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基本信息】
作者：葉成城，同濟大學政治與國際關係學院助理教授，同濟大學中國戰略研究院研究員，主要研究方向為比較政治學和科學方法論。
出處：《理解早期西歐現代化：概念、動力與機制》，載於《比較政治學研究》2020年第1輯，第55-80頁。
【摘要】現代化是比較政治中經久不衰的話題，它在過去數十年時間內經歷了充分的討論與發展。本文首先從不同學科的視角將歐洲現代化的基本概念分為不同的維度。以此為基礎，文章區分了早期西歐現代化的內部動力和外部動力兩種理論，指出了兩者的不足之處，並基於因果機制，結合這兩類理論給出一個綜合性的解釋框架。最後，文章以英國、荷蘭等代表性歐洲國家的現代化歷程為例來展示上述框架的解釋力。
【關鍵詞】西歐現代化；國家建設；現代化的動力；因果機制
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其現狀都不是與生俱來的，而是國家在歷史過程中長期發展和沉澱的結果。當今各類國家發展和治理問題的討論中，某種程度上都是以已經實現現代化的「西方國家」為背景。而在提及發展問題時，西方國家或者說「西歐」[1]更是成為了發達國家的代名詞，對此許多學者提出許多著名的問題。例如「大分流之謎」和「李約瑟難題」都指向了這樣的疑惑：為什麼在16-19世紀只有西歐出現了技術革命，中國或者「東方世界」為什麼在這個時候落後了？[2]要思考和回答這個問題，我們需要重新梳理和審視現代化的概念，回到「西方世界興起」的初期，分析早期西歐現代化的動力，重新察看西歐興起的過程與機制。
一、理解國家發展：早期西歐現代化維度和概念現代化的定義無疑是多樣的，但是多數定義都仍然以早期西歐的發展模式作為基本的模板，多數現代化理論都出自於西方國家，因此早期西歐現代化通常是「普遍意義上的現代化」話語下最具典型性的案例。為了便於敘述，下文所討論的現代化都指代早期歐洲現代化，即地理大發現以來，西歐國家突破馬爾薩斯陷阱實現了經濟飛速發展的過程，這一個過程往往伴隨著政治、社會、觀念等各方面的變化。早期西歐現代化是一個跨學科的研究，因此要全面系統地理解現代化的內涵，就需要基於一個綜合性的視角，汲取各個學科所提供的「真相碎片」。現代化研究的文獻數量非常多，其定義也因研究者的學科或偏好而不盡相同，按照不同維度可以分為如下幾個方面。首先，經濟學維度對早期西歐現代化的定義通常圍繞經濟增長和工業化展開。在威廉·劉易斯（William Lewis）的視角下，經濟現代化可以視為農業剩餘勞動力向製造業轉移，不斷減少傳統農業部門的重要性，二元結構最終消失的過程。[3]羅斯託（Rostow）將現代化視作經濟迅速發展的過程，這個過程伴隨著新工業的不斷發展和農業的商品化。[4]西蒙·庫茲涅茨（Simon Kuznets）從經濟學角度提出了現代化的六個特徵：第一，人均產值和人均增長率很高；第二，生產力提高很快；第三，經濟結構轉變速度快；第四，有緊密聯繫而且極為重要的社會結構，其意識形態也迅速變化；第五，運輸和交通能力足以拓展到世界上其餘地區；第六，經濟增長的傳播。[5]其次，政治學維度對於早期西歐現代化的定義偏重於國家建設。賈恩弗朗哥·波奇（Gianfranco Poggi）將現代化進程視作是人類社會進化的主要環節，近代國家的起源和發展構成了這一環節中最顯著的方面，即國家建設的過程。[6]塞繆爾·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將政治現代化視作是一個權力集中、擴大或分散的過程。[7]布萊恩·唐寧（BrianDownning）把現代化定義為小型、分權的自給的封建領主被大型、財政集中的、用先進裝備武裝自己的君主所代替的過程。[8]魯恂•派伊（Lucian Pye）在1965年提出關於政治發展的涵義：工業社會的政治形態、民族國家的運轉方式、民族國家、行政和法律的發展、大規模的群眾動員和群眾參與、民主建設、穩定和有序的變化以及多元社會的變遷。[9]第三，社會學維度的西歐現代化則偏重於觀念或結構。埃米爾·涂爾幹（Emile Durkheim）將社會劃分為「機械團結」的社會和「有機團結」的社會，前者是不發達的社會，而後者屬於現代工業社會。[10]馬克思·韋伯（Marx Weber）則將新教倫理和現代化的資本主義精神相聯繫，認為觀念因素是現代化的重要動力。[11]戴維·阿普特（David Apter）把現代化視作一種理性和有意識的選擇，他認為成為現代意味著將生活看成是可替代的偏好和選擇，現代化的過程就包含了兩個方面：改善選擇條件，以及選取最令人滿意的選擇機制（如政治制度）。[12]第四，軍事或者科技的現代化。在威廉·麥克尼爾（William McNeill）的敘述中，現代化伴隨著軍事技術不斷改進和它與工業相互作用不斷增加的過程。[13]伊恩·莫裡斯（Ian Morris）用能量獲取、社會組織、戰爭能力和信息技術來度量國家的文明程度。[14]吉爾伯特·羅茲曼（Gilbert Rozman）用非生命動力資源與生命動力資源之比率來界定現代化程度，他認為當在生命動力資源的增長已經變得無法補償費生命動力資源哪怕是相當少量的減弱時，就可以視作實現現代化。[15]第五，財政現代化。瑪格麗特·利瓦伊（Margaret Levi）開篇就提到了國家歲入生產（revenue production）的歷史即國家的演進史。[16]財政的現代化與政治和經濟的現代化息息相關，其中最為重要的標誌是預算制度。諾斯和溫格斯特（North and Weingast）在考察英法兩國的財政制度時發現，預算制度更加有利於國家以更低的利率籌措資金。[17]尼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在討論考察英國與法國和荷蘭的財政制度差異時，認為英國的優勢就在於同時具備中央集權的稅收體系、透明的議會預算和早期的中央銀行制度。[18]最後是關於西歐現代化的綜合性定義，往往涉及到多個現代化維度。如亨廷頓將現代化視作是一個多層面的進程，涉及到人類思想和行為所有領域裡的變革，城市化、工業化、世俗化、民主化、普及教育和新聞參與等都是現代化進程的主要層面。[19]安東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提出了現代性的四個制度維度，分別是對信息和社會的督導的控制，在戰爭工業化情境下對暴力工具的控制，「人化環境」的發展，在競爭性勞動和產品市場情境下的資本積累。[20]這些關於西歐現代化的維度或定義主要限於描述現代化的特徵或關鍵因素，闡述了現代化「是什麼」的問題。相對的還有另外一類概念則闡述現代化「不是什麼」的問題，它將現代化解釋概括成一個脫離傳統的社會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傳統」社會由此獲得「現代」屬性。[21]這類概念也時常以時間的維度來區分現代，如吉登斯認為，現代性指社會生活或組織模式，大約17世紀出現在歐洲，並且在後來的歲月裡，不同程度地在世界範圍內產生影響。[22]結合上述定義，本文將早期西歐現代化總結為一個綜合與動態的過程：早期西歐現代化是在大西洋貿易之後，歐洲的國際競爭日趨激烈，傳統社會在啟蒙運動的影響下出現現代思想，在經歷一系列的權力鬥爭之後通過制度變遷實現產權制度、財政預算制度、常備軍制度等等，進而推動工業化、技術革命與經濟高速增長。
二、發展先進：早期歐洲國家現代化的動力 理解早期西歐現代化的基本定義與特徵之後，需要進一步討論的是，歐洲先於其它地區實現現代化，其國家發展的動力到底源自何處。多數社科文獻都集中於討論在早期歐洲現代化過程中，什麼樣的關鍵因素，通過何種方式推動國家現代化。從動力來源來看，這些理論可以分為兩種類型，即內部動力理論和外部動力理論。1、現代化的內部動力早期西歐現代化的內生理論認為，西歐之所以比其他地區更早地實現現代化，是基於國家內部的制度基礎、國家能力和社會結構，他們強調特定的這類因素或者因素組合是現代化的必要條件。（1）制度經濟學派。制度經濟學派強調對產權的保護以及憲政是西方世界興起的主要原因。道格拉斯·諾斯（Douglass North）等人提出，有效率的經濟組織是經濟增長的關鍵，也是西方世界興起的原因，因為有效率的組織需要在制度上作出安排和確立所有權以便造成一種刺激，將個人的經濟努力變成「私人收益率接近社會收益率」的活動。[23]在《西方世界的興起》一書中，諾斯等人用了長時段的視角分析了中世紀以來產權制度的發展：在西班牙和法國，代議機構為了穩定而放棄了對徵稅權的有效控制，從而使得王權逐漸具有無節制改變稅收的能力，最終造成了生產效率的低下；而荷蘭和英國對私有財產的保護則為商業貿易與創新創造力有利環境，從而實現長時間的經濟增長。[24]曼瑟爾•奧爾森（Mancur Olson）也提到了類似觀點，認為在光榮革命後，英國的有限君主、司法獨立和《權利法案》促進了產權保護，最終使英國最先發生工業革命。[25]戴維·蘭德斯（David Landes）在討論為什麼是英國而非其他國家爆發工業革命時，同樣將其歸因於英國的產權制度、契約精神和高效的行政管理，將英國稱之為早熟「超前現代化的工業國」。[26]達龍·阿西莫格魯（Daron Acemoglu）和詹姆斯·羅賓遜（James Robinson）則用包容性制度和汲取性制度的差異來討論經濟增長和國家興衰，認為前者更有利於增長。[27]因此制度學派的邏輯鏈條大致上可以總結為：制度安排→經濟績效→大國興衰。（2）國家能力論。現代化進程往往觸動許多地方貴族和官僚的利益，較強的國家能力意味著政府可以通過主動引導、執行和實施特定的政策。一方面，國家能力對於整體社會發展和規划起到重要推動作用。埃裡克·霍布斯鮑姆（Eric Hobsbawm）在討論英國現代化時，總結出了三個方面的基本條件，即國內市場、對外出口和政府扶持。[28]羅斯託提出了經濟現代化的三個必備條件：（1）生產性投資率佔到國民收入的10%以上，（2）一種或者多種製造業部門的迅速成長，（3）一種政治、社會和制度結構的迅速出現，這種結構推動了利用了推動現代部門擴張的力量和發動階段的潛在對外經濟影響，即意味著具有很大的國內籌集資本的能力。[29]西裡爾•布萊克從國家能力的角度列舉了現代化的五個基本前提：對新的外國影響的接受能力、管理和動員資源的能力、經濟生產能力、城市化能力和對教育和知識的尊重。[30]另一方面，即便施行了新政或者制度變遷，但是缺乏國家能力仍然不能保證將其轉化為國家的綜合實力而在國際競爭中獲勝。[31]歷史上不乏有富國被窮國擊敗的案例，一旦在戰爭失去殖民地或者富饒的領土，就很難再奪回，因此國家往往需要在單純的軍事經濟發展政策目標之間進行權衡。[32]因此這類理論的總體邏輯如下：國家能力→政策執行→大國興衰。（3）社會結構論。社會結構理論主要以社會結構作為主要視角，來闡釋這些結構或結構的變化如何影響到國家與社會的制度變遷。在早期西歐現代化的研究中，可以分為如下幾種類型。首先，一部分歷史研究聚焦於討論王室和貴族的關係，將政治發展視作是政治精英的國家建設過程。如傑裡米·布萊克（Jeremy Black）從政府和精英關係的社會動力學角度查看制度變遷，將制度變遷的過程視作是國王和被統治者之間不斷重新談判的產物。[33]其次，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理論將現代化的動力視作是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內在矛盾所引起的革命，將西歐現代化歷程視作是馬克思主義話語下「資本主義勝利」的過程。[34]羅伯特·考克斯（Robert Cox）認為，社會革命不是來自外部的突發事件，而是國家內部發生的改變，是用一種國家形式來取代另一種形式。[35]佩裡·安德森（Perry Anderson）認為商品經濟發展階段和羅馬法的復興產生了兩個方面的後果，自下而上強化的私有財產與自上而下強化的公共權威的競相發展，最終導致了從封建主義到資本主義的過渡形態，即絕對主義國家。[36]類似的，巴林頓·摩爾（BarringtonMoore）從地主、農民以及資產階級的關係提出了農業商品化的政治發展理論，他認為農民應對農業商品化挑戰的方式是決定政治結果的關鍵性因素。[37]第三，麥可·曼（Michael Mann）提出了四種社會權力的來源，用政治、軍事、經濟和意識形態四種社會的權力網絡將社會生活會和歐洲各地的相異而又重疊的領域組織起來，社會變遷是這四種權力互相作用的結果。[38]發端於中世紀歐洲在這四個權力網絡中的一個特殊耦合，即中世紀歐洲的天主教世界為歐洲提供了一個政治和文化的整合力量，在宗教勢力和城市經濟勢力的制約下，歐洲逐漸發展出弱專制、強協調有機國家，為工業資本主義、民族國家和民主社會的來臨提供了條件。[39]因此結構主義的邏輯可以總結為：結構性因素→制度安排→國家興衰。2、現代化的外部動力與內部動力理論不同，現代化的外部動力理論強調地理稟賦或國家外部因素在關鍵節點扭轉了歷史的發展，從而導致了西歐在1492年至1789年間的經濟發展速度遠遠高於其他地區，並最終通過貿易、殖民或侵略等方式將現代化的浪潮傳播到世界其他地區。（1）自然稟賦論。在討論自然條件對於現代化的作用和影響時，地理環境是理論邏輯鏈條的起點。在戴蒙德的經典論述中，大陸軸線方向的不同造成了糧食生產傳播速度差異，最終造成各大洲之間巨大差異。[40]埃裡克·瓊斯（Eric Jones）認為，歐洲豐富的政治多樣性、資本積累和貿易都可以解釋為歐洲特殊的區位和資源稟賦的結果：衝積三角洲和較低的氣溫使得農業生產力低於東方，較低的人口密度可以避免過度集權；而更少的自然災害則促使其了人均收入高於亞洲；多樣的氣候賦予了分散的資源組合，促成了遠距離的商品批發貿易。[41]狄·約翰（John Didier）在其主編的《氣候改變歷史》一書中到了氣候變化對於歷史進程的影響，它主要體現在經濟上，通過影響農業人口和政府的關係，最終影響了制度變遷的方向。[42]因此這類的自然環境決定論的邏輯鏈條大致上可以總結為：地理環境→制度安排→經濟績效。（2）海外貿易論將地理大發現和大西洋貿易視為主要的外部衝擊。高程通過比較16世紀至工業革命時期的英國、18世紀至19世紀的美國和晚明時期的中國，進一步得出結論：在受到外部要素衝擊時，具有生產性階層的財產權利得到國家偏袒性制度的保護，是大國實現長期增長和在國際競爭中取勝的關鍵。[43]阿西莫格魯等人認為1500年後西歐的崛起主要是由於大西洋貿易，這種貿易和相關的殖民主義不僅直接影響到歐洲，而且間接地影響到制度變遷，大西洋貿易的增長通過限制君主制的權力，加強了商人群體的力量，最終出現了有利於經濟增長的產權保護制度；而張宇燕和高程則提出了「貨幣非中性」的概念，認為貨幣數量變化的速度和強度，在長期中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是非中性的，而階級力量的消長最終會影響到制度變遷的方向。[44]這兩篇文章幾乎是在同一時期出版的，阿斯莫格魯等人用兩階段二乘估計的定量方法，而張宇燕等人則是用傳統的案例分析和過程追蹤的定性方法，兩者殊途同歸，共同展現了如下的因果機制，即：外部衝擊→財富積累與重組→商人階級壯大→權力鬥爭和創建規則→增長與崛起。（3）國際競爭理論強調國家之間的競爭對於現代化的推動作用。麥克尼爾認為，歐洲長期的分裂造成了劇烈的競爭壓力以及與其他文明的接觸乃是社會變革的主要動力。[45]約翰·查爾茲（John Childs）通過對整個歐洲戰爭歷史的詳盡敘述，展現了三十年戰爭以後軍事變革對於王室和貴族關係、國家能力變化乃至18世紀末期的革命運動的影響。[46]查爾斯·蒂利（Charles Tilly）的《強制、資本和歐洲國家》是這一領域的經典之作，他在書中闡述了這樣的觀點：在戰爭的壓力下，無論最初國家遵循強制、資本或者中間模式，都要匯聚到資本和強制的集中，即遵循了「戰爭促成國家，國家導致戰爭」的邏輯，他強調對戰爭資源的榨取和爭奪造就了國家的中央組織結構。[47]唐寧認為國家體系和軍事組織決定了國家形成以及憲政變革的進程，戰爭是近代歐洲國家形成的關鍵，因而動員能力高的國家最終建立軍事-官僚式國家（如普魯士和法國），反之則保留了憲政主義的傳統（如英國、荷蘭、瑞典和波蘭）。[48]託馬斯·埃特曼（Thomas Ertman）在《利維坦的誕生》一書通過三種因素的結合來解釋歐洲國家之間的差異：1）地方精英抵制王權的能力；2）國家結構在地緣軍事競爭（1450年）之前或之後出現，前者國家控制較弱而後者則較強；3）代議機關對行政管理和財政基礎結構的獨立影響。他認為無論是憲政制度還是絕對主義制度，都只有官僚制而非世襲制更有可能實現現代化，但即便在官僚制中，英國為代表的官僚憲政制度仍然優於普魯士為代表的官僚絕對主義制度。[49]這類研究的因果路徑為：國際競爭→國家建設→早期國家現代化。
（4）在最新的一些研究中，研究者採用一種經濟史與計量方法相結合的路徑，通過大樣本、長時段的回歸分析認為瘟疫、戰爭和城市化是早期歐洲現代化的動力。[50]馬克·迪森科（Mark Dincecco）等人通過對800-1799年的歐洲城市人口和戰爭的數據的分析發現，軍事衝突是城市化的主要動力，即擁有防禦設施的城市起到了避風港的作用，戰爭促使農村人口為了逃避戰亂而進入城市，從而加快了歐洲的城市化進程。[51]而歐洲政治分裂一方面避免了統一的集權政府，創造了新的社會團體促進了商業與經濟的發展；另一方面，政治分裂所引發的戰爭殺戮與疾病導致大量的人口死亡，使得前現代歐洲的人均收入高於其他地區，從而增加了歐洲成功實現工業化的可能。[52]這類研究的因果路徑為：戰爭與政治分裂→城市化與商業發展→現代化。3、內部動力與外部動力理論的不足之處前面我們展示了大量的前人研究的理論和路徑，我們需要對現代化理論進行一個基本的思考：即為何存在大量眾說紛紜的理論，並且多數理論都可以存在定性或定量的實證依據？事實上最為合理的解釋是，多數理論在邏輯上並非競爭性解釋，各類理論僅僅展示了現代化的因果機制的不同層面和不同階段，因此往往也存在各自的缺陷。內部因素理論往往偏重於結構和功能性解釋。制度經濟學派解釋了政治文明發展的原因，但卻無法解釋為何在制度變遷過程中存在眾多殘酷的鬥爭。[53]國家能力論強調國家的自主性和能動性，但是往往忽略了外部環境對於國家戰略行為選擇以及認知的約束。利益集團和階級鬥爭理論過度地強調了結構的作用，對於觀念和微觀行為的討論往往會不足。更為重要的是，內部動力理論很難解釋為何這類因素一直存在，但是恰好在1500年前後歐洲突然與其他地區拉開差距，從人均GDP與中國相近，到1820年已經接近中國兩倍。[54]外生衝擊理論看到了外生因素對於社會結構的影響，但忽視了國家力量對於海外擴張的推動力和作為其後果的西歐階級結構的迅速分化，僅以物質外因對西歐這場「翻天覆地」式的變革進行解釋則略顯單薄。[55]自然稟賦或外部衝擊可以部分解釋1500年世界各大洲之間的差異，但無法解釋西班牙和英格蘭之間的差異。國際競爭理論可以解釋為何哪些國家成功，卻無法哪些國家為何在國際競爭中失敗。美洲金銀理論顯然是最接近於機制性的因果解釋，但是它仍然無法細緻描述初始條件對於制度變遷不同階段的影響。要解決上述的兩種理論問題，在理論構建過程中，就需要結合這兩類理論，用「因素+機制」的框架進行綜合性的解釋。這個解釋框架的目的在於同時解釋比較政治中兩種結果的差異，即西歐與其它地區的差異和西歐內部的差異。結合這兩種方式的理論構建，需要基於上述對現代化內涵的理解：國家外部衝擊產生了「現代化的觀念」，通過一系列的「現代化」的行為措施，經歷一個漫長而痛苦的「現代化」歷程後，在經濟、政治、軍事和財政等層面實現了現代化。當然，這一過程並不意味著對外部或內部因素的偏好，因為外部衝擊提供了社會變革的可能性，但是需要適宜的內部條件來推動之。因此我們需要通過藉助於因果機制來拼接真相和理論的碎片，通過追蹤整體的過程來考察各個因素和機制在國家現代化歷程中所發揮的作用。藉助於「觀念（idea）→行為（action）→結果（outcome）」這一機制，[56]圖1將早期歐洲現代化的機制可以分為核心機制和輔助機制。核心機制展現了一種「理想化」的過程，即國家如何通過一系列機制實現現代化；而輔助機制則著重於體現國家之間的發展差異，即哪些機制導致了西歐各國最終在現代化程度上的差異。早期歐洲現代化的核心機制可以視作如下4個階段：大西洋貿易→改革共識→現代化改革與制度變遷→富國強兵。在每一個階段，早期國家現代化機制都可能因為特定輔助因素的影響而「中斷」。因此需要通過察看每一個階段中，輔助因素對於具體機制和過程的影響作用。
1、外部衝擊正如許多理論家和歷史學家所觀察到的，在缺乏外部衝擊的前提下，歐洲社會的變化和發展是極為緩慢的，因此它需要諸如大西洋貿易這樣的「外部衝擊」來加速社會的變化。可以看到，大西洋貿易幾乎是早期歐洲國家現代化的「入場券」，那些參與大西洋貿易國家的發展水平顯著高於未參與大西洋貿易的國家。[57]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認為西歐在18世紀逐漸超越東亞的主要原因是新大陸和非洲的奴隸貿易與新大陸輸入的貴金屬帶來的「生態緩解」。[58]地理大發現後，美洲金銀提高了歐洲居民實際收入，甚至沒有直接參與大西洋貿易的地區也獲得間接的好處。[59]而地理因素是大西洋貿易的必要條件，參與大西洋貿易的國家幾乎都集中在西歐，這是地理鄰近和西歐在航海方面的優勢所帶來的結果。[60]具體而言，地理區位和航道影響海外貿易，國家如果擁有能作為通往較遠地位的便利通道，民眾就更加願意與其他各地進行貿易。[61]因此在第一波現代化過程中，西歐之外的地區尤其是「東方世界」幾乎不存在現代化的可能性。[62]
2、改革共識大西洋貿易帶來了國家內部改革的共識，即在密切的對外交往過程中，國家需要應對複雜的國際競爭和工業革命引發的新局勢。在國家內部，過去歐洲中世紀所遺留的舊制度越發難以適應新的現象和問題，例如通過產權保護來刺激國內生產，通過可預期的財政來籌款應對日益昂貴的戰爭，以及王室如何處理同日益強大的商人階級的關係等等。一些重要因素決定了國家內部是否能夠達成現代化改革的共識。首先，受到大西洋貿易與宗教改革的影響，從1492-1789年，出現了大量的思想家、經濟學家和哲學家，這些思想涉及到政治、經濟、財政等諸多領域。儘管在16-18世紀，世界各國仍然實行了較為嚴格的書報檢查制度，但是西歐的君主們基本無力像中世紀那樣嚴格地控制上流社會的思想，貴族和教士中的開明派通過對改革的支持、對舊制度的抨擊或者參與政府機構等方式來推動現代化。[63]其次，國家作為一個能動者會總結每一次大國較量的經驗，總結和效仿成功者的優勢，吸取失敗者的教學，採取更先進的制度與策略。尤其到了18世紀中期，英國已經基本完成了近代意義上的工業革命，技術已經明顯領先於各國，各國都來觀察、訪問和努力學習英國。[64]
3、現代化改革的實施當國家達成了改革共識後，需要同過去的舊制度作鬥爭，排除阻力推行經濟、政治、社會、技術和財政各個維度的現代化改革。改革所推行的新政在動員和實施過程中會遇到各方的阻力，最終因各種天災人禍而失敗。在啟動了改革的那些國家中，國家能力和社會結構決定現代化改革能否有效實施。首先，國家能力影響政策實施過程中的動員能力，新政只有獲得各級的官僚機構以及社會各階層的支持，才能夠有效落實到具體的省市和農村，缺乏有效動員就意味著改革在一開始就不可能有太多成效。國家能力也決定了政策能否有效和精確的實施。[65]因為改革往往觸動許多地方貴族和官僚的利益，較強的國家能力意味著政府可以採取各種方式來監督新政不被抵制或歪曲。其次，社會結構主要表現在當時的王權與貴族的關係，利益集團的強弱影響到最初的觀念和決策。利益集團的強弱決定了它們與決策者之間的實力對比，在利益集團較強時，決策者與之的聯繫更為緊密，通常也會選擇更為溫和的改革；反之亦然。[66]利益集團的強弱也影響新政的動員。貴族集團作為改革的主要阻力會影響動員的成效，因為動員所依賴的官僚機構仍然大部分是由貴族所佔據。較強的利益集團意味著各地貴族形成了統一的力量來對抗試圖改革的決策者。[67]總體而言，只有具備較強的國家能力和較弱的利益集團，國家在現代化進程中才能成功。[68]國家現代化改革成功的標誌是實現了現代化的制度改革，即政治上建立集權和高效的現代化國家、經濟層面的產權保護和相對穩定的財政預算制度。
4、富國強兵前面三個階段都是圍繞著制度和經濟發展，最後一個階段則涉及到了國家綜合實力，因為增長和安全共同構成了國家強盛的基礎。在所謂的「霍布斯文化」之下，國家還需在國際競爭中獲得優勢才能真正意義上實現富國強兵。對於國家而言，如果無法保障自身的安全，現代化的成果就會因戰爭造成的損害以及領土和殖民地的丟失而毀於一旦，因此具有地理屏障、規模相對較大的國家往往具有這方面的優勢。
四、早期西歐現代化：具體的實證經驗在前文關於早期西歐現代化機制的基礎上，筆者試圖進一步討論西歐國家現代化的歷史經驗。需要進一步說明的是，為了保障案例比較在時空維度的一致性，本文選擇了1500-1820年間西歐國家作為案例進行討論，因此不包括世界其他地區（例如亞洲和美洲），或者中東歐國家（如德國和奧地利），也不討論其他時間段的國家現代化。[69]事實上，不同時期國家現代化的機制是不盡相同的，西歐之外的地區的現代化則基於西歐率先發展的背景之中。前文的現代化機制表明，國家在早期實現現代化是非常不易的，即需要在每一個階段都成功，倘若機制「中止」在特定階段時，現代化就無從實現。正如唐世平教授所言：「現代化就像一個孤島，在試圖遊向這個孤島的過程中，失敗是多數，成功是少數。在邁向現代化的過程中，許多國家要麼還在原地踏步，要麼困在漩渦中，甚至已經沉沒。」[70]因此這部分筆者試圖以上述機制為基礎，用幾個西歐的案例來展示前文所述現代化機制的解釋力。表1通過現代化在因果機制不同階段的「中止」來對西歐國家進行分類，而只有英國獲得了成功而其他國家最終都未能實現現代化，根據上述階段的差異將早期西歐國家分為5種類型。[71]由於篇幅限制，每一個類型主要介紹一個案例。
類型1：英國英國作為最早實現現代化的國家之一，具有諸多的特殊性，是具備了天時地利人和的幸運國家。地理大發現使得美洲金銀大量流入西班牙，英國對殖民地的開發要晚於西班牙。在1588年，英國戰勝了西班牙無敵艦隊，進一步保證了崛起的外部環境，為此後的海外擴張奠定了基礎。英國在17世紀上半葉前都依靠同歐洲國家的羊毛貿易間接獲得金銀，金銀緩慢持續地流入有助於英國國內形成新興工業的投資。隨著國際貿易的迅速擴張，養羊業的利潤大幅上升，在英國出現了著名的圈地運動，大量的農民被迫離開耕地，為城市化與工業發展提供了充足的勞動力，這也促進了英國商人階級的興起。英國重商主義實行出口免稅和進口高關稅，通過立法禁止奢侈浪費從而減少金銀的出口，保持了貴金屬有利於政府的平衡，同時也保護了國內的新興工業的成長。[72]英國的重商主義政策通過獲得海外金銀實現原始積累，以此為基礎，英國引進和發展了新工業，化工、冶金、火藥和軍火等行業逐步發展起來。詹姆士一世的奢侈生活造成了國庫的空虛，對外戰爭進一步加劇了財政危機，這些都使得英國的精英階層出現了迫切的改革共識。在查理一世即位後，為籌措軍費，他在1640年再度被迫重新召開已經被解散數次的議會。[73]在王室同議會徹底決裂後，英國早期的經濟社會結構使得商人階級所支持的議會在內戰中佔據優勢，查理一世也在1649年被送上斷頭臺。儘管在長期內戰結束後，斯圖亞特王朝再度復闢，但在1688年的光榮革命之後就確立了英國式的君主立憲制度，議會制定並通過了《權利法案》，成為英國崛起的重要標誌，因為產權保護制度增加了投資的信心。行會權力的下降和專利法的出現進一步鼓勵了英國的創新，英格蘭銀行的創立則降低了資本市場的交易費用，最終為其在1700年後的持久經濟增長奠定基礎。[74]到17世紀末期英國的主要競爭對手是法國，英國的島國位置意味著不用像法國和荷蘭那樣同時在海上和陸地作戰。與此同時，英國在代議制之下實行了自我約束的財政制度，使得大大增加了民眾對於政府履約的信心，這極大地提升英國政府的融資能力，使得英國得以在九年戰爭（1688-1697年）中擊敗法國。[75]18世紀之後，英國憑藉強大的海軍與工業基礎，在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和七年戰爭中再度擊敗法國，獲得了大量的海外殖民地，最終確立其霸主地位。類型2：荷蘭荷蘭在16世紀以來仍然是哈布斯堡帝國的領地，在海運方面，荷蘭的地理稟賦得天獨厚，擁有天然的河道網絡同時又聯結主要的海上大通道，這使得海運和貿易成為荷蘭的主要產業之一。金融業的發展使得阿姆斯特丹成為早期歐洲主要的金融中心，荷蘭人通過公共集資成立了荷屬東印度公司，開始參與大西洋貿易。在16世紀至17世紀上半葉荷蘭仍然屬於哈布斯堡帝國的領地，但是荷蘭人信奉的商業傳統和加爾文主義顯然同西班牙保守的政治和宗教立場格格不入。1566年一些爵位較低的荷蘭貴族達成一項協議，成為「一致聯盟」，共同對抗宗教法庭和限制宗教自由的敕令。[76]1579年初，尼德蘭北方諸省成立烏特勒支聯盟，確立了七省聯合共和國的政治框架。儘管商人階級所組成的議會得到了廣泛的社會支持，但聯合省的整體實力同西班牙帝國仍有很大差距，因此荷蘭獨立經歷了艱難的鬥爭。最終在三十年戰爭爆發之後，荷蘭通過聯合英法等歐洲強國擊敗了西班牙帝國，在1648年得以完全獨立。荷蘭的聯盟式政府衍生於中世紀的自治市聯盟，富裕的市民往往控制著城市政權，並利用它統治整個國家。[77]荷蘭的政治經濟環境相對各民族國界而言更為寬鬆，這也提高了其經濟組織的效率。在商業方面，荷蘭人同採用標準化的交易方式，建立公正的法院和定期公布行市表等方式大幅降低了交易成本，促進了商業的繁榮；在農業方面，荷蘭的私有制、自由勞動力和市場同樣是適宜經濟增長的；在製造業，荷蘭有效的市場使得原料便於進口和出口，國際市場的發展使得城市手工業分工日益明確。[78]荷蘭的繁榮源於國家的虛弱，但也正因為如此，荷蘭無法形成集中的權力，而被城市將的競爭分化，因此缺乏調動資源的能力，以致不能應付更為激烈的地緣政治和貿易戰爭。[79]當其它強國因覬覦海運和貿易的巨額利潤而主動攻擊荷蘭時，荷蘭在地緣政治上的劣勢也顯露無遺。一方面，荷蘭成為海上馬車夫之後忽視了陸地的安全，在第三次英荷戰爭幾乎被法國陸軍佔領全境，最終被迫其將資源轉向發展陸軍，海軍又開始迅速衰落。正如馬漢所言：面對法國的敵意，荷蘭在失去了海上力量建立起來的領導地位後，什麼樣的政策都無力回天。[80]荷蘭是第一個達到我們所限定意義上的持久經濟增長的國家，並且長期處於繁榮之中，但是由於長期的戰爭失敗最終在17世紀末期退出了大國競爭的舞臺。類型3：法國在西班牙發現大西洋貿易這一意外橫財之後，各國商人都覬覦西班牙人的美洲金銀，法國最初同樣是通過間接方式參與大西洋貿易，即通過與西班牙的貿易順差來獲取貴金屬。16世紀初，為了直接打入美洲市場的走私貿易，當時法國商人經常使用假商標來偽造西班牙商品，同時法國王室公開支持本國海盜商人的對西班牙的劫掠行為，對於西班牙人的抗議，法國國王弗朗西斯一世則不屑一顧。[81]到17世紀末，法國自科爾貝爾以來的重商主義政策已經極大地推動了法國經濟發展，貿易的發展迅速激活了法國的港口地區，也激活了內地商業城市，裡爾、梅斯、南錫、斯特拉斯堡、裡昂已經與歐洲發達的商業資本主義活動連成一片。啟蒙思想家如伏爾泰和孟德斯鳩都用新的目光發現了英國，因為他們本身都與沿海商業城市有聯繫。[82]隨著17世紀末西班牙與荷蘭的衰落，英國成為法國的主要對手和效仿的對象，尤其是在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和七年戰爭之後，法國失去了大量海外殖民地，戰爭的失利也動搖了精英階層對舊制度的信心。[83]但是法國商業經濟模式同英國有著巨大差異，法國的主要出口部門是以葡萄酒為主的富餘農產品，這反而強化了傳統貴族的地位。法國的包稅人、傳統的佩劍貴族和高等法院的穿袍貴族形成了數量龐大的貴族集團，時常可以通過高等法院或者地方貴族來抵制或歪曲王室所推動的改革。與此同時，法國的王權在消除潛在敵手、提高自身的強制力以及管制從臣民那裡提取的資源等方面非常成功，並且成功地吸納和打破了那些在17世紀早期仍擁有自主軍事力量與獨立庇護網的王公貴族和領主。[84]強國家和強利益集團的組合造成了法國政治的長期動蕩，帶來的後果是王室推動部分新政不久後又會被貴族所抵制，因而法國的政局相較其鄰國更為動蕩，現代化之路也更為波折，直到大革命橫掃了法國乃至全歐洲的舊制度。[85]類型4：西班牙和葡萄牙伊比利亞半島的西班牙和葡萄牙是大西洋貿易的先驅。在伊莎貝拉一世和費迪南二世的聯姻標誌著西班牙帝國的初步形成。憑藉濱海地區的優勢和庇里牛斯山的天然屏障，西班牙通過學習和採用源自地中海航海技術，可以專注於海上力量的發展。伊莎貝拉一世資助熱那亞人哥倫布進行新航路的探索，最終哥倫布在1492年到達西印度群島。哥倫布的大發現，其真實價值得到了歐洲權貴的認可，哥倫布在1493年回到歐洲後，教皇發布敕令，並將西半球劃歸西班牙，將東半球劃歸葡萄牙。[86]西班牙和葡萄牙對於殖民地的徵服主要通過戰爭對當地進行掠奪，最為典型的代表是皮薩羅對秘魯印加帝國的徵服，為西班牙帶來了大量的貴金屬。[87]在1580年，西班牙國王菲利普二世同時繼承了葡萄牙的王位，並獲得其海外殖民地，西班牙哈布斯堡帝國成為歷史上第一個「日不落帝國」。儘管哈布斯堡帝國的崛起之路並不比任何國家遜色，但是其始終沒有將獲得的美洲金銀轉化為現代化的動力。錯誤的戰略目標和保守的宗教立場使得哈布斯堡王朝長期同歐洲主要國家處於戰爭狀態，戰爭不斷地耗盡大西洋貿易所獲得的財富。由於缺乏廣泛的國民合作，長期資金匱乏為那些尋求公共權力私有化的人提供了契機，到1650年前後，各類自治市和行政管理職務被大規模出售，其人均私人佔有官職的人數為法國的兩倍之多。[88]這帶來的後果是西班牙的精英階層更傾向於通過官職私有化成為新貴，藉助於特權來謀取私利而非像英國或法國那樣形成一定的改革共識。同時，天主教傳統進一步禁錮了思想，伊莎貝拉一世在建國之初就設立了宗教裁判所。到1559年的西班牙推行了更為嚴格的審查制度，不允許國民像在新家國家中那樣允許發表不同觀點，這阻礙了西班牙和歐洲大陸的思想交流。[89]經濟、思想和文化上的落後，帶來的後果是西班牙和葡萄牙在三十年戰爭後逐漸走向衰落，此後一次次的改革都以失敗而告終，到19世紀初已經淪為西歐的二流國家。類型5：義大利義大利在19世紀之前都並非一個主權國家，而是存在威尼斯、佛羅倫斯、米蘭、羅馬、那不勒斯、熱亞那等自由城邦。義大利在中世紀時就是航海技術的領先者，威尼斯不僅擁有當時最大的阿森納造船廠，而且還產生了出色的導航技術，但由於在亞平寧半島上沒有一個統一的權威來協調商業活動、貿易與技術創新，才使得義大利沒有趕上西方發展的「列車」。[90]由於地中海貿易形成的路徑依賴和國家能力的缺失，義大利幾乎是西歐唯一沒有真正意義上參與到大西洋貿易的地區。因此在地理大發現後，大西洋貿易在16世紀初逐漸替代了地中海貿易，到18世紀末兩者已經不在一個數量級。[91]最終結果是義大利地區在1500-1820年間幾乎沒有增長。
五、結論地理大發現之後，西歐濱海國家得益於地利之便率先參與到大西洋貿易之中，在宗教改革、思想啟蒙和國際競爭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之下，西歐各國克服國內阻力推動了現代化改革，最終戰勝競爭對手實現富國強兵。然而，基於上述案例的討論可以知道，除了英國之外的所有國家幾乎都未能在19世紀初實現真正意義上的現代化，它們因為缺乏足夠的內部動力或者外部動力而最終在上述機制的特定階段而失敗。資料來源：[美]安格斯•麥迪森：《世界經濟千年統計》，伍曉鷹等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272頁。
表2展現了表1中五種不同類型國家在1500-1820年間的人均GDP增長率，處於上述機制不同階段的國家經濟增長率存在較大差異，因果機制「中斷」的階段越早，國家經濟增長率就越高，這也進一步驗證上述機制的有效性。未參與大西洋貿易的義大利（類型5）幾乎沒有增長，參與大西洋貿易卻幾乎不推動改革的比利時、西班牙和葡萄牙（類型4）增長僅僅是0.13%，而參與大西洋貿易並且部分推動改革最終失敗的國家如法國、德國、瑞典、瑞士、挪威、丹麥、芬蘭（類型3）其增長率相對較高，多數都達到0.17%（法國體量遠大於其它國家故而增長率會略低）。只有英國與荷蘭建立了現代產權制度，因此增長率遠高於其它西歐國家，達到0.27%-0.28%。因此表2中的經濟數據也一定程度地佐證了上述機制的有效性。英國優於荷蘭之處則在於其地理優勢，最終英國在國際競爭中勝出，而荷蘭最終因為戰敗最終退出了大國競爭的舞臺。因此儘管人均水平相差無幾，英國的GDP總量在全球經濟中的比重一直處於上升狀態，從1500年的1.1%增加到1700年的2.9%，到1820年則為5.2%；而荷蘭的GDP在全球經濟中的比重從1500年的0.3%，1700年增加到1.1%，而到1820年則下降至0.6%。[92]最終，英國成為了世界性的霸主，而世界各國都不得不在被英國所深深改變的世界中探尋自己的現代化道路。不列顛通過殖民統治建立了大英帝國，最終將現代化擴散到西歐之外，19世紀之後逐步開啟了中東歐、美洲、澳洲和東亞國家的現代化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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