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2月12日 08:04 來源：北京日報 作者：汪榮祖
字號內容摘要：為何中國崛起而文化仍然「入超」？近年來美國學者提出「新清史」的論述，否認清朝為中國的朝代，否認滿族漢化，而認為滿人有其民族國家之認同，清帝國乃中亞帝國而非中華帝國，中國不過是清帝國的一部分而已。清王朝開創了一個和平繁榮的「中國盛世」，大大拓展了中國的領土，並實施移民政策，大批漢族及其農業文化遂亦西播。中國自五四以後，拋棄傳統，傾心西化，自然科學的成就固然由循序漸進而突飛猛進，但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因主體性未能落實而一意追隨西方，因文化、語言以及價值觀的隔閡，終難並肩，唯有仰其鼻息而已，甚至中國歷史也要仰賴西方詮釋。
關鍵詞：文化;中國;人文;漢人;歐立德;美國;客體;漢化;滿族;漢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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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中國崛起而文化仍然「入超」？為何學界仍然用西方理論來解讀中國學術？原因在於學術話語權的喪失而由西方掌握。
人文的自主性有異於科學，因有無可避免的個人承諾與價值判斷
話語權的喪失，主要由於「主體性」的喪失。我們往往將人文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混稱之為科學，特別在二十世紀初，自然科學極其昌盛，所有學科莫不想要科學化以抬高身價。其實人文與自然兩界之間性質不同，取徑各異。人們對自然界「客體」的認知，如日出東山，夕陽西下，是可以相當一致而「客觀的」，不至於有不同的解釋，因自然科學的客體不涉及個人思考，主體性自然排除在外。然則，研究自然現象的自然科學如聲、光、電，是可以「普世的」，不因地區或文化的差別而不同。至於人文社會科學雖也有其「客體」，如羅馬帝國衰亡、法國大革命等等，但對此「客體」的認知涉及到個人的價值觀與文化背景，就有了「主體性」。換言之，主體性也就是賦予意義的客體，意義結構猶如主體建構，客觀知識不過為我所用，而我之所用無關量化而在於質量。人在社會裡的行為、關切、樂利與憂患莫不具有主觀。所以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內所謂的客觀，不過是某一社會或文化內的多數人的認知，往往不能普及到其他社會或文化。所以唯有各主體性之間的共識，才能說是客觀。若然，就不能不重視不同文化背景的主體性。
人們在視覺世界裡所見同一客體、同一事實，但有不同的觀點、解釋與意義，甚至因時遷勢異而改觀。人文學科對外界的關切而形成的主體性，牽涉到同情心、同理心、憎噁心等等，均不必見之自然科學，但一樣需要分析與確認，以及相對的準則。總之，人文的自主性有異於科學，因有無可避免的個人承諾與價值判斷。此一分界早在十七八世紀義大利歷史哲學家維柯那裡就有詳論。維柯將自然科學視為「天界」或「外知識」，而將人文社會科學視為「心界」或「內知識」。心界或內知識就是他的「新科學」。他提升了心智之學，並將之與物質之學並肩。維柯以為心智之學屬於「列國的世界」,亦稱之為「人間世界」, 顯然想要平衡自十七世紀以來專注自然科學與自然法則的趨勢。所以所謂「新科學」也就是包括思想、制度、宗教等在內的人文社會科學。
新清史的核心理論，也不很新，實不脫二戰前日本學者的「滿蒙非中國論」
作為人文社會科學之母的歷史學，當然有其主體性。近年來美國學者提出「新清史」的論述，否認清朝為中國的朝代，否認滿族漢化，而認為滿人有其民族國家之認同，清帝國乃中亞帝國而非中華帝國，中國不過是清帝國的一部分而已。新清史的領軍人物歐立德更強調所謂「滿洲風」，認為滿漢之間的文化差距雖然逐漸縮小，然而族群界線卻愈來愈嚴。新清史論者認為漢化淡化了所謂「徵服王朝」在歷史上的角色，因而要去除「漢化」在中國歷史書寫上的核心地位。歐立德提出滿族的「族性主權」論，認為其重要性在清代超過儒教的正當性。
正因為我們習慣「用西方理論來解讀中國學術」，不免有不少人將美國學者對清史的新理論，視為值得重視的新發現，更因新清史標榜取用滿文資料，便認為根據漢文文獻研究之不足，遂相信舊說或不足據，何不向新清史認真學習。其實，治清史者利用滿文資料並非新鮮事，早已有之，然而研究清史漢文重於滿文也是不爭的事實。歐立德寫乾隆傳，大都取材漢文，只有屈指可數的幾條無關緊要的滿文。而新清史的核心理論，也不很新，實不脫二戰前日本學者的「滿蒙非中國論」。如果我們跟隨美國人或日本人對客觀歷史事實的主觀論述，即以別人的主體為主體，只好自失主體性，讓話語權於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