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正位、李勇 | 以開放胸襟看待「文化例外」

「文化例外」概念一經提出，便受到高度關注、褒貶不一。近年，圍繞這一理念的實踐效果、發展模式、規則訴求等，也出現了不少新演進。

從實踐效果看，「文化例外」並非「保護良藥」。法國作為「文化例外」理念的堅定支持者和實踐者，一致倡導以此構築保護法國相關產業的屏障。實踐證明，這些保護措施起到了一些積極作用，特別是早期給予了法國具有傳統優勢的電影等產業一定生存空間，部分抵禦了美國強大金錢力量支持的好萊塢文化等衝擊。但保護性措施也帶來了一系列「後遺症」，包括競爭不充分、發展活力不足、與國際脫軌等，使得法國相關產業被遠遠拋在全球化發展浪潮之後。以電影業為例，儘管受到配額制度以及相關政策的保護，法國電影仍不敵美國電影，新世紀最初9年美國電影在法國市場的年均票房達5.19億歐元，平均佔比50.4%，法國本土電影年均票房僅為3.84億歐元，平均佔比36.8%。在歐美音樂、電影、廣播和電視節目貿易中，美國也長期處於貿易順差地位。

從談判模式看，「文化例外」並非「文化免談」。在各類國際經貿協定談判中，「文化例外」大體可分為「整體排除」和「部分排除」。前者是指締約國將其所有文化產業排除於協定適用範圍之外，目前只有加拿大在《北美自由貿易協定》中採用過；後者則僅對部分敏感領域適用。實踐證明，儘管各國並不完全贊成法國的「文化例外」，但大多認同文化產品或服務所具有的「商業」和「文化」雙重屬性，因此「部分排除」而非「整體排除」已被越來越多的國家所採納。迄今為止，多數經濟體僅將視聽服務等列入敏感開放部門，不同程度保留了配額、外資股比、商業實體類型、內容審查等限制措施。加拿大在其最新的歐加自貿協定談判中也改變立場，轉向推行「部分排除」，將部分文化產業排除於協定約束範圍之外。

從發展潮流看，「文化例外」日益面臨「數碼挑戰」。伴隨信息網絡的迅猛發展，傳統文化產業的界限被打破，絕大多數的文化載體——包括文字、圖像、聲音、音樂、表演等，都可以轉化為數字形式在不同領域之間快速轉移。這極大便利了文化產業的生產、傳播和消費，加劇了文化全球化進程，但也給傳統保護手段帶來了更多新挑戰。比如網際網路的發展帶動了在線觀看的巨大需求，使得進口電影的數量和播放時間限制等效果大打折扣，也提高了一國抵制國外不良文化的工作難度；網絡微博、微信等自媒體的擴張，則給傳統的圖書出版等傳媒業帶來挑戰，等等。在國際經貿規則中，傳統的「文化例外」措施也與網際網路規則、數字產品貿易規則等相互交織，從各個方面影響著一國文化產業的競爭環境。

從基本理念看，「文化例外」並非「文化排外」。上世紀90年代，「文化例外」由於沒有獲得多數國家支持，最終達成的《服務貿易總協定》並未正式引入這一概念，只是由各成員國在減讓表中具體承諾是否開放文化產業。進入21世紀，法國、加拿大為爭取儘可能多的國家支持，將與美國鬥爭的場合從世貿組織轉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政策主張也由「文化例外」轉向「文化多樣性」。2001年和2005年，在法國和加拿大的推動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先後通過《文化多樣性宣言》和《文化多樣性公約》，明確賦予締約國有採取文化多樣性措施的權利。但是，以美國為代表的多個 WTO成員並未加入該公約，後者主張自由開放的市場才是文化多樣化的基礎。由此可見，無論是文化例外還是文化多樣性，都不是文化排外，背後分歧僅在於是通過保護還是通過開放，來最終實現多樣化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