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洪鑫誠 2015/12/07
作者為臺灣大學政研所研究生
近期，陸生張逸帆關於健保議題的FB貼文因遭到網友檢舉而被刪除，激起一波關於「言論自由」的討論。有一主流論調大致是在反省「言論自由的臺灣，卻用檢舉讓陸生閉嘴。」更有甚者，竟然支持「臉書和微博也差不多」這樣的玩笑。筆者深感話題失焦，有幾句話與大家說。
能用臉書和言論自由是一回事嗎？
首先，如果大家用來支持「有言論自由」這件事的論據是「能用臉書、youtube、INS等全球性社交媒體」，就未免有些草率了。那當你關掉網絡以後，也許便應該考慮一下，你的言論自由還在不在？
當然，如果你其實只是想把世界上的國家和地區分成「能用臉書的」與「不能用臉書的」，再以前者的子民自居，順帶嘲諷一下後者國民的愚昧。那麼恭喜你，當你的思慮只停留在這種粗糙的二分法時，你確實可能會有一種快感。
「能用臉書」和「言論自由」有關係嗎？有，但這只能說明你的政府並不積極管控網絡，並不人工架設一些障礙，也並不能，或者也不想拒絕你訪問一個聯通全世界的社交媒體。
於是，我們充其量只能得出以下推論：在「網絡意見表達」這一部分的「言論自由」上，你的政府沒有過多的去幹涉你。
除此之外，在「言論自由」所包含的其他面向上你是否都被保障？在其他言論表達的空間裡你是否被幹涉？以及除了政府之外，還有沒有能夠幹涉「言論自由」的力量？以上問題，通通還沒有被回答。
刪帖事件改變言論自由了嗎？
回到「刪帖事件」本身，這件事情發生的前後，臺灣的「言論自由」狀況被改變了嗎？
並沒有，「檢舉」是臉書存在已久的機制，在張同學有此遭遇之前，這種檢舉、刪帖的行為一直存在著。它甚至更多被視為一種維護網絡秩序的手段，似也少有被質疑危害到言論自由。
因為一篇有爭議的貼文被檢舉、刪除而直接批評言論自由的缺失是站不住腳的。筆者認為思考這起事件的重點應該是網絡說理固有的局限、檢舉機制的不中立和兩岸關係固有的結構。
網絡說理固有的局限
其一，也許是由於人性的懶惰，二分法和以偏概全是最省力的網絡發言選擇。網絡文化不太鼓勵冷靜、審慎的懇談。甚至即使當事人有這個意願，他可能也沒這個能力。
想像一下，如果張逸帆面對留言的一百人，都要耐心的把事情的來龍去脈講完，現實嗎？而且這留言的一百人，暫且不論每一個人知識背景的差異，當每一個人將自己的情感傾瀉到張逸帆面前的時候，也未必想到還有另外的九十九人會做同樣的事。
結果就是「說那麼多幹嘛！」、「有必要這麼認真嗎？」「隨便說說又不會怎麼樣」……
於是溝通是片面的、偏激的，甚而會引發敵視，檢舉自不在話下。這種網絡空間的結構使我越來越不相信一件公共議題可以在網絡上得到保證質量的討論。如果必要的話，我寧願花同樣的時間，只和少數幾個人，把這件事情講得全面、清楚。而不和一大幫人「討論」，然後每個人只得到一些信息碎片。
可是當對話發生在網絡，尤其是引起較多關注之後，那麼片面、粗淺的模式幾乎總是成為主宰。
檢舉機制的不中立
這裡筆者所謂檢舉機制的不中立，並非是指檢舉機製作為一個工具本身預設了立場，而是指對於一個公共意見表達者來說，支持者所能為其帶來的效益常常是不敏感（insensitive）的，而反對者可能帶來的傷害卻是敏感（sensitive）的。
就此事件來說，假使張逸帆的貼文得到了一千人的正面反應和一百人的負面反應。如果臉書判定一篇貼文是否適合存在的標準只是有多少人不喜歡，那麼只要甚至是佔少數的反對意見透過檢舉機制來表達，貼文便很難避免被刪除了，而佔多數的支持意見卻沒有發揮作用。
在這種情況下，一百個贊或是正面評論無法和一百個檢舉或是負面評論抵消，都會直接呈現在發聲者面前，而且負面的態度往往比更容易令人有感。更重要的是，在人口基數足夠大的情況下，只需有極小比例的人呈現負面態度，對發聲者來說，就算是不小的挑戰了。進一步說，在一個社會中，為少數發聲或討論敏感議題所需要承受的壓力，自是大於跟風隨主流或討論娛樂新聞的。而對於任何人來說，違逆民意從來都不是一件輕鬆的事。這聽起來有點悲觀，卻很現實，發聲者在要求自己言論自由的同時，也應對此有所準備。
話說回來，該事件無疑體現臉書作為一個社交網站，其檢舉機制可能會被一地的輿論風向裹挾。不過，只要這個社群還存在其他渠道的救濟措施、對某種「一言堂」形成制衡的力量能夠自由出現，則言論自由仍是受保護的。
至於這個機制的正面效益發揮得如何，其設置的初衷是否遭到背離，臉書官方確實可以有所思考。
兩岸關係固有的結構
其實在這件事上，更根本但或許是最難以解套的是兩岸關係現有的結構，即「去中國化」的臺灣史觀對上「臺灣是中國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的中國史觀。
於是，基於國族主義賦予的正義感而支撐的對「非我族類」施加的惡意，應當以什麼樣的方式被檢討？因未必認同的身份標識所招致的惡意而屢背黑鍋的人們，應當以什麼樣的方式被平反？
策略上說，臺灣人可以對「陸生」施以雙重標準嚴苛對待，然後用「他們代表背後的中國」來正當化自己的行為。於是只要臺灣人還能感受到崛起中國所帶來的壓力，這樣的心理和行為恐怕不會停止。而「陸生」呢？即便我們體認到作為每一個個體存在的陸生可能有不同的身份認同和對兩岸關係的一套見解，例如張同學有誠意去通過研讀臺灣史來理解臺灣而非完全基於教科書的教育。然而，充分的溝通和意見傳達是需要成本的。更何況，在國族主義仍然籠罩的當今世界，被「護照」賦予的原罪至少在大眾的視角裡，恐怕不是一個容易被洗滌的符號。
悲觀地說，也許上述兩個問題的答案，正宣告問題本身在短時間內的無解吧。
註：以上文章為作者授權轉載，全文刊登於2015.12.7《天下雜誌》獨立評論@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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