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逆全球化浪潮久久不散而公共衛生危機突如其來的2020年，右翼民粹主義變身為一個西方社會未曾經歷過的威權民粹主義
◆ 威權民粹主義的形成對西方民主的制度體系與價值體系提出更為嚴峻的挑戰
◆ 在民粹主義向威權化演進的背後，是西方社會正在面臨的一系列結構性危機
◆本期《瞭望》封面報導《催化大變局》共五篇，此為第三篇，後續將陸續播發
瞭望封面專題
● 催化大變局
● 世界經濟如何重組
● 結構性危機推動西方民粹主義威權化
○ 疫情加劇「美國病」
○ 歐洲苦尋脫圍策
結構性危機推動西方民粹主義威權化
文 | 林紅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
在許多西方人心目中，「見證歷史」或許正是他們在2020年最深刻的感受。他們見證了疫情的肆虐，見證了經濟的停頓與衰退、政治的慌亂與紛爭，當然，也見證了美國總統川普的落敗。
2020年註定要在人類災難史、抗疫史乃至政治史、經濟史上留下重重的一筆，21世紀的國家治理與全球秩序也將因這場疫情而發生重大改變。疫情帶來經濟衰退、貧困加劇、失業率驟升等衍生危機，考驗著各國政府的危機應對能力和國家治理能力。在此背景下，已喧囂多年的西方民粹主義發生了怎樣的改變，關係到西方乃至世界的未來走向。
民粹主義本身就是危機的產物，西方民粹主義浪潮的勃興是2008年以來金融危機、歐債危機和難民危機共同作用的結果。它以2016年的英國「脫歐」公投、川普當選為標誌達到高潮。當下，在疫情時代的重重危機中，民粹主義不僅沒有消退，反而不斷演進，發展成一種威權民粹主義。由於身陷種種難以自拔的結構性危機，西方主流政治與民粹主義的博弈將成為一種常態化現象。
▲ 12月9日，反對「脫歐」的示威者站在英國倫敦議會大廈外 韓巖攝
疫情防控與民粹主義「升級換代」
2016年以來，西方民粹主義表現出清晰的右翼化傾向，與民族主義、國家主義和威權主義等意識形態深度交織。疫情危機為右翼民粹主義的繼續強化提供了機會。
川普等保守派領導人因應對疫情不力而聲望暴跌，但並沒有削弱民粹主義者，反而帶來了諸如口罩佩戴、學校重開、經濟重啟等新的大眾政治議題，各種「閉關」「封國」的防控措施為民粹主義者提供了排他性的物理空間。
由於新冠肺炎疫情是一場必須依賴國家力量和政府主導才能應對的公共衛生危機，在動員、組織和調配抗疫物資的問題上，在解決經濟停頓帶來的種種問題上，需要更多、更強的政策幹預，這使得國家的角色空前突顯。在崇信個人主義和自由市場的西方，疫情危機使得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擁有了前所未有的正當性。
疫情暴發初期，英國、瑞典等國政府依據社會自主而非政府主導的思路，提出「群體免疫」的政策主張。這一明顯放棄政府責任的消極政策引發了有關人道主義與政治責任的重大爭論，加劇了民眾恐慌與不滿，最終不得不宣告失敗。空前嚴重的疫情危機將突顯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的政策選項帶到了各國政府面前。
一方面，防控疫情需要強化政府權威。疫情大流行危及全體公民的生命與健康，從責任倫理來講，政府有著無法推卸的職責。為了科學有效地防控疫情，政府必須出臺針對社會經濟活動的幹預措施，強化管控力度。
另一方面，應對經濟衰退需要擴大政府支出。由於嚴格防控而管制社會經濟活動，不可避免會出現嚴重的經濟衰退和福利困境。疫情期間，面對企業破產、失業率飆升和貧困加劇的疊加衝擊，各國政府出臺各種救市和濟困措施，造成高額的政府支出和嚴重的財政赤字。
在逆全球化浪潮久久不散而公共衛生危機突如其來的2020年，右翼民粹主義得到了一個「升級換代」的契機——借民族主義與國家主義突顯之力，變身為一個西方社會未曾經歷過的威權民粹主義。
威權民粹主義不是威權主義與民粹主義的簡單相加。雖然民粹主義因其大眾民主的價值觀而為人熟知，但威權主義、強人政治從來都是民粹主義的意識形態特徵之一。形成於疫情環境的民族主義與國家主義共同誘發了民粹主義的威權一面。
在民族主義的維度，西方社會既有川普主張的「美國優先」的本土利益，又有歐洲國家因疫情恐慌而演繹的對外部因素的拒斥，體現出一種「恐懼的情感與文化」和一種排他的利益主張。
在國家主義的維度，國家在應對疫情和解決由此產生的經濟社會問題上表現出無可替代的作用，各國中央政府在此次抗疫過程中獲得了更多的行政權力和政治權威。
民粹主義的左翼強調國家擴大福利、救濟失業和保障公平，其右翼則要求國家採取貿易保護主義政策，維護本民族利益。疫情危機為民粹主義與國家主義、民族主義的全面合流提供了機會，威權民粹主義的形成對西方民主的制度體系與價值體系提出更為嚴峻的挑戰。
▲ 6月6日，人們在美國華盛頓國會大廈附近遊行劉傑攝
威權民粹主義背後的結構性危機
2016年，當右翼民粹主義突襲而來時，西方自由派無不為之愕然和驚恐；其不斷顯露的威權化，更是對西方民主的一個巨大反諷。
根據所謂自由民主的價值觀，威權主義是舊時代的遺蹟或落後世界的頑疾。西方國家自視為建立在自由基礎之上，保障了平等和正義，對威權主義有獨特的免疫力。不承想，右翼民粹主義在2020年的疫情危機中不僅沒有退場，反而升級轉型為威權民粹主義。
在民粹主義向威權化演進的背後，是西方社會正在面臨的一系列結構性危機。
首先，西方共同立場的缺失。引領經濟全球化長達三十餘載的新自由主義曾是西方的共同立場，但2016年以來已首先在西方內部被瓦解了。
在美國與歐洲之間、英國與歐盟之間、歐盟成員國之間，政治共識不斷消解，貿易摩擦不斷加劇。
2020年2月，第56屆慕尼黑安全會議發布了《2020年慕尼黑安全報告》，將「西方缺失」確定為會議主題。按照主辦方的說法，「西方缺失」指一種被廣泛感受到的不安，這種不安源於西方持久目標的不確定性和西方共同立場的缺失。
事實上，歐美各國在面對全球性公共衛生危機與經濟社會危機時，已很難展現出積極的合作精神和採取必要的共同行動。再加上疫情防控在客觀上造成的隔離疏遠和各自為戰，威權民粹主義的出現難以避免。這種建立在狹隘的民族主義利益之上的右翼意識形態，主張通過國家的力量優先保護本民族經濟利益和文化價值，嚴重妨礙了西方國家找回它們缺失的共同立場。
其次，自由民主的制度危機。西方國家的更大威脅來自於國家內部的制度危機。
自由民主制度由兩套不同但相互聯繫的制度設計組成，即自由與民主的兩套制度。右翼民粹主義的興起揭示了二者之間日益加劇的內在衝突。由投票選舉、體現民眾意志的政治秩序構成的民主部分，正在挑戰和削弱由法律規則、限制權力的憲政秩序構成的自由部分。人們看到，由民主方式選出的一些政黨領導人，運用了民主的合法性來削弱自由的制度基礎，挑戰權力的分立和制衡，日益走向威權主義。
川普未能成功連任，但是他獲得的7400多萬張選票使其成為美國歷史上得票率第二高的總統候選人，說明了美國有著傾向權威、服從和多數主義的深厚根基。強人政治是民粹主義所需要的，但卻與自由民主的價值相牴觸，民粹主義的日益威權化暴露了西方國家內部的制度危機。
第三，政治共同體的內部裂解。在民粹主義向威權化演進的過程中，國家內部的種族矛盾和文化衝突不僅沒有緩和，反而越演越烈。民粹主義是一種反抗政治，產生於結構性的社會衝突，其左翼指向縱向的階級衝突或貧富矛盾，其右翼指向橫向的種族矛盾和族群差異。由於20世紀末以來左翼陣營的日漸衰微，右翼民粹主義得以甚囂塵上，將反對經濟不平等的左翼議題融進對抗性的身份政治之中，突顯了族群差異的文化政治。
在美國，川普的政治遺產之一是將白人身份政治帶上了全國性的政治舞臺，使美國更深地陷入白人身份群體與少數派身份群體之間的「文明衝突」。疫情期間暴發的「黑人的命也是命」的全國性種族衝突，不僅加劇了社會撕裂和政治極化，更導致了疫情的全面失控。
在歐洲，疫情反覆、經濟衰退不斷煎熬著緊張的民眾，諸如「封國」、收緊邊境等管控措施客觀上強化了對外國、外來者的排斥感，推高了民族主義情緒。德國、法國、瑞典等國的極端勢力大肆宣揚新納粹主義，呼喚俾斯麥式政治強人的出現。
可以想見，國家內部的族群分化與衝突將消解社會包容性和國家凝聚力，使得固有的系統性頑疾更難化解。
▲ 6月6日，一名示威者在法國巴黎戰神廣場參加反對種族歧視的集會奧雷利安· 莫裡薩爾攝
威權民粹主義與西方的應對之策
拜登時代的開啟並不意味著美國擺脫了民粹主義的困擾。在公共衛生危機與經濟衰退的大環境下，右翼民粹主義不會神奇消失。因為2016年幫助川普上臺的深層次問題依舊存在，經濟不平等並未緩和，族群衝突更加激化。民主黨接手的是一個共識崩潰、更加撕裂的美國社會。後疫情時代的民粹主義或許在聲勢上會有起落，但它將始終停留在西方政治舞臺上。
民粹主義的威權化和長期存在是西方國家不得不全力應對的挑戰，主要應對之策包括：其一，在發展戰略方面，西方將不得不在國家幹預和自由市場之間尋求新的平衡點，在緊縮和擴張政策之間尋求一種更有效的複合型策略。
民粹主義支持國家幹預，疫情危機使得擴大政府支出的政策合理化了。雖然疫情危機減弱後，削減政府開支和平衡預算的緊縮政策可能有所回歸，但是國家發展已經不可能回到新自由主義的自由市場至上路線上了。疫情的教訓使得重建國家的醫療保健系統成為當務之急，必須依賴更多的國家幹預和積極的財政政策。
其二，在社會治理方面，面向人民的治理將成為保障政治秩序和社會穩定的任務。
法國總統馬克龍在「黃馬甲運動」期間曾提議開展全民大辯論，主張重新思考民主以及如何將人民放到重要地位。緩解貧困與不平等問題是社會治理的重大難題，民粹主義的長期存在與貧富懸殊和貧困加劇直接相關。西方國家在疫情期間採取的政府干預、量化寬鬆政策事實上使財富差距進一步拉大。修復人民對體制的信任和應對民粹主義的挑戰，將不得不從對貧困與不平等的治理入手。
其三，在意識形態方面，如何重建共同體內部和西方內部的共同價值將受到重視。
拜登在競選中曾宣稱「雖然我以民主黨人身份競選，但我將成為美國人的總統」，希望緩和因政治極化和社會分裂而產生的焦慮，但是，很難想像在民粹主義的解構政治下重建「美國主義」的國家認同能夠成功。
西方內部的共識重建同樣艱難。歐洲抱怨美國的收縮政策，將歐洲的不安全感歸咎於在戰略上被美國拋棄了。拜登上臺後，川普的右翼民粹主義政策很難被全盤顛覆，美國的關係網能否被修復，西方內部能否重建價值同盟和推動意識形態合作，某種意義上取決於美國國內的民粹主義壓力有多大。LW
刊於《瞭望》2020年第5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