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爾裡希·貝克,德國社會學家,慕尼黑大學和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社會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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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的確立就是:倫理,附帶包括哲學、文化和政治,在現代化的核心領域,亦即在經濟、自然科學和技術學科等領域復活了。有人可能會說,在工業生產和管理領域,它們是受人厭棄的民主化手段。依靠風險推理,這一點在某種程度上變成了公共討論。風險的確立是一種共生現象。它尚不為人所知,亦有待發展。這是自然科學和精神科學、日常理性和專家理性,乃至利益和事實的共生。風險同財富一樣,它們都是分配的對象,也都可以構成某種處境,即風險處境和階級處境。然而無論在哪裡,一旦涉及分配問題,風險和財富就會面臨完全不同的利益與爭論。就社會財富來說,人們同可欲求的稀缺物品打交道,如消費品、收入、教育機會和財產。作為對比,風險是現代化的副產品,是不受歡迎的富餘。風險必須得到重新解釋,以便清除或否定。因此,這裡存在著一種對立,一方是肯定性的獲取邏輯,另一方是否定性的處置邏輯,包括迴避、否定和再解釋。收入、教育這類東西是可消耗、可獲得的,但風險和危害的存在與分配原則上需要由論證作為媒介。無論是健康損害,還是自然破壞,都難以通過感受或肉眼而加以識別。就算是那些看似清楚明白的東西,也需要某種社會建構,由具資質的專家來確認其「客觀性」。新近出現的許多風險(核汙染、化學汙染、食品汙染、文明疾病)完全脫離了人的直接感知能力。受害者既看不見也感覺不到那些危害,這樣的危害越來越成為焦點。在某些情況下,危害有可能在受害者的有生之年都不起作用,但會顯現在他們的後代身上。還有一些危害,需要藉助科學的「感覺器官」,如理論、實驗和測量工具,才變得「可見」或可解釋。其中的典型例子是放射性物質所導致的基因突變,而這類放射現象本身卻是不可觸知的。因此,在三英裡島事件這樣的核事故中,受害人完全處在專家的裁決、錯謬或爭執之下,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壓力。把分開的因素合起來思考:因果假設光靠知識依賴和不可見等性質,還不足以從概念上界定文明的風險處境。它還包括了其他要素。有關危害的陳述,無法簡化為單純的事實陳述。就其構成而言,危害陳述既包含了理論要素,也包含了規範要素。有些科學發現,如「兒童身上顯著的鉛濃度」或「母乳中的殺蟲劑活性成分」,本身並不比河水中的硝酸鹽濃度或空氣中的二氧化硫含量更像文明的風險處境。只有在加入因果解釋之後,上述現象才算是工業化生產方式的產物,或現代化進程的系統副作用。因此,對社會公認的風險來說,現代化進程的執行機構和行動者,包括其中牽涉的特殊利益和依賴關係,構成了這裡的前提。按照因果模式,這個前提同損害和威脅的現象建立了直接的聯繫,即使兩者在社會、內容、空間和時間上是完全分開的。基於這種理解,一位住在慕尼黑近郊的三居公寓裡給自己三個月大的孩子馬丁哺乳的母親,與生產農藥的化工業,與那些受歐洲經濟共同體農業方針驅使,過度施肥並批量生產的專業化農戶,也是「直接聯繫在一起」的。尋找副作用的半徑,在很大程度上仍保持開放。最近,人們甚至在南極企鵝體內發現了過量的DDT。這些例子表明了兩個問題。首先,現代化風險既可能出現在特定的地理區位,也可能是普遍而不確定的。其次,現代化風險施加有害作用的路徑,是多麼飄忽不定和不可捉摸。於是,在現代化風險中,事實內容和時空上相互分離的要素經因果關係而結合在了一起,並被置於社會責任和法律責任的脈絡之下。至少從休謨起,我們就知道,因果假設原則上脫離於我們的感知。因果假設是理論。它始終需要依靠聯想,以便假定為真或信以為真。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風險是不可見的。假定的因果關係多少總是短暫而不確定的。就此而言,這種日常的風險意識也不過是一種理論意識,進而也就是一種科學化的意識。就算是用因果假設把制度上分離的因素關聯在一起,這也不足以從概念上界定風險。對風險的體驗還預設了一種規範性視域,即安全感喪失,信任被打破。所以,風險依舊在那裡,它披著數字和方程的外衣,悄無聲息地潛入。原則上,它離不開與特定地點的聯繫,它也是對有價值人生之受損圖像的數字濃縮。這些觀念反過來也只能被相信,換言之,無法被直接體驗。在這個意義上,風險是烏託邦的客觀化底片。在這張底片上,人類或其殘跡歷經現代化進程而得以保留,並重獲新生。這種規範性視域首次明確了風險本身的風險性。儘管還有點難以辨認,但這種視域最終也不會被數學或實驗所祛除。在所有這些客觀化的背後,有關接受度的問題遲早都會走上前臺,並重提那個歷久彌新的問題:我們想要什麼樣的生活?何以為人,何以為自然,它們的哪些特質應該得到保留?由此可見,圍繞「災難」的廣泛傳言是一種誇大、極端而日益具體化的表述,即這樣的發展不是我們想要的。人是什麼?如何與自然相處?這些歷久彌新的問題,在日常生活、政治和科學之間來回搖擺。在文明發展最為進步的階段,這些問題被再度提上日程,特別是在它被戴上數學方程和方法之爭的隱身帽的地方。《風險社會》是德國著名社會學家烏爾裡希·貝克的經典名作,後現代社會學理論的傑出代表作。正如作者所指出的,19世紀的現代化消解了等級僵化的農業社會,開創了工業社會的結構圖景;而當今的現代化則是消解了工業社會的輪廓,在現代性的連續性之中,另一種社會形態正在形成。在這一社會形態中,未知的、意圖之外的後果成了歷史和社會的主宰力量,它使這個星球上所有的生命形態都處在危險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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