戰士們的宣傳標語寫的很正統,「只有蘇維埃才能救中國」這一類形式的標語較為普遍。

其實細看這個標語也沒有什麼毛病,但是大字不識幾個的農民們看不懂,產生不了共鳴。

標語沒有表達出普通民眾心中的願望,也沒有具體的事情交代,顯得比較空洞,號召力很有限。

蔣介石在1932年到1934年間,對紅軍發動的圍剿力度很大,派的兵力一直都是碾壓式的,人數、武器上都優於紅軍。

雖然在毛澤東同志的有力領導下,前三次的圍剿以運動戰奪下了勝利,可是還是犧牲了不少的將士。

第四次圍剿和第五次圍剿由博古和李德指揮,更多的戰士無辜戰死。

減員嚴重的部隊,需要招募新兵來維持原有的生命力。

這下,宣傳工作的短板暴露出來了。

死板的標語開始改進,戰士們嘗試著從事情切入,讓老百姓知道紅軍到底都做了哪些實事。

比方說,當時李宗仁、白崇禧等地方軍閥使用金庫券吸取民間資金,強迫群眾修炮樓和馬路,紅軍就順勢提出:「反對李宗仁、白崇禧吸取民間資金」、「不替李白軍閥修炮樓修馬路」的口號,贏得大家的信任。

長徵前夕,《紅星報》問世,這一報紙是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共同主辦的,準備用來在長徵中傳達戰鬥指令。

爾後,1934年10月6日,總政治部下發的《關於準備長途行軍與戰鬥的政治指令》中特別強調了「張貼宣傳品和書寫標語」的重要性。

中央紅軍撤出瑞金,紅色中華新聞臺、紅中社以及宣傳部一起被編入中央縱隊(也叫紅章縱隊),隨軍出徵。

為了能夠及時地油印宣傳標語,紅軍把印刷機帶上了路,雖然很笨重,但一直都由腳夫挑著,每天給工錢,一路背到遵義。

途中,戰士們每到一個地方,第一件事情就是搞宣傳。

國民黨精明的很,宣傳工作做的很好,但是他們不宣傳自己,而是花功夫去詆毀紅軍。

他們在全國各地都有分部,所以總能在紅軍去到某地之前,快人一步地先將一軍。

紅軍要往哪裡走,他們就在哪裡說紅軍的壞話,他們在報紙上發布消息,派反動派去各地遊說。

這一套還真的很管用,很多沒有見過紅軍的老百姓,起初都被唬住了,一個個地都往山裡跑,躲起來不敢露面。

這種情況多了,為了加快行軍速度,深入地傳達自己的主張,紅軍每到一處,安營紮寨後,就開始寫標語、發新聞。

關於紅軍打了哪些仗,取得了哪些勝利,都會記錄在新聞報紙上。

貫穿長徵的新聞宣傳,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紅星報》裡,將領們會發表自己寫的文章、爬雪山過草地時的動員講話,也會轉載一些蘇聯塔斯社的英語新聞和日語新聞。

國民黨軍的軍事動態,也會登載在報紙上,這樣不僅能讓老百姓更全面的了解紅軍,還可以供其他的主力部隊作參考,好決定下一步的行動。

這個時期,紅軍的標語變得更加簡潔明了。

比如「打土豪、分田地」,「實行耕者有其田」,「紅軍是農民的子弟兵」,「活捉蔣介石」,「加入紅軍、北上抗日」,一下戳中要害。

而為了動作更快,寫標語幾乎是全員出動,只要是能寫字的,就都去寫。

能寫字的意思就是,只要有手,就都可以寫,即使一開始不會,也要主動練習寫熟來。

將領們加入到其中,大家嚴格要求自己,每人每天必須寫一到五條標語,到了宿營地就開始寫。

當時用來寫標語的工具不限,有人用毛筆,有人用炭灰,還有的用粉筆和石灰塊。

農村的牆上,路上的大石碑,一些標誌性建築上,牌坊、門柱、樹幹上,都被紅軍寫上了標語。

看起來很壯觀。

新聞宣傳和標語宣傳是最基礎的宣傳方式,除此之外還有歌謠宣傳,這個難度稍微高一點。

早在中央蘇區的時候,危拱之和李伯釗等人就在戲劇方面開闢了一條康莊大道,唱著表達革命情懷,老百姓們很感興趣,也更聽得懂。

宣傳部隊裡幹文藝工作的,很多都是女兵,留過洋,學識淵博,見識深遠。

她們多才多藝,編了一首又一首朗朗上口的歌謠,讓一路上歡歌笑語不斷,讓各地老鄉都陶醉在歌謠裡,一心想要加入紅軍。

這種宣傳見效快,英姿颯爽的女紅軍在街上一站,表演起歌曲和舞蹈,圍觀的人多了,目的就達到了。

很多記錄紅軍長徵過境的書,比如《沿途親歷者憶長徵卷》中,其中就有很多片段提到了女兵們的風採,那些聽過紅軍歌謠的人,說出來的話,可信度自然很高。

這三種主要的宣傳方式,戰士們只要用心,基本上都能夠做得來。

即使文化水平不高的人,也能在耳濡目染中,用粗淺的語言和對仗不太工整的句子去描述紅軍的主張。

可以說,宣傳工作是紅軍眾人齊心協力搞起來的。

當然,長徵中也用到了其他的宣傳方式,畫報宣傳、樣板戲宣傳等,但是刻版畫不是誰都能上手的,演戲也講求天賦,這就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畢竟,紅軍隊伍裡只有廖承志等少數人會畫畫,胡底、錢壯飛、潘漢年、李伯釗等家境比較優越、有文學底蘊的會表演。

而像廖承志、胡底、錢壯飛這樣的全能人才,在當時還是很稀缺的,所以這幾樣宣傳方式,就比較少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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