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於國家發展和社會心理比較的 中國同伊朗關係

原文請見《西亞非洲》2020年第4期

http://www.xyfzqk.org/UploadFile/Issue/xe0gqiy2.pdf

範鴻達

內容提要 中國和伊朗的國家發展存在諸多可比較之處。兩國均歷經幾個興盛的發展階段，都不止一次成為所在地區的強大國家，這給兩國民眾植下延續至今的大國之心。近代以來中國和伊朗均遭受到歐美列強的侵略凌辱，都為擺脫這種命運進行了艱苦鬥爭，這使得兩國在面對歐美時都情感複雜。伊朗在波斯帝國時期就發展到國家歷史的最高峰，其後再度崛起的伊朗諸王朝均沒有再達到波斯帝國的世界影響力；秦朝以來中國諸王朝的國際影響力逐步提升，至唐朝達到高峰，之後長期維持在高位發展直至清朝「康乾盛世」，這使得中國人的心理落差比伊朗人要小。從現政權對國家復興的貢獻來看，中華人民共和國基本已經再次把民族國家復興到一個歷史高位；伊朗伊斯蘭共和國非但沒有把伊朗復興到歷史高位，而且即使與被其推翻的巴列維王朝相比它對國家的復興貢獻也沒有優勢。中伊相似或相異的發展軌跡給當下兩國的互相認知造成一些影響，並進而影響到雙邊關係的深度發展。目前，中伊之間存在發展更密切關係的積極因素，兩國恰當的自我和互相認知是今後雙邊關係深化、升華的關鍵因素。

關 鍵 詞 中國同伊朗關係 國家發展 社會心理 相互認知

作者簡介 範鴻達,上海外國語大學志遠卓越學者、中東研究所教授（上海200083）。

從國家發展歷程來看，中國和伊朗（儘管「伊朗」作為國家正式名稱始於1935年，但是出於行文方便，本文統用此稱）有諸多可比較之處。就像中國歷史上存在秦、漢、唐、宋、元、明、清等強大王朝和三國、兩晉、南北朝、五代十國等分裂時期一樣，伊朗歷史上也出現過阿契美尼德王朝、帕提亞王朝、薩珊王朝、沙法維王朝、巴列維王朝等時期的強盛，以及亞歷山大大帝的徵服和阿拉伯人統治後的分裂。歷史的一再起伏均給予兩國自豪、屈辱之感和反抗之心。中國與外部的大規模衝突特別是戰爭遠遠少於伊朗；中國的文化連續性也強過伊朗；近半個世紀以來兩國發展軌跡完全迥異，等等。國家歷史發展對社會心理的形成有不可忽視之影響，社會心理對國家當下內政外交亦有巨大之影響。觀察當前中國和伊朗雙邊關係時，不能不重視各自歷史發展催生的雙方社會心理，不能不重視社會心理對兩國交往的推進或鉗制。伊朗和中國大半個世紀以來不同發展曲線造成的心理差異，歷史發展造就的相同或不同的心態，以及國際環境的新變化等因素，影響到兩國當代關係的更好發展。目前，國內還鮮有通過兩國長時段發展比較來深入觀察當下雙邊關係的研究成果，本文擬從這一視角對中伊關係做一研究嘗試。

伊朗和中國歷史發展的相似性

伊朗和中國在歷史上都曾屢次創造出自己的輝煌，並由此催生了各自的大國雄心；兩國皆曾經歷被歐美列強凌辱的慘痛，從而也具有相似的反對外來壓迫和幹涉的抗爭。

（一）伊朗和中國都擁有基於歷史輝煌的大國之心

伊朗有其璀璨歷史。人類歷史上第一個橫跨亞、歐、非的波斯帝國就是伊朗的阿契美尼德王朝（公元前550年至公元前330年），該王朝直接造就了波斯人強烈的民族自豪感。在中國史書中被稱為「安息」的是伊朗帕提亞王朝（公元前247—公元224年），該王朝終結了伊朗的所謂希臘化時期，部分復興了波斯帝國賦予伊朗的榮耀，並與遙遠的中國建立了正式的官方關係，開啟了古代絲綢之路。緊隨其後的是伊朗前伊斯蘭時期的文化頂峰期——薩珊王朝（224—651年），該王朝是它那個時代的世界強國，是繼阿契美尼德王朝之後波斯人和伊朗最為緬懷的歷史發展階段，也是「伊朗」成為地緣政治概念的開始。16世紀初沙法維王朝（1502—1736年）宣告成立，結束了伊朗長達數百年的歷史蟄伏，再次成為強大的地區力量。到20世紀70年代，伊朗成為中東乃至世界舞臺上的發展明星，那時伊朗正處於巴列維王朝（1925—1979年）發展階段，1977年伊朗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為2 146.6美元，而當時的中國還不足200美元。在上述諸多時刻伊朗都是中東甚至世界大國，這等榮耀不斷催生鞏固了伊朗的大國雄心，也使得1979年伊斯蘭共和國成立後伊朗仍然自視為波斯灣地區大國，並努力從宗教和政治兩方面彰顯自己的地區領導者地位。此外，新千年以來中東持續的劇烈變動嚴重削弱了伊拉克、埃及、沙特、敘利亞等區域大國的影響力，伊朗的地區影響力獲得進一步提升。有歷史輝煌塑造的大國雄心，有中東新局勢帶來的有利新環境，這令「伊朗崛起」成為近些年來伊朗內外很多人都在談論的話題。

歷史發展同樣也賦予中國一顆大國之心。秦始皇開創了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個大一統王朝——秦朝（公元前221年—公元前207年），儘管存在的時間短暫，但秦朝帶給中國人的統一、強大之心理影響不言而喻。秦朝之後中國歷史又迎來更為強大的兩漢王朝（西漢：公元前202—公元8年；東漢：25—220年），而且這個時期中國還開啟了對外交往的新篇章，赫赫有名的「絲綢之路」即是明證。581年崛起的隋朝結束了過往300餘年的分裂，把中國重新統一為世界強國，接踵而來的唐朝（618—907年）更是把隋朝開啟的輝煌推到中國歷史發展的高峰，特別是在對外關係發展方面，唐朝帶給中國人強烈的自豪感，比如迄今在國外存有多處的「唐人街」即是明證。此後宋朝的經濟、元朝（1271—1368年）的疆域、明朝（1368—1644年）的繁榮、清朝（1636—1912年）的「康乾盛世」等均令中國在各自時期傲視天下。當下的中國又歷經了改革開放以來持續高速的經濟發展，中國在經濟層面上已經發展成為當今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國際影響力也越來越大。歷史輝煌和現世成就的疊加，造就了當下中國大國地位的日益隆升，也給中國人帶來國家再度崛起的強烈願望。近年來，中國力推的上合組織和「一帶一路」倡議的發展，中國在世界銀行等多個國際組織中話語權的不斷提升，中國在推動解決國際熱點、難點問題上的努力與成效等，均顯現了中國當今的世界大國之地位。

（二）伊朗和中國都擁有基於歷史挫折的受傷之心

伊朗和中國除了都有歷史輝煌及其帶來的大國雄心外，也均遭遇過歷史挫折以及隨之而來的國家悲傷。波瀾壯闊的阿契美尼德王朝被亞歷山大大帝徵服，伊朗不得不接受希臘人的百年統治；波斯文化發展至鼎盛的薩珊王朝被新崛起的鄰居阿拉伯人徵服，伊朗本土信仰和語言文化因此而丟失或飽受摧殘；與奧斯曼帝國持續爭鬥的沙法維王朝國力日衰，終被「喪權辱國」的愷加王朝所取代，大片國土的喪失把愷加王朝釘在伊朗歷史的恥辱柱上；豪情萬丈的巴列維國王曾把伊朗再次拉到世界的聚光燈下，但是這偶爾一現的曇花最終凋零於1979年的伊朗伊斯蘭革命中。歷史帶給伊朗人足夠的悲傷，中國人對此感同身受。在統一強大的秦漢之前是春秋戰國的紛爭，在興隆的隋唐前是三國魏晉南北朝的分裂，在經濟高速發展的兩宋前是五代十國戰亂，孕育「康乾盛世」的清朝在後期曾遭受大片國土的喪失以及列強的輪番凌辱。

伊朗和中國也是帶著相似的任務進入20世紀——整肅內部政治、擺脫外來幹涉、推進國家發展。飽受近代苦難的伊朗在20世紀初期開展了立憲運動，該運動喚起了伊朗人民的覺醒。1925年巴列維王朝取代不得人心的愷加王朝，在新王朝締造者禮薩國王的領導下伊朗進行了以世俗化和現代化為鮮明特徵的改革，並取得一些發展成效。但是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迫近和爆發，伊朗成為英、蘇、德三國激烈角逐的戰略要地，1940年英、蘇聯合出兵伊朗，迫使不情願把德國勢力徹底趕出伊朗的禮薩國王下臺。繼任的巴列維國王面臨的國際處境亦是不妙，他不得不接受英、蘇、美三大國共同駐軍伊朗的殘酷現實。二戰後英、美聯手幫助伊朗把蘇聯勢力趕了出去，爾後藉助伊朗的石油國有化運動美國又逐步消減了英國在伊朗的勢力存在，美國積極策劃甚至是主導了伊朗1953年政變，這幫助巴列維國王重掌國家大權，之後伊朗逐漸步入一個相對穩定的發展期，當然也是一個親近美國的時期。1979年伊斯蘭共和國成立後，革命色彩濃厚的新伊朗不僅要面對國內政治動蕩和兩伊戰爭帶來的陣痛，而且還要面對日益惡化的國際處境，美國等國家對伊朗延續至今的長期制裁嚴重影響了伊朗人民的生活。

中國進入20世紀時清王朝已是「病入膏肓」，以孫中山先生為代表的仁人志士們展開轟轟烈烈的救國運動，最終於1912年建立了「中華民國」，同年清朝終結。成立伊始的「中華民國」權力基本歸於北洋政府，在北洋軍閥混戰連年後中國又歷經國民革命軍的北伐戰爭，至1928年國民政府才在形式上完成了對中國的統一。但是當時中國並未擺脫西方列強的幹涉，日本更是不斷加強對中國的侵略與戰爭，在長達14年之久的抗日戰爭結束後，中國又進入了四年之久的殘酷內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開始了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時期，其中出現的一些政治發展波折幹擾了國家經濟社會的健康發展，給人民帶來痛苦的記憶。

伊朗和中國歷史發展的差異性

就伊朗和中國歷史發展的差異性而言，有兩點特別突出：一是伊朗在強盛時期與外部大國的衝突與戰爭是其對外關係的顯要特徵，中國強盛時期則注重非衝突性的國際交往，與外部大國的關係表現得相對平和；二是伊朗本土文明（比如宗教信仰和語言文化）曾因為阿拉伯徵服而遭受嚴重摧殘，中國文明則保持了連續存在與發展。

（一）伊朗在強盛時期與外部多有衝突和戰爭

伊朗歷史特別是其強盛時期充斥著與外部的衝突和戰爭，對伊朗尤為不利的是，其各個強盛時期的對手基本也都是當時世界或地區的豪強。

阿契美尼德王朝在給伊朗帶來帝國榮耀的同時，也給世界帶來關於「希波戰爭」的深刻記憶，強大的波斯帝國對渙散的希臘城邦的臣服要求源於帝國擴張的本性，這場戰爭對東西方關係造成重大影響，希臘著名史學家希羅多德曾代表西方發問——他們（東方）為什麼恨我們（西方）？這場戰爭令阿契美尼德王朝元氣大傷，從而加速了波斯帝國的衰落，並最終被亞歷山大大帝所滅。在波斯帝國之後，領土和區域主導權的競爭又讓帕提亞王朝和薩珊王朝深陷與強大（東）羅馬帝國的持續戰爭，它們之間的衝突也被視為東西方對抗的延續，與（東）羅馬的戰爭令伊朗這兩個王朝的實力嚴重受損，結果內外交困的薩珊王朝在面對新崛起的阿拉伯人時已經軟弱無力，最後不得不再次吞下被他族徵服的苦果。伊斯蘭前時期伊朗的這兩次亡國經歷，特別是伊朗被波斯人一直鄙視的阿拉伯人所徵服，給伊朗和波斯人留下至今都沒能消失的痛苦和憤恨。

16世紀初伊朗的沙法維王朝建立時正值奧斯曼帝國的強盛期，這兩大鄰國圍繞伊拉克和高加索地區的控制權進行了激烈爭奪，再加上什葉派和遜尼派的伊斯蘭教派矛盾，戰爭遂成為沙法維王朝和奧斯曼帝國關係發展的常態，沙法維王朝的都城從大不裡士連續搬遷至愈加遠離奧斯曼帝國的加茲溫和伊斯法罕，就是兩國戰爭帶給沙法維王朝的深刻影響之一。與強大奧斯曼帝國的競爭使得沙法維王朝甚至無法有效應對周邊較小勢力的挑戰，結果在內外交困之中沙法維王朝於18世紀前期走到盡頭。其後的伊朗愷加王朝實力有限，此時伊朗只能忍受領土的喪失和英、俄等大國的欺凌。由於相對第二次世界大戰而言伊朗地緣戰略地位實在太突出，無力自保的巴列維王朝成為二戰及其前後大國角逐的對象，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英、蘇、美三大國的軍隊都進駐伊朗。1979年伊斯蘭共和國成立後反美、反以色列成為伊朗的鮮明標籤，與伊拉克則進行了長達8年的殘酷戰爭，伊朗迄今仍深陷還沒有解決的「核危機」之泥潭。伊朗在伊斯蘭共和國時期再次落入與外部激烈戰爭與衝突的發展軌跡。縱觀伊朗的歷史發展，可以發現強盛時期伊朗與外部大國的戰爭、衝突比較多，有些戰爭和衝突還是伊朗的主動行為，這給伊朗的歷史發展帶來很大的負面影響。

（二）中國在強盛時期與外部的關係較為平和

相比較而言，自秦統一以來中國在強盛時期和其他大國的關係要平和很多，中國更是少有因為勢力擴張而主動發起的對其他大國的戰爭和嚴重衝突。秦漢時期中國與北方匈奴的連續作戰體現出的防禦性居多，秦長城的修築就是明證。而一旦威脅解除，中國則是走和平路線，漢朝的「絲綢之路」也說明了這一點。唐朝是中國領土快速擴大的時期，但這並非唐朝與其他世界大國競爭的結果，而且當時唐朝也不願意與強大的阿拉伯帝國發生嚴重衝突，比如伊朗薩珊王朝請求唐朝出兵對抗阿拉伯人而被中國皇帝拒絕。宋朝是中國歷史發展的重要時期，在經濟、文化、科技等諸多方面取得長足進步，但是該王朝始終籠罩在外敵入侵的陰影下，西夏國、遼國、金國和蒙古人可以說是宋王朝的夢魘，最終疲於防禦的宋王朝亡於蒙古大軍的鐵騎之下。元朝是中國歷史上首次由少數民族建立的大一統王朝，持續時間不足百年，在歷經對周邊地區和國家幾次規模不大且不成功的戰爭後，元朝統治者就以安於現狀的心態理政了。

明朝是繼漢唐之後中國歷史的又一個發展高峰期，儘管國力強盛且有「鄭和下西洋」之壯舉，但是明朝並沒有對外擴張徵服之政策，而且國家還遭受日本「倭寇」之騷擾。哪怕是在「康乾盛世」，清朝對外關係重點之一也是遏制沙俄對華領土的圖謀，而不是如正在崛起的西歐諸國那樣侵略四方。改革開放以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力日益強大，發展至今已經是世界的關鍵力量之一，中國的外交風格越來越主動，但始終不持擴張性外交，當下鬧得沸沸揚揚的中美衝突也主要源於美國對中國發展的遏制。一言以蔽之，從古至今中國少有主動挑戰其他世界大國的案例，因為此等挑戰而與大國陷入戰爭的經歷更是罕見，中國與伊朗的歷史發展在這一點上有顯著不同。

（三）伊朗和中國在文化發展方面的差異

伊朗與中國歷史發展的另一個顯著差異，是阿拉伯人的入侵和徵服改變了伊朗的宗教信仰，深刻影響了伊朗的語言文化發展；而另一方面，即使在蒙古人和滿族人一統天下時，中國文化發展的基本脈絡也沒有被改變。

薩珊王朝把伊朗（波斯）文化發展到頂峰，就文化發展程度而言，波斯人是那個時代中東的佼佼者，非阿拉伯半島居民所能比。公元7世紀隨著伊斯蘭教的誕生和阿拉伯人的迅速崛起，阿拉伯人在短時間內徵服了薩珊王朝。阿拉伯人雖然是軍事上的勝利者，不過在文化上他們仍然無法比擬波斯人，迄今在描述阿拉伯帝國文化時，最流行的說法不是「阿拉伯文化」而是「阿拉伯-伊斯蘭文化」，就是因為它囊括了多民族特別是波斯人的歷史貢獻。儘管如此，阿拉伯徵服還是嚴重摧殘了波斯人的信仰、語言和社會發展，伊朗以瑣羅亞斯德教為主體的本土宗教信仰被強行以阿拉伯人的伊斯蘭教所取代，雖然在伊斯蘭教什葉派發展過程中伊朗注入了大量自身元素，但是這改變不了伊斯蘭教源於阿拉伯半島的事實。充滿悲痛和反抗色彩的什葉派信仰之確立，幾乎重塑了伊朗的社會發展特徵，用伊朗學者自己的話說，這讓波斯人遠離了快樂。

另一方面，隨著阿拉伯人和伊斯蘭教的進入，以及阿拉伯統治者的特定政策，阿拉伯語逐漸在伊朗流行起來，一些波斯人也傾向於用阿拉伯語寫作，波斯語遭到毀滅性打擊。生活於公元10—11世紀的波斯詩人菲爾多西用波斯語創作了反映前伊斯蘭時期的伊朗史詩《列王紀》，該書對波斯的語言保護、歷史和文化傳承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菲爾多西迄今仍然被伊朗人推崇、尊重有加，這也反證出阿拉伯徵服對伊朗語言和文化的歷史性摧殘。時至今日，波斯語中仍然存在明顯的阿拉伯語痕跡，比如波斯語的32個字母有28個就是阿拉伯語字母。1979年伊朗伊斯蘭共和國建立後，由於伊斯蘭教什葉派階層掌握國家權力，阿拉伯語在該國中的地位再次提升，它不僅是伊斯蘭宗教教育的使用語言，而且和伊斯蘭教知識一樣，也是伊朗高校入學考試的必考內容。

中國不像伊朗存在「伊斯蘭前」「伊斯蘭後」那樣鮮明的基於文化特徵的歷史分期，而且中國文化通過不斷吸收外部文化而更加豐富。儘管歷史上與周邊地區的多個勢力發生過戰爭與衝突，但即使在元、清兩朝，中國原有的文化和語言發展主線也未曾中斷；作為統治者而存在的蒙古人和滿族人，其文化也基本被融化到中原文化的汪洋大海中，漢字更是中國曆朝歷代持續使用的語言文字。就宗教信仰層面而言，儘管佛教、伊斯蘭教、基督教等外來宗教都傳及中國，但是這些宗教亦未曾發展成為中國的主流信仰。一言以蔽之，中國本土語言文化一直得以傳承並延續至今，而不像伊朗那樣存在伊斯蘭前、後的鮮明分期。

伊朗和中國當代發展的時間錯位性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特別是1953年中國結束「抗美援朝」戰爭及同期美國策劃伊朗政變令巴列維國王權力失而復得後，伊朗和中國的發展呈現出較為明顯的時間錯位性——以1979年為界，之前伊朗具有相對發展優勢，之後中國具有相對發展優勢。

（一）20世紀六七十年代伊朗的快速發展

為了掌控伊朗與冷戰的主要敵人蘇聯對抗，1953年美國策劃主導了伊朗政變並推翻時任伊朗首相摩薩臺，之前大權旁落並出走他國的巴列維國王順利回歸，帶領伊朗走上了親美之路。出於冷戰考慮，美國對巴列維國王領導下的伊朗也重視有加，這樣伊朗和美國迎來一段雙邊關係的蜜月期，藉此伊朗得以從美國獲得多方位的援助與支持。因為與世界頭號強國、西方世界領袖美國的關係密切，巴列維國王主政下的伊朗與其他西方大國的關係也比較友好，與埃及、以色列等美國的中東協友亦有不錯的往來，與伊拉克的關係也因為在1975年達成雙邊協議而獲得極大改善，這使得伊朗在20世紀60~70年代獲得相當優越的外部發展環境。對伊朗更為有利的是，進入20世紀70年代後世界石油價格不斷攀升甚至是急劇拉升，作為石油出口大國的伊朗外匯收入猛增，這為伊朗的國家發展提供了財力支持與保障。

這一時期的伊朗領導者巴列維國王深具改革和發展精神，他自稱在位37年所有的政治抱負和執政理念都是「為了使人民走上偉大文明的道路」，他認為伊朗「不僅在地理位置上是東西方的匯合點，在東西方文明的結合上，也應該具有同樣的地位」，因此，儘管在伊朗推進改革會遇到許多阻礙，但是「為了借鑑西方的新文明則應該忍受這種艱難困苦」。作為曾經目睹和經歷家國之厄運的國家領導人，巴列維國王深知武裝力量之於國家的重要性：「我們絕對獨立的政策使我們有必要擁有軍事實力。伊朗整個古代和現代歷史都清楚地表明有這種需要。當我們的武裝力量軟弱時，我們的國家就遭到蹂躪；當我們強大時，我們的國家就免遭外國侵略。軍事力量常常成為我們生存的唯一保證。」

基於上述執政理念和伊朗的現實，國內地位日益鞏固的巴列維國王在20世紀60年代初期開啟了「白色革命」，這是一場涵蓋政治、經濟、社會等各領域、希望能夠全面推進伊朗現代化的從上至下的改革，在推行的15年中總共實施了19項現代化改革方案。「白色革命」雖然有很多不足，但的確也取得了一些發展成就。伊朗中央銀行的數據顯示，伊朗在1968年至1978年經濟的平均增長速度是16%~17%，人均收入從1960年的174美元驟升至1978年的2 540美元。在強軍方面，巴列維國王花費巨資購買了大量美國等國的先進武器，使伊朗軍隊逐漸發展成為中東海灣地區的頭號軍事大國。

良好的國際環境、快速發展的經濟和不斷提升的軍事力量，使得20世紀70年代中後期的伊朗儼然是中東發展之明星，這也刺激了巴列維國王對伊朗更高國際地位的追求，他不僅在歐佩克、不結盟運動等國際組織中積極活動，而且還在美國媒體上為自己和伊朗投放宣傳性廣告。在巴列維國王倡導下「西方化」的生活模式在伊朗有鮮明體現，而且隨著經濟發展赴國外旅行和讀書的伊朗人也為數眾多。那時電視、汽車等在中國還被視為奢侈品的物件也已經進入了伊朗尋常百姓家。

（二）改革開放之前中國發展相對緩慢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中國從此進入國家發展的新階段。20世紀50~70年代中國雖然逐步建立起較為完整的工業體系，為改革開放後的發展打下堅實基礎，但是客觀來看，由於國內外多種因素的鉗制，那一時期中國面臨的發展困難顯而易見。

新中國誕生之時，以美、蘇對抗為特徵的冷戰已經展開，中國在外交上傾向蘇聯，並且還進行了「抗美援朝」戰爭，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對中國缺乏友善。後來中蘇關係惡化，即使中美在70年代雙邊關係有所緩和，就國家發展的外部環境而言中國與那時的伊朗仍然不可同日而語，蘇聯威脅仍然存在。再者，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歷經戰爭和「三大改造」，至1956年才基本建立社會主義制度。毋庸置疑，中國在社會主義建設中取得了諸多成就，但是由於底子薄、人口多，再加上「大躍進」「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等運動和指導思想的負面影響，彼時的中國可謂內外交困，貧窮是當時中國最突出的國家特徵之一。中國統計局官方網站統計信息顯示，1977年中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僅為341元（人民幣），進出口貿易額272.5億元，全國計程車僅有1 714輛，外匯儲備僅有23.45億美元，大學招生僅有27.3萬人，出國留學生僅有220人；直到1985年，才有中國私人汽車擁有量的信息，之前皆為零。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中國與同期的伊朗相比，國家發展程度的確有不小差距。

（三）1979年後伊朗發展遠遠落後於中國

政治制度和重大舉措的變化對國家發展帶來的影響不可低估，1978~1979年中國和伊朗各自內部的變化從根本上改變了這兩個國家的發展軌跡。1978年12月，中國領導層推出改革開放和把全黨工作重心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戰略決策，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之後中國逐步進入經濟發展的快車道。而1979年伊朗伊斯蘭革命推翻了巴列維國王的統治，伊斯蘭共和國取代了巴列維王朝，國家發展導向也從世俗化、西方化轉向伊斯蘭化，伊朗此後的發展道路相當曲折，一直持續到今天。

中國和伊朗在20世紀70年代末發生的不同巨大變化，給這兩個國家的發展帶來巨大差異性影響，比如2013年中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已經飆升為41 908元，進出口貿易總額高達258 168.9億元，全國計程車1 053 580輛，中國私有汽車已經多達105 016 800輛，外匯儲備有38 213.15億美元，大學招生699.8萬人，出國留學生413 900人。而且需要注意的是，這些是截至2013年的數字，此後中國的發展腳步依然快速,中國國家統計局官方網站信息顯示，2018年中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已經是64 644元，貨物進出口總額也升為305 050.36億元。此外，在過去30多年中，中國的外部環境和國際地位有了顯著改善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有了質的飛躍，中國已經發展成為世界上最有活力和影響力的國家之一。

而在同一時期，伊朗的經濟發展持續推進，但由於惡化的外部環境而困難重重、舉步維艱，這從其國內生產總值增速上就可見一斑。伊朗伊斯蘭共和國「不要東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蘭」的發展路線，再加上它反美國反以色列以及對外輸出伊斯蘭革命的舉措，使其不僅少有朋友而且四處樹敵，「美國人質危機」「伊朗核危機」等事件令伊朗伊斯蘭共和國成立至今一直處於西方特別是美國的高壓制裁之下，國家面臨的外部發展環境非常惡劣。

中伊發展歷程對雙邊關係和各自外交的影響

伊朗和中國的發展進程比較引人深思。客觀而言，當下伊朗和中國的確都亟需從對方那裡汲取養分，伊朗要關注中國改革開放時代的經濟發展之路，研究中國如何從改革開放前的持續貧困落後到今天的小康社會，這其中會有正極度渴望經濟發展的伊朗所需要的經驗。另一方面，中國要重視看似繁榮的巴列維國王年代為何會突然終結於伊朗伊斯蘭革命，對照伊朗的既往經驗教訓，檢驗自己是否亦有某些發展隱患，中國也會從中受益。

當代伊朗和中國的不同發展軌跡對兩國民眾心理和互相認知的影響不容小覷。巴列維國王主政下的伊朗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獲得快速發展，這讓伊朗成為當時中東甚至世界的發展明星，彼時的中國正處於國民經濟嚴重困難時期及「文化大革命」境況，再加上冷戰仍然進行得如火如荼，國際社會關於中國的負面報導為數不少。面對如此之中國，國際處境良好的伊朗人自然比較容易產生優越心理。不過，在1979年之後，伊朗人和中國人的國內外處境逐漸發生變化乃至反轉。在經歷伊斯蘭革命、兩伊戰爭、核危機以及持續的美國等國際制裁後，伊朗非但不再是70年代的地區或國際發展明星，反而深陷內外交困的泥潭，再考慮到伊朗地處衝突甚至戰爭不斷的中東，這使得通過改革開放快速發展起來的中國人對如是之伊朗逐漸產生優越感。面對改革開放後已經發展起來的中國和中國人，此前不久還俯視中國的伊朗人心情複雜，他們不得不接受中國發展已經大幅度領先自己的現實。但與此同時，一些伊朗人對中國的優越感仍然存在，加之西方大國對中國的負面解讀嚴重影響到現在伊朗人的中國觀。即使是在西方國家制裁伊朗的當下，都還沒有改變一些伊朗人對中國的固有看法，長期存在伊朗人對中國認知不客觀情況。對於伊中國民之間存在的誤解、猜疑、隔閡、忌憚心理特點，我們既不能無視，也要堅信伊中雙邊關係不會因一時一事而受到影響，更不會被某些勢力的挑撥離間所幹擾。

此外，國家歷史發展的差異導致伊朗和中國對外部世界的認知不同，這也影響到各自外交的開展。自阿契美尼德王朝和秦王朝以來，伊朗和中國都自視為而且也的確是各自地區的大國或強國，各自歷史發展所呈現出來的一再強盛令這兩個國家滋生了大國心態，不過從各自歷史發展的起伏來看伊朗和中國還是存在明顯差異的。迄今最受波斯人讚譽的阿契美尼德王朝和薩珊王朝均被外族人徵服所滅，而且徵服者從沒有發展成為伊朗的一分子；中國歷史的起伏基本是以連續的朝代更替為特徵。歷史上與伊朗或波斯人對抗、作戰的周邊勢力目前基本都是他國之地、之民；而歷史上曾與中國對抗、作戰的很多勢力或者已經成為中國之地、之民，或者業已消失在歷史發展進程中；在希波戰爭中失利的波斯人不得不面對西方世界對其破壞東西方關係的指責，被阿拉伯人徵服的波斯人不得不吞下本土信仰和語言文化淪喪之苦果，國家發展的如是經歷帶給之後的伊朗更大傷害。因此，儘管同具大國心態的中國和伊朗都曾有過歷史挫折，都有飽受西方列強欺凌的近現代歷史，但是鑑於目前伊朗國家發展的困境，導致當下伊朗在面對外部世界時仍然還深具中國已經不甚明顯的受害者之心和反抗之心。這一點尤其體現在當下伊朗的官方宣示之中，伊朗伊斯蘭共和國不會輕易向任何外部國家「屈服」。對於當下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伊朗政府在態度上積極，但對於兩國戰略對接問題仍持謹慎和觀望態度。這是因為：儘管中伊之間雖沒有歷史結怨和現實衝突，但歷史上被侵略、被殖民的苦難經歷讓伊朗人從來都對外來的一切充滿警惕和戒心，防範其給國家安全和意識形態帶來危害和影響。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相當一部分伊朗人內心對歐美並沒有那麼排斥。儘管數十年來美國給伊朗帶來嚴厲的國際制裁，其他西方國家在此事上也與美國多有配合，但是伊朗人比中國人更關切、更嚮往歐美國家和西方文化。橫跨亞非歐三大洲、與希臘人展開過廝殺的波斯帝國與歐洲交往之密切自不待言，即使版圖大大縮小以後地處歐亞交通要道的伊朗與歐洲也多有往來，冷戰爆發後互有所需的美國和伊朗亦建立了密切關係。伊朗的地緣戰略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其與西方世界的關係必然緊密存在，儘管這種關係有時候表現的是友好，有時候表現的是敵對。中國則地處亞洲東端，文化自成體系，歷史上也少有強大的鄰國，「中央之國」對外交往的動力長時期較弱，與歐美在生活習慣、語言、文化等方面也有相當差距。事實上，就日常生活方式、同屬印歐語系的語言甚至國民素養來講，伊朗人普遍認為他們更接近歐洲、美國而不是中國，他們認為中國與歐美的發展距離還很遙遠，與歐美交好更能促進伊朗的發展。伊中雙邊關係的發展很難擺脫伊朗人的這一理念之鉗制，那種認為處於美國重壓之下的伊朗必然會選擇中國進行深度合作的想法還值得商榷。假如伊朗必須要軟化自身堅持的原則而對外妥協，迄今中國還不是它這樣做的首選項。

事實上，伊朗的一些舉措也反映出該國當下對中國並非十分看重。與伊朗高校已經開設英、法、德、俄等語種博士生培養相比，迄今伊朗高校僅僅能夠培養漢語本科生。伊朗針對中國的研究也非常薄弱，比如德黑蘭大學世界研究院是伊朗高校中最具實力的國際問題研究機構，也是伊朗政府最重要的高校智庫，到2020年初研究院業已開展的研究生教育有英、法、德、伊朗、北美、俄、拉美、埃及、伊拉克、巴勒斯坦、日本、印度等12個國別/區域研究碩士項目和北美研究博士項目，遺憾的是，至今並沒有專門的中國研究力量。在面臨美國日益加重的制裁和中東亂局時，伊朗人也首選俄羅斯作為其外交反遏制的外部倚重力量，而不是中國。

簡而言之，在過去40年中，伊朗對中國雖有重視，但中國還沒能成為伊朗外交的核心選擇；而伊朗在中國外交中的地位亦與其地區大國地位有落差，而且中東區域和美國等因素有時也會影響中國對伊朗關係的開展。兩國的上述情勢使得中伊雙邊關係發展有待於進一步深入。

中國與伊朗關係展望

雖然歷史發展的慣性不容忽視，但是國際關係也並非恆久不變。2016年1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出訪伊朗，雙方宣布建立全面戰略夥伴關係，積極推進「一帶一路」合作，擴大民間和人文交流，深化兩國傳統友誼。中伊關係的良好發展有賴於雙方恰當的自我和互相認知，以及外部國際環境的變化。從國家現有體量和發展趨勢來看，中國和伊朗是國際格局中不同層次的國家，中國已經發展成為具有重大國際影響力的世界大國，伊朗則是在西亞特別是波斯灣地區具有重大影響力的地區國家。世界大國和地區大國的發展戰略存在結構性差異，因為面臨與其他世界大國競爭的壓力，世界大國往往更傾向於和地區大國發展更好的雙邊關係。另則，地區大國，特別是在本地區與其他國家存在（激烈）競爭的地區大國，非常渴求世界大國對其區域地位、行動力和國家獨立自主性的認可。從中伊關係看，雙方本不存在結構性利益衝突，中國和伊朗從古至今也不存在實質性或重大的利益衝突，所以隨著國際大勢和兩國具體國情的發展，今後中國伊朗關係也可能會呈現出與以往不同的特點，尤其是在中國大力推進「一帶一路」倡議和中伊兩國都正在遭受美國「極限施壓」的背景下，中伊關係發展更存在深化的空間。

今後在發展中伊關係時，中伊雙方需增進往來，加強對彼此的客觀認知。對於中方而言，一方面需要做好與伊方的釋疑增信工作：中國視伊朗為合作夥伴，而不是競爭對手；中國不會處心積慮地做危及伊朗發展的事，因此伊朗政府和人民無需過分擔憂來自中國的所謂「威脅」。中國正在大力推進「一帶一路」倡議在各沿線國家的落地，地處「一帶一路」核心地理位置的伊朗是中國真正想與之深度合作的國家，維護和發展中伊全面戰略夥伴關係，是雙方的共同任務。2020年2月伊朗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後，還沒有走出嚴重疫情陰影的中國立即對伊朗開展了多方位援助，就充分表明了中國對中伊關係的重視。中國和伊朗是全面戰略夥伴，總是在彼此困難之際相互支持幫助。伊朗政府在中國抗擊新冠疫情的關鍵時刻，率先公開聲援中方，並捐贈200萬隻口罩。同樣，面對伊方疫情加劇的情況，截至2020年4月11日，中方已援助伊朗1 250萬隻口罩、31.3萬件防護服、3.75萬副防護鏡、10萬頂醫用帽、1 816個溫度計和500個預製醫院房等物資，並派出中國紅十字會志願專家團來到伊朗，與伊朗同行分享診療和防疫經驗。另一方面，中國也要加強對伊朗的客觀認知。如果中國意識不到伊朗目前的發展困難是暫時的，意識不到伊朗有強大的再復興能力，意識不到伊朗較為獨特的國家和民族特性特別是強烈的自尊心，那麼在此基礎上開展的對伊朗外交很可能會招致對方的一些負面反應。同樣，如果伊朗還是經常藉助西方視角來認識中國，還是不能恰當認識中國的發展現狀，那麼伊朗在此基礎上開展的對華外交也很難得到中國的恰當和積極回應。由此，夯實民意基礎、加強民眾對彼此的客觀認知有利於推進雙邊關係的健康發展。

影響今後中伊關係走向的另一個關鍵因素是中國自身的發展程度。一般而言，地區大國傾向於和更強大的世界大國發展更為友好的雙邊關係。隨著中國綜合實力和國際影響力的繼續提升，中國的自信力和自主性會進一步增強，那麼中國對伊朗的吸引力會更大，而且享有此等國際地位的中國也需要關鍵區域的關鍵國家伊朗的友好合作，這樣中伊關係很可能會有更好的發展。伊朗同美歐關係也是決定中伊關係發展高度的關鍵因素，如果中國在今後大國的博弈中無法取得優勢，那麼中國就難以建立起對包括伊朗在內的中小國家的強烈吸引力。所以，透過中伊關係看到的不僅是兩國交往的熱度，而且也是中國發展的高度。

就當下而言，中國和伊朗都有互相靠攏的較大推動力。從中方看，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已經被寫入中國共產黨的黨章，這表明「一帶一路」是中國發展的長期倡議。地處「一帶一路」核心地帶的伊朗自然是中國希望與之緊密合作的對象國，中國在能源進口、商品出口、（國內）地區安全、國際支持、反制美國等方面都有與伊朗合作的空間。從伊方看，伊朗已經遭受美國倡導的長達40年的國際制裁，目前又承受著來自川普政府的「極限施壓」，伊朗也亟需發展與中國的更好關係，而且已經採取了一些主動之舉，比如伊朗對中國遊客單方面推出免籤證、加大對中國研究的力度、頻繁派高級政府代表團訪華、中國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後立即給予中國積極援助等等。從中、伊外部因素看，美國是影響中國伊朗雙邊關係發展的一個因素，目前川普政府同時對中國和伊朗實施「極限施壓」，這讓兩國對美國有了更深一層的認識，也讓中國和伊朗有了更多的共同利益考量。但是，中國對於中伊更好關係的構建不能太看重美國這個外部因素，因為伊美關係是一個變量，中國還是要更多地從中伊自身挖掘推進雙邊關係發展的積極因素。而且，中國在看待中伊關係發展時，既要有長遠眼光，也要關切當下現實，短期考慮要儘量服務於長遠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