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7月7日，高考首日，北京人大附中考點外，家長為孩子打氣。 （視覺中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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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媽焦慮的根源就是怕孩子不幸福。一旦沒教育好，他的選擇權利就會減少，就有階層滑落的焦慮。我的學歷挺好的、工作挺好的，如果孩子不如我，那他怎麼會有幸福成功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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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南方周末記者 李慕琰
南方周末實習生 徐爽
責任編輯 | 邢人儼
兒子讀小學四年級那年，安柏為他辦了生日會，孩子家長各一桌，媽媽們一坐下來就開始大聊小學升初中的準備事宜。在一席充滿了專有名詞的飯桌上，安柏發現自己就像個外星人。
家長們的「黑話」把成功錄取重點學校稱為「上岸」。在北京，公認的教育中心在海澱，而海澱區最好的六所公立學校——人大附中、北大附中、清華附中、101中學、十一學校和首師大附中，統稱為「海澱六小強」，這六所中學承包了海澱九成以上的高分段和清華北大錄取名額。
家長中間流傳著一種說法，以「六小強」為目標的媽媽，需要讓孩子在10歲之前完成這些任務：1歲開始中英雙語教學；3歲能看英文繪本、背100首古詩；4歲，學樂理、鋼琴、畫畫；6歲上區裡最好的小學；8歲看完《西遊記》《論語》，繪畫拿到全國獎；9歲鋼琴過十級，運動拿到市級比賽名次；10歲奧數比賽一等獎，拿到PET（劍橋英語考試二級）證書。
安柏意識到自己嚴重低估了「上岸」的難度。兒子讀的是區重點小學，奧數比賽拿過二等獎，後來她才知道這些作用不大，很多學校沒有公開選拔，想錄取只能通過提前招收的培訓班。
這類公立學校自辦或和社會培訓機構合辦的培訓班叫「坑班」，從中選拔優秀的小學生，需要至少提前一年「入坑」。進入名校的路徑是這樣的：先考進培訓機構推出的輔導班，輔導後50%的人能獲得坑班考位，20%的人能考進坑班，坑班裡20%的人考取牛校。安柏算了一筆，最終只有2%的孩子能考進牛校。
安柏的後知後覺導致兒子很晚都沒有「上岸」，身邊的同學朋友裡只剩下他一個。她看見兒子在日記裡寫自己的沮喪和壓力。「家長可以對孩子期望值調低，就是怕孩子自己不會那麼『佛系』，小孩好像天生都有挑戰欲，其實挺愛互相比較的，這種東西我就沒法控制的。」安柏說。
如果遇到孩子不願上進，有些家長會主動「雞娃」——通過給孩子打「雞血」，把學習任務滿滿當當安排好，敦促孩子努力。安柏觀察，「現在『雞娃』的風氣越來越重了，順其自然的結果很不可控，但是『雞娃』成功的機率會大一些」。
安柏把這段經歷寫成《上岸》一書，記錄了一位海澱媽媽帶領兒子闖關重點學校的緊張過程。就像描寫紐約上東區母親的書籍《我是個媽媽，我需要鉑金包》裡寫到：「全世界媽媽的焦慮都是一樣的，從曼哈頓到邁阿密到馬裡，媽媽們都在被同樣的恐懼、不安和欲望牢牢控制。」
北大附中的老師唐倩茹接觸過很多海澱媽媽，有些家長從孩子小學時就開始焦慮，比如孩子幼兒園沒有學英語，到小學發現其他孩子早已提前學完，追悔莫及。唐倩茹有兩個孩子，成為母親前都以為自己可以風輕雲淡，「很打臉知道嗎？」她對南方周末記者說，「你活到一定程度肯定就受不了。」
和上東區媽媽不一樣，海澱媽媽不講求精緻，她們不化妝、穿平底鞋，只為方便接送孩子上下補習班。「海澱媽媽比的不是鉑金包，或者你要穿什麼名牌、住什麼房子這些物質上的東西。」安柏對南方周末記者說，「其實大家比較的、在乎的還是孩子的成績和學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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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所有的精力投入在孩子上了」
劉瀟的丈夫是人民大學的老師，得益於教職工子女入讀附屬學校的政策，兒子順利進入了人大附小。兒子從幼兒園就展現了足球天賦，小學開始打比賽，從那時起，不論颳風雨雪，只要兒子有比賽，劉瀟和丈夫一場都沒有缺席過。他們專門帶兒子去西班牙看了皇家馬德裡的比賽，C羅和梅西都在，連看了三場球，讓他感受足球的氛圍。
他們為兒子找私人教練，每周都要訓練。疫情期間戶外場地不開，劉瀟和丈夫就自己找公園，帶兒子偷偷地練，被人趕走後又重新找地方。
「這種東西真的就是靠時間，靠你付出的時間、精力，把孩子共同打造成所謂的那一波最好的孩子。真的，我觀察到別人家也是一樣，你要在哪個地方做的很出色，必須是家長要沉浸在這裡面陪著他去做。」劉瀟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劉瀟認識人民大學某學院院長的夫人，她的孩子從小就跳級上課，初中已經學完了高中課程，幾乎拿到了美國所有頂尖學校的offer，被哈佛大學全額獎學金錄取。劉瀟很佩服這位母親，「她就是把人生所有的精力投入在這個孩子上了，一坐到辦公室就開始看孩子的試卷，80%多的時間全部都是在孩子那兒，也得到了結果。她覺得她的樂趣和成就感就在這一塊。」
安柏的一位女友，自從有了孩子，買衣服從奢侈品降為快時尚品牌，「變得神經質般節儉的同時，給孩子花錢卻異常強悍，攔都攔不住」。奶粉一定要澳大利亞進口，一套繪本花上萬元，鋼琴要買義大利原裝的C.BEAR。另一位朋友五年沒有添置新衣，給孩子隨手報名了國外大學的「天才營」考試，3周4200美元，還感嘆真便宜。
安柏給別人家上輔導班的孩子算帳，發現讀個小學就要100萬。她有朋友抱怨，「養個小孩真不容易，一年上的補習班，夠我買10個愛馬仕包了，還是鉑金包。」
「對家長的考驗是這樣，你要麼就花錢找好老師，如果不想花太多錢，你就要自己花精力，反正你總要選一個。」安柏選擇花精力，理工科出身的丈夫為給孩子輔導數學，隨身帶著數學練習冊，開會間隙拿出來做題；安柏則報名了雅思網課，花三個月時間每天學英語，自己考到了7.5的高分。她感慨為了孩子，中年人也重新激發了學習熱情。
安柏就職於一家世界五百強企業，孩子開始準備小升初，加上家裡長輩生病住院，她決心辭職，成為全職媽媽。她認為在工作裡自己只是一顆螺絲釘，沒找到特別的價值感，「但是對於我們家庭來說，我是很重要的，是不可或缺的」。
她認為中國人的傳統觀念導致家長更容易把精力投入在孩子身上。「西方人的觀念比較突出自我，中國人向來就很重視子嗣，你就是再成功，家裡有很多房子、財產，結果還是給孩子，最後大家重心會放在後代上。」
劉瀟一直覺得自己不算焦慮，但如果孩子成績掉到班裡十名之後，她還是會生氣，「你就會忍不住要吼，我一直覺得自己是不吼的媽媽，但還是會吼」。
「焦慮是很難去化解和減少的，整個社會環境就是推著你往上，你沒有辦法，大家不會對每個職業都有敬畏心，實際上還是會有圈層。」劉瀟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對成功的定義，多多少少肯定還是有些表面的。小孩自己都會說，誰家的房子好大、誰爸爸開的車挺好，他會覺得原來這個人的爸爸媽媽是有能力的，這種定義是始終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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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沒教育好，就有階層滑落的焦慮」
唐倩茹教高中語文，她發現北京孩子和像她這樣從外地考進來的一代人很不同，「外地孩子背水一戰，可能終極一生都沒有辦法在北京立足，北京的考生相比於外地確實簡單一些，他們從小就生活在這裡，人家就算考不好又怎樣？當下快樂就夠了。」她教過的很多孩子在高三之前都很貪玩。
在北大附中，北大教工子弟多，許多學生出身於高知家庭，父母更願意讓孩子自由生長、接受素質教育，「像這類學生，通常也不是以清北為目標的，更願意出國，或是上分數稍微低一點的中外合作項目」。如果想留在北京，大部分考入北京某間大學就能滿意，「最後你發現大家學校都還OK，說得過去。」
「高考不是全國比較，是省內比較，北京就是跟北京的孩子比。有些省本身沒有特別好的教育資源，很多縣中反而比城市裡要學得好，像衡水中學這種模式，實際上就是花得精力越多，才讀得越好，你不要想別的，就在那讀書。」安柏分析，北京家長雖然看上去緊迫，實際上和其他地區一比，根本不用焦慮。
但對於海澱媽媽來說，讓孩子在大城市立足並不是他們的目標。「孩子其實不用上班了，家裡有個幾套房子，收收房租也行，但這不是我們想給孩子的人生，我們不是讓孩子衣食無憂就解決問題了，也希望他能有一定的成就感，在事業上有一點成績。」安柏對南方周末記者說，「相當於受到更好的教育，他自己的格局、人生觀也會得到提升。」
劉瀟畢業於中山大學，丈夫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他們常對孩子開玩笑，「你不能跟你爸一樣考人大」。丈夫曾有離開人大去其他地方工作的機會，但考慮到孩子接受教育的優惠，選擇留在了學校。劉瀟承認家庭為孩子提供了資源，「這也算是我們人生規劃當中的一部分了，實際上是默默地犧牲或者鋪墊。」
海澱爸爸姚宗元和妻子都是在普通的工薪家庭中長大，高考考入了北京。兒子讀的是人大附中三高足球基地班，正在備戰全運會，比好了可能得到保送清華北大的機會。但他鼓勵兒子不要去清華北大，接受自己當年的教訓，要有更高的眼界，「你想去美國上大學，想去斯坦福，好處是你的導師都是獲得諾貝爾獎的，無論學什麼專業，你見的都是全世界最頂級的名人，記住了嗎？你去聽他的課，受他的影響，潛移默化。」
如果要描述海澱媽媽集體畫像，安柏認為以高知家庭和「考一代」居多。安柏1990年考入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後來成為北京大學碩士，那個年代大學生是稀缺資源，她認為當時的教育是粗放型、野蠻生長，現在則是「精耕細作」。
「我們覺得接受教育還是能改變命運，就會非常重視孩子的教育，相信努力可以獲得成功，這個邏輯是比較傳統的思想。我們是這樣一群人，相對其他的東西，覺得讀書還是比較重要，放在優先的級別。」安柏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她聽說過統計學裡的「均值回歸」：不管是外表、身高、運動能力還是學業水平，父輩的水平高，他們孩子的成就即使比常人高一些，和父輩還是相去甚遠。「每個父母心裡都會有暗戳戳的想法，希望子女超過自己，但有時我覺得自己是北大的，孩子再超過自己是不可能的，因為他去哈佛、去牛津也就這樣，頂尖再往頂尖去是很難的。」安柏發現，「但如果一對父母連大學都沒讀過，那孩子讀個一本或是上211的機率還是挺大的。」
她對兒子的期望是考上985高校，但清楚現實是殘酷的，光憑分數考上清華北大的孩子少之又少，「像我們這樣的孩子，其實吃不了這個苦，從早到晚都要拼命地讀，得像衡水中學這種方法才行，一分一分地摳，很多東西都要衝著滿分去考。」
安柏最近讀了《我的二本學生》這本書，再次意識到「二本和985真的沒法比」。如今遍地大學生，很多公司只招985、211畢業生，「你如果從好學校畢業，你的選擇範圍是巨大的，但如果是很普通的學校，你就得等人家來挑你，（學校）就相當於是敲門磚」。
天才小神童的新聞層出不窮，安柏感覺整個環境越來越「雞血」了。「媽媽焦慮的根源就是怕孩子不幸福。一旦沒教育好，他的選擇權利就會減少，就有階層滑落的焦慮。我的學歷挺好的、工作挺好的，如果孩子不如我，那他怎麼會有幸福成功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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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當然希望孩子是天才」
姚宗元有三個孩子，給大女兒的規劃一直是申請美國的大學。高一時班主任問她晚上幾點睡覺，她說九點睡，早上自然醒。班主任大為震驚，「都到高中了還睡到自然醒？晚上九點多鐘就上床了？人家都搞到十一二點！」
2020年疫情爆發，妻子不同意女兒出國，女兒只好回到戶口所在地福建參加高考，妻子在廈門陪讀了一年。第一次參加模擬考試，女兒在全班50人裡排名倒數，連考上大學都困難。「因為那邊的孩子都是通過高考才能改變人生，他們早早地把目標就定在那了。」姚宗元對南方周末記者說。但他相信，他們的學習能力或者見識跟女兒比，還是有差距的。
很多海澱家長從小學開始就給孩子定目標，姚宗元和妻子反思，他們對女兒學習的要求不夠，導致她變得放鬆。「後來我跟我女兒說，你付出得不夠，考不上大學是很正常的，也沒什麼丟臉的，你沒給我丟臉，你的人生是你自己的。」最終，女兒通過藝考被華僑大學錄取。
姚宗元和妻子決定總結教訓，不能讓兒子重蹈覆轍。他們從小對兒子和女兒的要求就不同，「我跟女兒說的是，你幹你願意的任何事情都行，我跟你媽支持你，將來什麼東西都留給你」。但兒子不同——「兒子幹任何事情都是第一名，他就追求第一，他付出的比別人多，他就比別人強。」
兒子小學起就保持在年段第一名，中學入讀足球特長班，不久前獲得了全國校園足球聯賽高中組冠軍。姚宗元從小對兒子說，「你作為男子漢，將來肯定要撐起一片天，如果姐姐需要你幫助的時候，你很差，你還需要姐姐來幫助，那你這個人生，你說你過得精彩嗎？」
家長以孩子為傲的心態，安柏有深切體會。「孩子真的從一開始啥都不懂，話也不會說、路也不會走，突然一下子這個也會、那個也會，感覺就是一個天才。」但隨著孩子長大，成績排名越來越差，會逐漸意識到孩子的普通，「家長當然希望孩子是天才，但這也是一個慢慢接受的過程。」
對於一些家長來說，人生的一大難關是接受自己的平凡，有了孩子之後，這個課題變成接受孩子平凡。「每個人都有對優秀的渴求，總要不甘心地去試一試，可能東試西試的就發現自己還真是挺平凡的。」安柏說，「從概率上來講，大部分人肯定是平凡的，但是你能不能在平凡中做一個更好的自己？這才是最重要的。」
採訪中，幾乎每位家長都說自己能夠接受孩子平凡，但還是在言談間對孩子寄予厚望。劉瀟的說法是，「平凡沒什麼不好的，但這個平凡如果是他自己該有的能力沒有發揮出來，比較消極的平凡，我是不太接受的。」
對姚宗元來說，孩子的前途就是要考好大學，「不是說考不上大學就沒有前途，但在中國的這種競爭和選才體制裡，你連大學都考不上，那叫什麼前途？」
安柏見過最優秀的孩子是一位北大同學的孩子，在劍橋大學讀書，思路寬廣、與人交往非常得體，「一看教養很好，見識又廣博，而且有興趣愛好，自己有目標，都很有想法。」
唐倩茹當老師這幾年裡，印象最深的學生是一個女孩，她的成績不拔尖，但參加了各種創新科技大賽，最後被紐約大學在國內的合作學校錄取。「確切地說，沒有最優秀，只有最好的自己，不要跟別人比，你能獲得幸福就很好，很成功了。」
經歷了孩子「上岸」的殘酷戰役後，安柏發現，好的教育不應該讓人越活越窄。「越活越窄就是你覺得沒路了，就剩一個獨木橋了，比如只能上名校這一條路。」她總結，「生命本來很遼闊，只有看到更廣闊的天地，才能擁有更多人生可能性。」
（應受訪者要求，劉瀟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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