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後，不到半年時間，上海、南京相繼失守，安徽省境也遭到日寇的踐踏。許多人背井離鄉，流離失所，其中包括大批師生。
1938年，教育部在重慶江津德感壩設立了以安徽籍流亡師生為主體的國立安徽第二中學，後改名為國立第九中學。國立九中作為一所難民學校，師生生活極為艱苦。學生每日三餐，兩稀一幹，黴米蒸出的「八寶飯」，鼠糞、砂石一應俱全。學生用以下飯的是作為豬食的牛皮菜，或幾粒胡豆，有時甚至只有一匙食鹽。
在如此艱苦的環境下，學校高舉「教育救國」的旗幟，在此辦學八年之久，培養出一批國家棟梁和中堅力量。「兩彈元勳」鄧稼先、計算機之母夏培肅、核動力專家趙仁愷等九位院士就是其典型代表。
1945年的國立九中
鄧稼先：避難輾轉進九中
鄧稼先（1924-1986），安徽懷寧人。中國科學院院士，我國核武器理論研究工作的奠基者。
抗戰期間，日軍每攻佔一個城市，都要強迫市民遊行慶祝他們的「勝利」。正在北平崇德中學讀高二的鄧稼先，因痛恨日本侵略者的罪惡行徑，在一次集會上當眾把日本旗幟撕碎，並扔地上狠狠踩踏。校方害怕特務告密，將此事告訴鄧稼先的父親鄧以蟄，並勸其躲避。
鄧稼先
為不讓鄧稼先因逃難而中斷學業，鄧以蟄想到四弟鄧季宣在江津國立九中任校長，因此將兒子託付給四弟。臨行前，鄧以蟄叮囑道：「去了要上九中，老四管得嚴。」同時告誡他：「以後你一定要學科學，科學對國家有用。」鄧稼先遵從父命，於1940年春在大姐的陪同下，經上海、越南河內、昆明、成都輾轉來到國立九中插班讀高三。
那時物資匱乏，鄧稼先沒有鋼筆就用鉛筆，沒有練習本就把機關辦公用過的統計表背面利用起來。他把鉛筆削得又細又尖，在練習本上寫得整整齊齊。由於長期用筆，手指頭磨出了很大很厚的老繭，寫字時手指會痛，但他始終如一，筆記仍然細緻整齊。
鄧稼先特別愛好物理課。當時沒有統一的教材，他便找到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出版的教本，反覆對照學習，取長補短。他還找到《薩本棟物理學》《達夫物理學》等大學教材作參考。學校圖書館圖書很少，找不到所需的參考書，他就跑到長江對岸的江津縣圖書館借閱。一次，鄧稼先和同學去縣圖書館借書，還受到校方的懷疑，後經調查核實，事情才了結。
在國立九中時，鄧稼先還經歷了一次險情。他從學校出發乘船赴重慶參加高考，途中遇上日機轟炸，一顆炸彈在離船很近的江面上爆炸，他險些被炸死。這件事讓他明白，一個貧窮落後、備受欺凌的國家是沒有平安日子可言的，只有國家強大，中華民族才會有安寧之日。
趙仁愷 ：果農喜歡下江娃
趙仁愷（1923-2010），江蘇南京人。1991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1994年當選為中國工程院院士。
1938年至1942年在國立九中學習，高中畢業後考入國立中央大學機械工程系。1956年，原本學習機械專業的他改入核工業，由此開始了與核工業的不解之緣。
中國的核工業從無到有，趙仁愷也從北京調到四川「三線」，一去就是20年。晚年時，他曾回憶在國立九中求學的經歷，講述了這樣一個故事：
江津是盛產柑桔的地方。深秋，是桔子紅了的時節。星期天，國立九中學生三五成群結伴上山。果農們知道這些下江娃兒窮，主動招呼他們吃桔子，只要求把桔子皮堆放一起，錢是不要的。因把大量桔子採摘下來，一時賣不出去，常要僱人專門剝桔子皮，曬乾了賣給藥材和食品行業做陳皮。有時同學們下課後、晚飯前，三四個人一起走向江邊，路上你掏三角，他摸兩角，湊足一塊錢，到桔子船上，由一人把錢塞給船老闆。船老闆順手取下一隻竹簍，麻利地數上110個桔子給你。1元100個，是統貨，10個是補償小個的。
他回憶說：「國立九中有六個分校六個夥房，每天早上都要到鎮上去採購當天的副食品，當地商鋪從來都是心平氣和，公平交易。」
趙仁愷還說，抗戰時期條件艱苦，但同學們十分友好。他逃難入川到重慶江津時，還和汪耕同坐一個船艙。
汪耕：躺在亂墳崗上思故鄉
汪耕，生於1927年，安徽休寧人。1938年至1945年在國立九中上初、高中，高中畢業後考入上海交通大學電機工程系。他組織並參加了世界第一臺12兆瓦雙水內冷汽輪發電機的研製，1991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
汪耕是獨自跟隨逃難大軍到江津的，那時他才11歲。他在國立九中初二分校上學時，學校設在雲莊祠。此地荒涼陰森，祠堂後是無主亂墳崗，夜晚陰風習習，磷火點點，令人毛骨悚然。在月朗星稀的夜晚，他時常躺在亂墳崗上，看著天空，思念故鄉。在寒暑假裡，無家可歸的他，只好留在學校和同學們一起下棋或者看小說。
多年後，汪耕回憶在國立九中的學習生活：
那時候因為物價飛漲，每天在學校的師生只有一斤糧食。菜是8個人吃一個砂鍋，當然不夠，吃不飽，喝米湯也感覺好得很。生活雖然艱苦，可學生都很勤奮。校長鄧季宣是法國留學回來的，要求很嚴格，考試不能作弊，座位都是分開坐，一旦發現作弊就被開除。我們的老師很不錯，老師吃住都在學校，有才，敬業。特別記得教音樂的許老師，安徽人，拉一手漂亮的二胡，那時候大家都很喜歡他……
江津因為相對偏遠，日本人很少來侵擾。但有一次日機前來轟炸，因長江大霧，投了兩次炸彈都未投中，反而被擊落，真是大快人心，大家紛紛跑到江邊沙壩去看……
汪耕在江津德感壩這塊土地上讀完了初中和高中。
夏培肅：立志報考工科院校
夏培肅（1923-2014），重慶江津人。中國科學院院士，電子計算機專家，我國計算機事業的奠基人之一。
夏培肅
她從兩三歲開始接觸古典詩詞，四歲起上了4年半小學，此後直到考上私立南渝中學（今重慶南開中學）。高中前，她的大部分知識都是在家學得。母親為她精心安排課程，挑選老師，遴選課外讀物，她遨遊在知識的海洋中。
夏培肅數學天賦好，僅用了一年半的時間，就把代數、平面幾何、立體幾何和三角學完，還做了《歐氏幾何》《範氏大代數》中的不少題，其中一些難題連她的老師都做不出來。這大大激發了她對數學的濃厚興趣。
1937年夏，14歲的夏培肅考上私立南渝中學高中部。1939年，轉到國立九中學習。由於理科成績優異，她立志報考工科院校，以實現工業救國的抱負。
1940年高中畢業後，夏培肅考入重慶國立中央大學電機系。就在這裡她發現了自己的特長和興趣。她最喜歡的課程是交流電路，特別是對電路瞬變過程的分析，她的畢業論文就是關於電機工作過程的分析和測試。
1945年中央大學畢業後，夏培肅經推薦，免試進入交通大學重慶分校電信研究所攻讀研究生。這期間，她系統地學習電機方面的全部課程，並一直保持著優異的數學成績，這為她後來從事計算機技術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夏培肅參加了我國第一個計算技術研究所的籌建，研製成功我國第一臺自行設計的通用電子數字計算機，為我國計算技術的起步和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任繼周：一生的美好回憶
任繼周，生於1924年，山東平原人。1938年至1941年在國立九中學習，1948年中央大學畢業。他是我國現代草原科學奠基人之一，草地農業科學家，中國工程院院士。
任繼周回憶：
江津是我的第二故鄉，德感壩人民是我的親人，當年我們這些逃難到江津的窮學生，包括我在內對德感壩人民是欠有「債」的。回憶起來，就有兩筆帳：一是扯過農民的蘿蔔充飢；二是和同學一塊吃過狗肉，打過狗。
在國立九中求學時，儘管條件艱苦，但每位老師工作都非常認真，對學生相當好。有兩件事令任繼周記憶猶新。當年給他們上國文課的老師，其兒子頭天去世，可第二天仍忍住悲痛堅持上課。還有音樂老師瞿安華（我國著名的民樂大師），他既會表演，又會演奏，還組織大家唱抗日歌曲。學校每周都有大合唱，豐富了校園文化生活，激發了師生的愛國激情。
任繼周說：
國立九中校長鄧季宣，他是個大學者，大氣魄的人，演講非常有風度，這對我們在戰爭狀態下的一代中學生來說是一大福氣。那時，學校師生之間、同學之間都互相關愛，再苦再累也不怕，讓我深切感受到了「多難興邦」的道理。追憶起來，真是回味無窮。
那時學校的學生從不排名次，但發放某社團贈送給流亡學生的助學物品時，因僧多粥少，只能發給班級第一名，任繼周因獲得贈品才得知自己的名次。在四川南溪中央研究院讀研究生的二哥任繼愈（原北京圖書館長、著名哲學家）來江津看望他，說：「你是全班級第一，這不是壞事，但這不能說明你學習很好了。學無止境，人生就像長跑，你才剛剛起步，要踏踏實實學習。」
多年後，任繼周在為江津二中（原國立九中校址）題詞時，寫下了「美好的回憶，無限的希望」十個大字。
黃熙齡：記憶中的桐油燈
黃熙齡，生於1927年，湖北鍾祥人。1942年進入國立九中學習，1949年畢業於中央大學。中國工程院院士，著名地基基礎工程專家。
當年逃難來江津時，他只有十三四歲，打著赤腳徒步走了幾個月。回憶在江津求學的經歷，黃熙齡說：
抗戰時期，生活異常艱苦，環境條件惡劣，當時國立九中除女中在校本部條件相對好點外，其餘各分校都設在農村祠堂裡。教室是師生自己動手用竹籬笆蓋成的，而且四面透風，晚上學校安排學生們在教室上自習，照的是桐油燈。
黃熙齡講述當年在桐油燈下讀書時的情景：
桐油燈的主要構件是燈盞。所謂燈盞就是指盛桐油（也可以用菜油）的盤，在盤中注入桐油，再把燈草置入桐油中，將燈草的一端撥出燈盞邊，用火柴點燃，用著照明自習。為節約起見，當時學校規定：每盞燈最多用兩根燈草，三根是不準的，而且一盞燈要供兩張桌子四人共用。小小的火焰還有黑煙，可想而知，亮度是十分微弱的。而且一旦起風就很容易把火焰吹滅，屋子立刻變成黑暗。
黃熙齡說，當時桐油燈與馬燈外殼相似，但做工粗糙，兩邊耳朵配有一個鐵圈，可以提著走。桐油盛於支在提把下方的掌盤上，油不會溢出。
由於桐油燈含碳量高，每當上完自習回到宿舍時，同學們鼻子周圍都會有黑乎乎的一圈碳灰，提燈的同學黑得更嚴重。黃熙齡每次上完自習回宿舍都是走在最後，桐油燈自然由他提，因此他的鼻子總比其他同學黑，由此還得了個「黑臉大漢」的綽號。
趙鵬大：夢想在九中起航
趙鵬大，生於1931年，遼寧清源人，1945年在國立九中讀高一。我國著名地質勘探學家、數學地質學家、地質教育家，1993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
趙鵬大雖在江津學習生活僅一年，但對這片土地非常熱愛。他曾多次說：「我在江津求學的一年，不但是人生觀、世界觀形成的一年，而且還是我人生具有轉折意義的一年。」
在談到人生選擇時，他說：「國立九中的老師教育對我影響很大。有一天，地理老師在課堂上講課說，地質學家不但能勘查到地下哪些地方有礦產，還能計算出埋藏在地下的礦量有多少。」
礦藏是看不見的，怎麼能找到，還能計算出埋藏量，這在趙鵬大看來是一件神奇的事，一連串的問題浮現在他腦海裡，從而激發了報考地質學的想法。於是，高中畢業後，年僅17歲的他不顧祖父和父親的反對，毫不猶豫地報考北京大學地質學系，並被錄取。
回母校故地尋根，是趙鵬大多年的夢想。2014年暑期，他應邀到成都理工大學講學，在所帶博士生的陪同下，來到江津找到了闊別近70年的母校故地。在與人交談時，趙鵬大再也控制不住激動的心情流下熱淚。2015年春，他再次回到國立九中故地，為江津二中師生作了題為《我的人生感悟》的報告，受到師生們的熱烈歡迎。
陳星弼
陳星弼：兩次回江津尋根
陳星弼，1931年出生於上海，浙江浦江人。1942年至1943年就讀國立九中。中國科學院院士，電子科技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半導體與微電子學專家。
6歲時，上海淪陷，陳星弼隨父母先遷至餘姚，後又至浦江，最後輾轉到重慶。為躲避日機轟炸，又舉家遷到合川。因生活極為艱苦，他曾想輟學，但父親堅持要他讀書，希望他學到科學技術為國家做實事。
陳星弼學習刻苦，善於思考。因小學基礎不好，進國立九中學習後，許多功課都很吃力。在一次課堂上，老師突然對全班同學說：「你們都應該向陳星弼學習。他的習題明顯都是自己一人做的。不管做得錯或對，都有他特別的做法，而且越做越好。」老師的話，激勵他更加努力地學習，並受用一輩子。
陳星弼對國立九中有著很深的感情。2014年暑假的一天，他利用到重慶開學術會的空隙，特意到國立九中校址尋找童年足跡，但遺憾的是未能找到當年的初二分校舊址。
2015年江津二中建校90周年慶典，他再次回到母校故地，以老校友的身份，發表了演講。演講完畢後，他馬不停蹄地來到德感壩後邊的平頂山、長江邊等處，回首那段歲月往事。
傅依備：以同等學歷考入九中
傅依備，生於1929年，湖南岳陽人。中國工程院院士，放射化學家。
1939年，傅依備正是上學的年紀，卻遇日寇入侵。戰亂中，渴望讀書的他輾轉流浪，先後進入南嶽難童教養所、衡陽兒童教養院、重慶兒童教養院。
傅依備到重慶兒童教養院後，院方計劃把難童們送到當地的利華橡膠廠做工。但在強烈的求知慾望驅動下，傅依備以同等學歷考進了國立九中。
當時國立九中學費和食宿全部公費，但是書籍和文具需自己解決，身處異鄉的傅依備舉目無親，和淪陷區的父親又失去聯繫多年，沒有任何經濟來源。沒有書，他就在課堂上拼命用腦記，認真做筆記，課後借別人的書來抄。最困難的是英語，當時他連英文字母都不認識，抄寫和聽課就更難了。抗戰勝利後，國立九中遷到安徽，傅依備轉入重慶市立二中。由於學習刻苦，成績優異，多次被評為模範生。
1948年中學畢業後，傅依備考入位於重慶的中央工校專科部化工專業。報考時他連報名費和照相的錢都沒有，只能把僅有的一床棉絮賣掉才勉強湊足。
中央工校畢業後，傅依備以優異的成績留蘇攻讀博士。後來，為服從國家需要，他幾易專業，於1963年跨入我國核武器科技事業的行列，從此走上攻堅克難、科學報國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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