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著推介|「直譯」「意譯」觀念溯源:從佛經翻譯到蘭學翻譯/陶磊 著

編者按

對於「直譯」「意譯」這組術語，大概沒有人會感到陌生，翻譯史上不少爭論就是圍繞兩種方法展開的。然而，「名不正則言不順」，概念的釐定關係到討論的有效性，「直譯」「意譯」在中文語境中的來源問題卻很少有人提及。復旦大學中文系陶磊博士的專著《「直譯」「意譯」觀念溯源：從佛經翻譯到蘭學翻譯》便是回應上述問題的一種嘗試。

該書對「直譯」和「意譯」這組翻譯實踐及翻譯批評的重要概念進行詳細考證，釐清了二者產生、命名和發展的過程，證明其形成於佛經翻譯，流行並定名於日本蘭學翻譯，而後在清末民初回傳中國，在譯學領域具有開拓性意義。作者還發掘並考察了佛經漢譯史上由玄奘等人提出並加以實踐的翻譯方法——「正翻」和「義翻」以及「敵對翻」和「取意譯」，闡明了它們和現代意義上的「直譯」「意譯」之間的關係，為佛經漢譯理論研究作出了貢獻。

作者: 陶磊

出版社: 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時間: 2020年10月

頁數: 255

定價: 42.00元

ISBN: 9787532597451

陶磊，男，1986年生於上海，2004年考入復旦大學中文系，2015年獲「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博士學位，2015年至2017年於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從事博士後研究。在《復旦學報》《華東師範大學學報》《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中國文化》等學術刊物發表論文多篇，參譯夏濟安《黑暗的閘門：中國左翼文學運動研究》。現為復旦大學中文系講師，研究方向為中國翻譯史。

本書在充分掌握原始材料的基礎上，對「直譯」和「意譯」這組概念進行了追根溯源式的考察，勾勒出這兩個關鍵性的翻譯術語及其所對應的翻譯方法在產生和流傳過程中的軌跡。第一至三章以佛教思想與漢文化的衝突與融合為背景，研究中國古代佛經翻譯理論中與「直譯」和「意譯」相當的兩組翻譯方法——「敵對翻」和「取意譯」、「正翻」和「義翻」；又以格義佛學的興衰為線索，解釋注經家對上述方法的褒貶取捨。第四章考察日本的蘭學醫者如何在中西醫學思想的博弈中，充分吸收中國古代的佛經漢譯理論並加以改造，提出「直譯」和「義譯」兩種翻譯方法，後來逐漸發展成為現代意義上的「直譯」和「意譯」。第五章則檢視「直譯」和「意譯」這組術語在清末民初輸入漢語的過程。

答：乃是義翻，非正譯。故諸家相承，引唐三藏譯經，有翻者，有不翻者。且不翻有五：一、生善故不翻。……二、秘密不翻。……三、含多義故不翻。……四、順古不翻。……五、無故不翻。……除茲已外，並皆翻譯。就翻譯中，復有二種：一、正翻；二、義翻。若東西兩土俱有，……。若有一物，西土即有，此土全無，……又如「三衣」翻「臥具」等並是（云云）。今此「毗尼」翻彼「律」，蓋是義翻。……

緊接在「五種不翻」之後的「正翻」和「義翻」部分是否屬於引述？玄奘（600—664）的「五種不翻」後來又陸續出現在北宋贊寧（919—1001）的《宋高僧傳》、智圓（976—1022）的《涅槃玄義發源機要》和南宋法雲（1088—1158）的《翻譯名義集》及周敦義序中 ，歷來備受關注。但玄奘和「正翻」「義翻」的關係卻未見任何旁證，其「發明權」應歸於玄奘還是景霄呢？

……

筆者認為「正翻」和「義翻」確係玄奘首倡，理由如下：

首先，景霄在書中稱「諸家相承，引唐三藏譯經，有翻者，有不翻者」，緊接著就介紹了「不翻」的五種情況和「翻」的兩種情況。我們必須注意這裡的敘述順序：所謂「引唐三藏譯經」就是要將玄奘的翻譯引為範式，緊隨其後列出的「翻者」和「不翻者」都是「引」的對象，亦即玄奘的翻譯體例可以按照「翻」和「不翻」分作兩類。只不過景霄在具體闡述時先說了「五種不翻」，後說了「二種翻」，實則都是轉述玄奘的觀點。

其二，景霄在敘述完「五種不翻」和「二種翻」之後用了「云云」一詞，其文作：「……又如三衣翻臥具等並是（云云）。」「三衣翻臥具」是景霄為解釋「義翻」舉的一個例子，如果這裡的「云云」是要表示還有更多同類的例子，那麼「三衣翻臥具」之後沒必要加一個「等」字，而且「云云」應放在「並是」之前。這裡「云云」只有一種可能，就是指原文還沒有結束，但作者引到這裡為止（景霄緊接著就轉移了話題，開始論證《行事鈔》「『毗尼』翻彼『律』，蓋是義翻」）；反過來說，「云云」作為引文結束的標記出現在這裡，說明前面的「五種不翻」和「二種翻」都是景霄在轉述玄奘的話。

第三，除了《簡正記》文本提供的線索之外，玄奘在《大唐西域記》的序言裡也說過：「佛興西方，法流東國，通譯音訛，方言語謬，音訛則義失，語謬則理乖。故曰『必也正名乎』，貴無乖謬矣。」可見玄奘本人確實注重「正名」問題，由此而主張「正翻」並輔以「義翻」完全合乎邏輯。

第四，對於咒語以外的絕大多數佛典文字來說，需要「翻」（即義譯）的部分遠比「不翻」（即音譯）的部分多，譯者在「翻」的過程更容易遇到問題，更需要積極思考對策。換言之，「翻」遠比「不翻」來得重要，更值得譯者注意。如果說，玄奘作為中國佛經翻譯史上的一代宗師，只注意到何種情況下「不翻」，而完全沒有涉及怎麼「翻」的問題，顯然不可思議。如果「五種不翻」是玄奘為當時整個譯場制訂的翻經原則，那就更不可能只規定哪些情況下「不翻」，卻不說明怎麼「翻」。筆者認為，玄奘確實訂立了「翻」與「不翻」兩個方面的原則，但流傳至今並為人們所熟知的主要是關於「不翻」的文字——其實即便是「五種不翻」也只有後人轉引的二手材料可循 。另一方面，景霄的《四分律行事鈔簡正記》是疏解南山宗開祖道宣（596—667）《四分律刪繁補闕行事鈔》的作品，之所以特意解釋「正翻」和「義翻」的含義是因為道宣多次用到這對術語；而道宣正是玄奘譯場的重要成員，對於玄奘立下的翻譯規矩必然了解。從道宣撰寫的《續高僧傳•玄奘傳》中也可以看出他對玄奘的生平、著述和思想都十分熟悉。

（摘自第三章第一節「玄奘與『正翻』和『義翻』的提出」，第99–100、102–104頁）

（摘自第三章第二節「允堪對『義翻』內涵的闡釋」，第112頁）

（摘自第四章第二節「蘭學譯著《解體新書》與『直譯』『義譯』的提出」，第155-156頁）

陶磊原來很早便決定要探研翻譯的標準問題，希望能從更深的文化層面去討論直譯、意譯等翻譯觀念。大概是因為我自己比較專注晚清以來的翻譯史吧，陶磊在最初的階段也都在看嚴復的「信達雅」、馬建忠的「善譯」，以至「五四」時期的相關討論，但這些似乎不太切合他的口味，一直沒有找到什麼突破點。不要說在研究過程中有什麼滿足感，而且每次跟他討論，見到他愁眉苦臉，讓我頗為擔心。可是，不知什麼原因，他突然來一個頓悟，放棄近代，追本溯源，從佛經翻譯入手，連接日本蘭學翻譯，轉眼間豁然開朗，恍惚進入了另一個境界，從找數據到閱讀、從思考到撰寫，處處得心應手，在愉快的心境下寫出一部紮實的博士論文來。這充分說明讓學生自己找題目的好處。書目方面，復旦中文系本科出身的陶磊，沒有需要我告訴他應該看些什麼基礎性的書。佛經翻譯和蘭學翻譯呢？我幾乎完全是一個門外漢，假如有一天要走進這範圍的話，倒要他給我開一份書目呢。至於聯名發表文章，如果真的有這情形出現，那肯定是我佔他的便宜，但事實是：我連推薦發表文章也沒有幫得上忙。不過，當我見到陶磊讀博以來在思考和研究方法上日益成熟，我是很感欣慰和滿意的。

毫無疑問，「直譯」和「意譯」是翻譯批評中的重要概念，長期支配著有關翻譯的討論。儘管我們都好像知道什麼叫「直譯」，什麼叫「意譯」，卻很少見到有人對這兩個概念的來源做過認真細緻的梳理。但這是重要的，沒有弄清楚源頭，後面的理解便沒有把握了。陶磊在本書中通過對古代典籍的爬梳，綜合語言學、文獻學等方法，窮根究源地對「譯」「直譯」「直翻」以及其他一些相關短語的含義作辨析，指出這些詞語原來與現代意義上的「直譯」「意譯」完全不同，並以此前提推進，揭示古代佛經翻譯中「敵對翻」和「取義翻」、「正翻」與「義翻」與現代的「直譯」「意譯」含義相近。在本書中，陶磊以豐富的材料和詳實細緻的分析來建立論點，深具說服力。此外，他又確立作為現代譯學術語的「直譯」「意譯」來自日本蘭學，是蘭學翻譯家參考中國古代佛經翻譯方法而創製，並隨著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國學生留日高潮進入漢語詞彙，沿用至今。這是非常系統性的研究，理清「直譯」「意譯＂詞義的完整發展，讓我們對這兩個譯學關鍵詞有更準確的理解，這是本書重大的學術價值所在。

今天，年輕人選擇走上學術之路，真的很不容易，甚至可說是滿途荊棘，前路茫茫。很多人為和非人為的、制度和非制度的障礙，讓年輕人沒法專心讀書寫作。陶磊讀書勤奮認真，思考深邃細密，而更難得的是儘管他文質彬彬，說話委婉溫柔，但實質外圓內方，有自己的立場，有自己的原則，這是我最欣賞他的地方，也確信是他將來取得更大學術成就的主要原因。陶磊用上幾年的時間對原來已經很不錯的博士論文整理修改，在內容和水平上有很大的提升，今天正式出版，可說是他學術生命上一個重要裡程碑。在這裡祝願他的學術路途平坦順利，且能夠在堅實的基礎更上層樓，對學術界做出重大的貢獻。

王宏志／香港中文大學翻譯系人文學科講座教授、翻譯研究中心主任

《〈直譯意譯觀念溯源：從佛經翻譯到蘭學翻譯〉序》節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