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文字作為信息的主要載體，服務於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生活，反過來又影響社會的發展。
從清末以來，許多愛國先輩和有識之士致力於語言文字改革，改文言為白話，提供漢字的統一讀音，實行漢字橫排，使我國的語言文字發生了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巨大變革。五四時期興起了白話文運動。從文言文到白話文，是漢語系統的變化。魯迅的《狂人日記》是第一篇白話小說。五四以後大批白話文的報刊相繼出現，白話文作為漢語書面語的正統地位得到確立，開始進入了現代漢語階段。白話文本身的發展後來在一定程度上脫離工農大眾，引起了20世紀30年代的「大眾語」問題的論爭。左聯執委會決議指出要「用工人農民所聽得懂以及他們接近的語言文字」，陳望道也指出「要不違背大眾說得出，聽得懂，寫得順手，看得明白的條件，才能說是大眾語」。這為語言文字的規範打下了很好的基礎。
1921年，陸費逵發表《整理漢字的意見》；1922年，錢玄同在國語統一籌備會第四次會議上提出《減省現行漢字的筆畫案》；1932年，國語統一籌備會出版了《國音常用字彙》，收入了不少簡體字；1935年春，上海的文字改革工作者組織手頭字推行會，選定第一批手頭字300個；1952年2月5日，中國文字改革研究會成立；1954年10月8日，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成立，進行了大量漢字簡化工作；1955 年1月，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提出漢字簡化方案，全國文字學家、各省（市、區）學校的語文教師以及部隊、工會的文教工作者約20萬人參加討論，提出意見，再經1955年10月全國文字改革會議通過，並由國務院漢字簡化方案審訂委員會審訂完畢；1956年1月28日，國務院第二十三次全體會議通過了《漢字簡化方案》（這個方案分三部分，第一部分即漢字簡化第一表所列簡化字共230個，第二部分即漢字簡化第二表所列簡化字285個，第三部分即漢字偏旁簡化表54個），經試用修正後再分批推行。1977年10月31日，國務院批轉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關於第二次漢字簡化方案（草案）請示報告》，推行新的簡化字，到1986年6月24日國務院指示廢止。為糾正社會用字混亂，便於群眾使用規範的簡化字，經國務院批准，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以下簡稱國家語委）於1986年10月10日重新發表《簡化字總表》，並對1964年編印的字表作了調整，「疊」「覆」「像」「囉」不再作「迭」「復」「象」「羅」的繁體字處理；「瞭」字讀「liǎo」（了解）時，仍簡作「了」，讀「liào」（瞭望）時作「瞭」不簡作「了」。此外，對第一表「餘（餘）」的腳註內容作了補充，第三表「訁」下偏旁類推字「讎」字加了腳註。國家語委還指出《第二次漢字簡化方案（草案）》的簡化字和社會上流行的各種簡體字，都不是規範的簡化字，應當停止使用。這對漢字的形體在一個時期內應保持穩定，以利應用，是非常必要的。
除了對漢字進行簡化外，還對漢字進行整理。
1950年6月，中央教育部開始擬定現代漢語常用字表，後經過多次修改，於1952年6月5日正式公布《常用字表》，收2000字。1988年1月26日，國家語委和國家教委發出《關於發布〈現代漢語常用字表〉的聯合通知》。《現代漢語常用字表》分常用字2500字和次常用字1000字兩個部分。
中國文字改革研究委員會從1958年3月開始研製現代語通用字表，當年11月出版《7685字分類表》。1965年1月30日，文化部和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發出《關於統一鉛字字形的聯合通知》，並發布《印刷通用漢字字形表》，字形表收通用字6196個。1977年7月20日，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國家標準計量局聯合發出《關於部分計量單位名稱統一用字的通知》，確定「海裡」，淘汰「浬」「海浬」；確定「千瓦」，淘汰「瓩」等。廢除這些不合理的計量單位名稱用字，是為了適應我國日益發展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的需要。由於社會用字發生了很大變化，《印刷通用漢字字形表》（收6196字）已不能適應實際使用的需要。為了促進我國語言文字規範化，滿足出版印刷、信息處理以及其他方面的需要，1988年3月25 日，國家語委和新聞出版署發出《關於發布〈現代漢語通用字〉的聯合通知》，《現代漢語通用字表》收通用字7000個。
根據從俗從簡的原則整理了異體字。1955年12月22日，文化部和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發出聯合通知，並發布《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淘汰異體字1055個；後來又恢復28個為規範字，實際淘汰異體字1027個。
除了進行漢字的整理和簡化外，還進行推廣普通話的工作。
1906年朱文熊在其《江蘇新字母》（日本東京自費出版）中明確提出普通話「就是各省通行之話」。五四時期的國語運動主要使「新國音」即北京語音作為標準音，這對於推行民族共同語，並且使它逐步規範化，具有重大的意義。瞿秋白和魯迅也積極支持、提倡普通話。瞿秋白指出：「這種大都市裡，各省人用來互相談話演講說書的普通話，才是真正的現代的中國話。」（《大眾文藝的問題》，《文學月報》，創刊號，1934年）1919年4月21日成立的國語統一籌備會，於1928年改名為國語統一籌備委員會，並組建《中國大詞典》編纂處，開始編纂《國音常用字彙》，1932年由商務印書館印行，並且由教育部正式公布，作為正字音、推行國語的標準字典。《國音常用字彙》標誌著漢民族共同語語音標準的確立，對推廣普通話有很大意義。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推廣普通話工作更是廣泛展開。1953年2月2日，以陳毅為主任、郭沫若等為副主任的中央推廣普通話工作委員會成立。1956年1月27日中共中央指出：「在全國漢族人民中大力推廣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的普通話，是加強我國在政治、經濟、國防、文化各方面的統一和發展的重要措施，是一個迫切的政治任務，教育部決定自1956年秋季起在全國中小學和師範學校開始教學普通話。軍委總政治部亦已指示全軍推廣普通話。各地和各有關部門黨的組織必須重視這個工作，加強對這個工作的領導和檢查，使它能夠迅速地順暢地開展。」（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政策法規室編《國家語言文字政策法規彙編》，語文出版社1996）1956年2月6日，國務院發布《關於推廣普通話的指示》，指出：「漢語統一的基礎已經存在了，這就是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以典範的現代白話文著作為語法規範的普通話。在文化教育系統中和人民生活各方面推廣這種普通話，是促進漢浯達到完全統一的主要方法」，制定了「大力提倡，重點推行，逐步普及」的工作方針。1992年10月，提出了「大力推廣，積極普及，逐步提高」的方針，從而提高推廣普通話的工作力度。《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國家推廣全國通用的普通話。」推廣普通話是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重要內容。掌握並使用一定水平的普通話是社會各行各業人員，特別是教師、播音員、節目主持人、演員等專業人員必備的職業素質。因此，有必要在一定範圍內對某些崗位的人員進行普通話水平測試，並逐步實行普通話等級證書制度。1994年10月30日，國家語委、國家教委、廣播電影電視部聯合發布《關於開展普通話測試工作的決定》，對語文教師和一些行業人員開展普通話測試工作，要求做到持證上崗。
在制定和推行漢語拼音方案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早在清末，盧戇章就開始推行切音字運動。1906年，他用28年心血寫成的《中國切音字母》改名為《北京切音教科書》出版，另外又出版了《中國字母北京切音合訂》。他積極創製切音字，推行共同語，致力於語文規範化。繼清末切音運動的雙拼製漢字筆畫式拼音方案，1913年讀音統一會制定的注音字母，1928年9月公布的《國語羅馬拼音法式》，1929年出版的《中國拉丁化字母方案》之後，1958年2月11日，第一屆全國人大第五次會議通過的《漢語拼音方案》，就是汲取以往各種拉丁字母拼音方案優點而創製出來的。拼音方案可以給漢字注音，用於普通話教學，用於不便使用或不能使用漢字的領域，並成為拼寫漢語的國標標準，漢語拼音方案成為幫助學習漢字和推廣普通話的好工具。1984年10月25日，中國地名委員會、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國家測繪局共同頒發了《中國地名漢語拼音字母拼寫原則（漢語地名部分），進一步規範了漢語地名的漢語拼音字母的拼寫。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非常重語言文字的規範化工作。1951年6月6日 《人民日報》發表了《正確地使用祖國的語言，為語言的純潔和健康而鬥爭》的社論，指出「這種語言混亂現象的繼續存在，在政治上是對人民利益的損害，對於祖國的語言也是一種不可容忍的破壞」，同時連載了呂淑湘、朱德熙的《語法修辭講話》，幫助人們學會語法、修辭和邏輯，促進現代漢語規範化。1955年10月25至30日，中國科學院在北京召開了現代漢語規範問題學術會議。會議的主題是「要根據語言發展的規律，採取必要的步驟使得這全民族的語言在語音、語法、詞彙方面減少它的分歧，增加它統一性」。10月26日，《人民日報》又發表《為促進文字改革、推廣普通話、實現漢語規範化而努力》的社論，指出「語言的規範主要是通過作品傳播開來的」，「必須加強自己的語言的規範性」。還採取一些行政措施。如1956 年1月31日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成立普通話審音委員會，3月12日中央推廣普通話工作委員會成立。1958年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開始編寫作為詞彙規範的《現代漢語詞典》，擬定《統一漢字部首表草案》，確定部首201個，於1983年11月由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和國家出版局聯合發布。1985年12月27日，國家語委、教委、廣電部聯合發布《普通話異讀詞審音表》。1986年1月6日至13日，國家語委和教委於北京召開全國語言文字工作會議。會議強調推廣和普及普通話是當前語言文字工作的一項重要任務，要加強語文教學和研究實驗，加強語言文字的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1988年7月1日，國家語委、教委聯合公布《漢語拼音正詞法基本規則》，確定了用《漢語拼音方案》拼寫現代漢語的規則。1995年，這個規則被國家技術監督局作為國家標準發布。1990年3月22日，國家語委、新聞出版署聯合發布《標點符號用法》，該用法1995年被國家技術監督局作為國家標準發布。1997年4月7日國家語委、新聞出版署聯合發布《現代漢語通用字筆順規範》，收了4,730字的筆畫筆順。
為了更好地做好社會用字和漢語的規範化工作的管理，中央和省、地市都建立了各級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積極推廣普通話，提高全社會文字應用的規範化水平，加強對現行漢字定形、定音、定量、定序的研究整理，語言文字的宏觀管理工作開始走向制度化、規範化、科學化。語言文字應用狀況明顯改善。《漢語拼音方案》更加廣泛應用於教學、辭書編纂、排序、檢索等諸多方面。以拼音方案為基礎的計算機漢字編碼輸入方法普遍使用。為了進—步加強對語言文字的管理，1992 年7月7日，新聞出版署、國家語委聯合發布《出版物漢字使用管理規定》。1994 年，國家語委發布《關於社會用字管理工作的意見》，加強了對社會用字的管理，各地也加強了對社會用字和漢語的規範化工作的管理。如1992年2月2日廣東省委、廣東省人民政府聯合發布《關於大力推廣普通話的決定》，1993年4月2日福建省人民政府發布《福建省推廣普通話規定》，1993 年7月3日河北省第八屆人大公布了《河北省語言文字應用管理條例》，1993年9月25日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八屆人大四次會議公布了《新疆維吾爾自治區語言文字工作條例》，1994年2月28日北京巿人民政府發布《北京市公共場所用字管理暫行規定》，還有天津、重慶、寧夏、青海等人民政府發布社會用字管理的規定。這些都大大提高了社會用字和現代漢語的規範化水平。
為了使漢語言文字規範有法律保證，2000年10月31日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八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以下簡稱《語言文字法》），計4章28條，規定於2001 年1月1日開始施行。這是我國第一部語言文字法，是全國人民社會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該法的頒布施行，必然推動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的規範化、標準化及其健康發展，使國家通用語言文字在社會生活中更好地發揮作用，促進各民族、各地區經濟文化交流，必將對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產生重要影響。
《語言文字法》確定我國「通用語言文字是普通話和規範漢字」，同時，又確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發展自己的語言文字的自由」，明確規定方言、繁體字、異體字的使用範圍和條件。這樣，既滿足了確定一種通用的語言文字的需要，又滿足了各種合理的不同需要。
《語言文字法》確定我國「國家通用語言文字以《漢語拼音方案》作為拼寫和注音工具。漢語拼音方案是中囯人名、地名和中文文獻羅馬字母寫法的統一規範，並用於漢字不便和不能使用的領域。初等教育應當進行漢語拼音教學」。這樣就進一步確定了《漢語拼音方案》的法律地位，便於彌補漢字的不足，也為社會如果需要漢語言文字走拼音化道路時打下了基礎，為漢語文字的豐富、發展、變革提供了廣闊空間。
為了更好地貫徹《語言文字法》，適應新形勢下社會各領域漢字應用需要，教育部、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組織制定了《通用規範漢字表》，國務院於2013年6月5日以國發[2013]23號文件《國務院關於公布〈通用規範漢字表〉的通知》予以發布，要求社會一般應用領域的漢字使用應以《通用規範漢字表》為準，這對提升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的規範化、標準化、信息化水平，促進國家經濟社會和文化教育事業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簡化漢字、推廣普通話、推行漢語拼音方案，統稱為漢語言文字規範工作。《語言文字法》的制定頒布和施行，為漢語言文字規範工作提供了法律根據，既是百年來漢語言文字規範的推進器。我們要在《語言文字法》的指導下，進一步推進漢語言文字的規範。
語言文字與社會是密切相關的，社會的需要、社會的進歩、社會的改革，必然要波及到漢語言文字的規範工作。必需加強漢語言文字規範工作以適應社會的需要，脫離社會的需要來規劃漢語言文字規範工作是沒有意義的。第二次漢字簡化方案的推行和廢止就說明了漢語言文字的規範要適應社會的需要。同樣地，對漢字拼音化的爭論反映了漢語言文字規範工作與社會的關係問題。我們既不必大喊漢字萬歲，也不必大喊打倒漢字。當漢字能很好地服務於社會時，她將服務下去，有朝一日，漢字成為社會進步絆腳石時，它必將被廢止。
呂叔湘也強調語文規範化工作。他說：「漢語研究工作者當前的首要任務是促進現代漢語的規範化。當然也有一些研究工作同漢語規範化沒有直接關係，可是我們認為大多數研究工作是可以圍繞漢語規範化的任務來進行的。」（《呂叔湘文集》第七卷，遼寧教育出版社，2002，P22）「語言的『規範』指的是某一語言在語音、詞彙、語法各方面的標準。語言是人們用來交流思想的工具，必須有一個共同的標準，才能使人們正確地互相了解。」（《呂叔湘文集》，第十二卷，遼寧教育出版社，2002，P33）呂先生還指出：「詞典是進行規範化的最重要的工具。……當然，編纂一部比較滿意的詳解現代漢語詞典不是一件很容易的工作，不但需要學習近代的科學的詞典編纂法，吸收先進經驗，還要解決編纂漢語詞典時遇到的一些特殊問題……詞目的取捨，成語的安排，詞義的分析和說明，例句的採集和選擇，這些一般詞典編纂法上的問題也都需要很好地結合漢語的實際情況來解決。」（《呂叔湘文集》，第十二卷，遼寧教育出版社，2002，P55）
王力先生也強調編纂詞典對語文規範工作的重要作用。王先生說：「漢語規範化的工作，主要應該是放在詞典工作上面」，（《王力文集》，第十六卷，山東教育出版社，1992，P44）「說到詞典，我們往往聯想到語言規範化的問題，也正如說到語言規範化總是聯想到詞典一樣。我認為詞典可以維持我們的語言純潔和健康，詞典應當擔負起語言規範化的責任。」（《王力文集》，第十九卷，山東教育出版社，1992，P117）
編纂詞典是實現語文規範化的重要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