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高校大規模製度化地推行通識教育已有半個多世紀之久，它的開端和二戰戰敗有直接關係。1945年10月在佔領軍的壓力下，剛宣布戰敗的日本政府立即設立了「公民教育刷新委員會」，駐日盟軍最高司令部在1945年的12月31日下令全日本的修身、日本歷史、地理課程停止講授，回收全部教科書，並且邀請美國派出專家學者團來為日本全面重建國家教育體系。
通識教育的短板制約了日本最優秀年輕人群體的成長。 東方IC 資料1946年3月受麥克阿瑟將軍邀請，「美國教育使節團」 27名成員抵日，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內寫出了關於教育改革意見的報告書，其中高等教育方面要求統一精英與職業的兩種學制，擴大受教育人群，並全面推行通識教育，從課程設置到教育內容都應自由化。報告書指出：「日本的高等教育機構課程設置過早地專業化，過於強調職業的面向。為了養成自由思考的心智，也為專業訓練打下更好的基礎，必須培養起廣泛的人文主義態度，這有助於豐富學生未來的人生，使其能夠從人類社會的整體去理解自己職業活動的價值……通識教育要融入所有課程，一些專業課程也要能夠更自由地納入通識教育體系。」
值得一提的是，美國大學通識教育改革史上著名的文本《自由社會的通識教育》（又稱「哈佛通識紅皮書」）正是1945年公之於世，可以說，「美國教育使節團」給日本帶去了戰勝國最新鮮的思想成果。當時的日本，曾飽受軍國主義壓制欺凌的自由民主派和親美知識精英在戰後獲得了更大的發言權，對於要在學校教育的最高層面為自由民主社會奠基的美國通識教育設計簡直如獲至寶。他們在美國的指導意見下以一股徹底翻新教育面貌的幹勁，自覺自發地把通識教育理念落實為舉國劃一的制度規則（雖然哈佛通識紅皮書在美國並沒有真正得到落實）。於是，1948年起法令規定4年制大學均須設立專門負責通識教育教師的部門，本科前2年為通識教育（日文「一般教育」，即General Education的日譯），內容分為人文、社會、自然三系列的「一般教育科目」，以及外語和體育，又規定學士學位所需最低124學分中一般教育科目至少36學分。然而「美國教育使節團」明示的「人文主義態度」、「通識教育要融入所有課程」和哈佛通識紅皮書反覆探討的古典人文教育顯然不如設立組織部門和「分類選修課」那樣容易導入、便於制度化。這部分本應處於核心地位的內容在日本接下來數十年的實踐操作中基本上被忽視了。
哈佛1945年發表的通識宣言針對的是美國如何在戰後的世界新格局和社會現代化演進中保持文明強盛的問題，其中調和古今張力、以人文凝聚下一代的教育思想具有經典性的同時也具有鮮明的時代烙印和國情背景。在美國，高中畢業的教育水平不高，大學本科階段採取了英國學院制的育人傳統，又將德國模式的高度專門化學習、訓練和研究設置在研究生階段，所以將通識教育以特定組織形式置於本科是恰如其分的。當時的日本則不然，明治維新以來其現代大學參照的主要是德國（歐洲大陸）模式，本科階段即有鮮明的專業分科，而通識教育的對應物則落實在水平相當不俗的大學預科——「舊制高等學校」。戰前，日本本土確實自發地孕育出培養精英的通識教育，命名為「教養教育」。因國立、私立學校定位不同，教養教育目標還可細分：與英國「紳士」貴族相對應的「武士」貴族，包括將來要成為國家精英的「國士」或在地方上守土有責的「鄉紳」（國立學校）；另一類憑藉新興產業發展而崛起的城市裡有教養的布爾喬亞（私立學校）。無論如何，這套教養體系從理念到制度都被戰敗打斷，戰後政策上強力重構的「一般教育」體制在實踐中坎坷不斷。
積弊與鬆綁稗販自美國的理念雖好，僵硬的制度約束使缺乏根基的通識教育在日本的大學中飽嘗了數十年孤立無援的滋味。舊制高等學校被併入新制大學的「教養部」，原來高等學校的教師成為了新制大學中通識教育課程的專職教師，原來的大學教師繼續負責專業培養。本科學生前兩年歸教養部管理，後兩年各自進入專業學部（「學部」即日本大學對本科院系的稱法）。如此一來，大學被割裂了，專業歸專業，通識歸通識，各有一套標準，歸屬各異的教育者自己的心靈只是偏安一隅，通識的理念並沒有真正被大學接納、消化。大學本應使所有學科在一起共同勉勵構成均衡的教育環境，從而涵養健全的心智，結果通識教育反而被專門化，成了大學裡由一小部分地位較低、脫離專業學術的教師孤立支撐的事業，還不斷地受到專業共同體的擠壓、邊緣化。
對多數學生來說，本科前兩年略顯鬆散，在打工和交友中耗散了青春。只有少數胸懷大志能夠自主學習的學生利用起了這兩年寶貴的閒暇。在高等教育仍比較精英化的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這種體制外的自由空間倒是養出了一些思想活躍、博覽群書的通識學習者。但沒有學生會把制度化的通識課程當一回事。
上世紀末，日本政府跟隨「柴契爾-裡根主義」潮流進行了一系列簡政放權的改革。在教育上影響最大的要數 1991年的「大學設置基準大綱化」。這次改革的關鍵就是取消了「一般教育」的概念，撤除對大學應該如何實施通識教育、學位所必需的通識學分數、通識教育教師的人事歸屬等具體規定，只保留鼓勵大學各自探索恰當的通識教育途徑的倡議。這時，多數大學早已對通識教育興味索然，甚至怨聲載道，政策上一旦鬆綁，他們紛紛撤銷了「教養部」。當時國立大學中唯有東京大學把專司本科前兩年通識教育的教養學部保留了下來。那時起，在全日本大學以統一模式堅持了四十年的通識教育迅速降溫，一蹶不振。
新世紀，再出發經歷了1991年「大綱化」折騰之後又過了二十多年。不論日本基礎教育階段的公民素質教育做得多麼出色，大學輕視通識教育的後果在精英和大眾兩個層面都顯現出來。
去年，東京大學和京都大學不約而同地推出了空前的本科教育改革，都將通識教育列為重點。兩所頂尖大學在改革宣言中自審：現今的學生學習被動、分數至上的價值觀蒼白虛弱；表達溝通與研討能力不足，視野與心胸不開放；更缺乏擔當的氣魄和領袖群倫的心氣——通識教育的短板制約了日本最優秀年輕人群體的成長。
《東京大學行動方針（2013）》的目標定為培養國際領袖人才，下決心以「真教養」塑造「強健」的東大生。所謂「強健」就是在任何情況下都能自主地思考、堅毅地行動，具有國際視野，公共責任感、現代文明的宏觀判斷力，在多變的21世紀保有競爭力的精英。東大校長松本綋甚至在通識改革動員大會上舉例中國幾所985大學的崛起，說目睹中國的學生更加刻苦、好學，勇於自我挑戰，留學願望強烈，欲以此激勵本校師生奮發，要足以與中國學生競爭。他宣布創設「國際高等教育院」以統籌全校各部局，專門負責新一代通識教育的重建與運營管理，以「培養具有寬廣視野與深厚教養、擁有傑出創造力、活躍在國際舞臺的人才」為使命。
此番重提精英的通識教育，日本的頂尖大學都特別強調國際視野和跨文化的競爭力，在古典與現代、本土與世界的完整通識體系中明確地傾向於現代和世界。國家的文明性格和歷史發展階段決定著精英教育的目標，強調現代和世界的定位可以說是在日本國際地位式微的境遇下實用的、應激的反應。而他們的「國際視野」中，除了以美國為中心的英語世界，中國的存在感已經越來越強。
另一方面，日本的大學教育高度普及，已經到了只要願意交學費就一定能上大學的「全入時代」。在大眾化的背景下，許多日本的大學重提通識教育有了另一番設定——補習。由於在母語閱讀、寫作、數理基礎等方面十分薄弱的學生成批湧入了大學，原先大學的教學基礎塌陷了。這就需要在進入專業學習之前制度化地進行補習，這個任務自然落到了通識教育環節。
在生源相對好一些的大學，通識教育的目標還不至於淪落至此。現實一點講，畢竟社會需要大量有用的人力資源，多數學生上大學還是要解決就業謀生問題。理智清明、判斷敏銳，精神豐富，品位高、修養好，既博通又精專……所有這些厚積薄發的育人理想成本太高，多數人不願或不能負擔，所以更多大學非常務實地告訴學生通識教育將有助於他們成為更符合社會期待的職業人，提高就業率。於是，通識目標被減縮為一系列通用技能培養，例如口頭表達、應用寫作、邏輯與批判性思維、信息素養、TOEIC（國際交流英語考試）等。早稻田大學研究通識教育的專家吉田文承認「大綱化以後的教養教育正在技能化、補習化」。
從國際競爭力和對現代文明的宏觀判斷力，到符合社會職場需求的通用技能，乃至高等教育的入門級補習，放鬆政策規制後日本大學對通識教育的目標定位逐漸自然地分化開來。這當然是比統一模式更健康的生態，而真正的通識教育水準仍由最優秀的大學決定。
如今最保守的大學也在考慮改革，如果說大學的專業教育肩負著在各門各類上推進人類知識進步的使命，那麼通識教育承載著特定文明在現代化過程中的興衰。在任何國家通識教育都屬於最困難的教育改革之一。雷厲風行的管理者喜歡先解決問題，再理解意義。在一知半解的時候就行動起來，又寄望畢其功於一役，在朝夕之間就改變一代人的面貌。我們也是一樣，缺的不是執行力。在歷史演變中，在不同文明之間，最重要看清何為「通識教育」的本相。
（作者陸一系復旦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教師，著有《教養與文明：日本通識教育小史》一書。）(本文來自澎湃新聞，更多原創資訊請下載「澎湃新聞」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