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學家和傳記作者的使命就在於通過合理的推測和必要的想像,在歷史的片段之間重新建立聯繫,在歷史總體中理清事物發展的脈絡和人生的歷程。
張隆溪
丹尼爾·艾倫(Daniel Aaron)生於1912年,今年已是一百零二歲高齡,不僅健在,而且精神矍鑠,實在是學界翹楚和一位傳奇式人物,是二十世紀美國歷史的見證;對我個人而言,更是一位親切的師長和忘年之交的朋友。他是哈佛英文系維克多·託馬斯英美文學教授(Victor S. Thomas Professor of Engl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三十多年前的1983年,當我到哈佛大學讀博士學位時,他剛好在那一年退休。然而他精力充沛,這麼幾十年來,一直繼續在哈佛英文系做他的研究,而且成績斐然。他是美國研究的權威,趙一凡就是他的學生。我在比較文學系,不在英文系,也不是專攻美國研究的學生,可是艾倫教授對我很關切,常讓我在辦公室和他見面聊天,問起我的學習和閱讀。他還常看我寫的文章,教我寫英文如何可以簡潔有力,儘量避免不必要的贅詞,又告訴我說,能用動詞的地方就不要用冗長的動名詞。我們在一起談中國和美國,談文學和寫作,而他興趣廣泛,談論的話題很多,可以說無所不談。我回想起來,腦海裡還清晰浮現出艾倫教授坐在他辦公桌後面的樣子,常常把一支菸斗叼在嘴裡,或握在指間,帶著長者慈祥而和藹可親的微笑侃侃而談,言詞充滿睿智和洞見,也往往帶著他特有的一種幽默。他知識面極廣,對各類問題的看法都很合乎情理,讓人很容易認同。在哈佛求學期間,與他交談在我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他的隨和使我在他面前毫無侷促之感,完全可以暢所欲言。
我離開哈佛去加州大學任教之後,我們也常有書信往來,艾倫教授曾在一封信裡幽默地說,我們「在華倫大樓23號房間那塊聖地裡,常討論一些危險的話題」。華倫大樓(Warren House)23號房間是他在哈佛英文系的辦公室,所謂「危險的話題」是指我們討論學術問題時,對當時流行的一些時尚和一些明星式人物,往往提出批評而毫無顧忌。2010年4月,我應邀到哈佛比較文學系做雷納託·坡吉奧利講座的演講(Renato Poggioli Lecture),在巴克中心(Barker Center)英文系新的辦公室裡,又見到了已是九十八歲高齡的艾倫教授。和從前一樣,他仍然坐在辦公桌後面和我聊天,興致極高,談鋒猶健,還送給我一冊在那之前不久出版的個人回憶錄,題為《美國研究者》(The Americanist)。雖說這是他的個人回憶錄,但此書更是以一個美國人的親身見聞來寫出二十世紀美國歷史的記錄。正像艾倫教授自己所說,他是「美國的兒子」(native son),但他「既沒有與美國人集體大家庭疏離,也沒有毫無保留地投入其懷抱」(第2頁)。這種獨立自由的精神就是美國精神最好的代表,在他生活中,在到世界各地去講美國文學和文化時,這種精神就是他遵循的重要原則。
丹尼爾·艾倫是哈佛大學美國文明史專業畢業的第一位博士。他先在史密斯學院(Smith College)教美國文學、歷史和文化,前後三十年,1971年之後又到哈佛任教。他常常由美國新聞處安排,到別的國家去講授與美國文化有關的課程。他在美國研究中貢獻極大,也在畢生事業中獲得了輝煌成果,贏得了各種獎勵。他的早期著作,1961年出版的《左翼作家》(Writers on the Left),早已成為研究二戰後美國文學和文化的經典之作。他後來發表的著作,如1994年出版的《美國筆記》(American Notes)和2007年出版的《美國研究者》,對二十世紀美國的文學、文化和社會歷史都有極敏銳的觀察和十分精到的評論。他創立美國文叢(Library of America),以最具權威性的版本保存美國文化遺產的精髓,他在其中所起的領導作用得到普遍承認。2010年3月,由歐巴馬總統在白宮授予他國家人文勳章(National Humanities Medal),那是美國人文領域所能獲得的最高榮譽。2012年,艾倫教授滿一百歲,哈佛大學研究生院授予他百年勳章(Centennial Medal)。他的同事、哈佛英文系的海倫·梵德勒教授(Helen Vendler)讚揚他說:「無論在美國還是在國外,他都是美國研究這門學科主要的創始人。」他的另一位同事,韋納·索勒斯(Werner Sollers)也說,他「身體力行了一個世紀來的美國研究」。艾倫的回憶錄既有對個人生活的回顧,也有對美國社會與公眾生活的評述,所以題為《美國研究者》實在名副其實,最恰當不過。我們讀這本書,也可以增進對二十世紀美國的了解。
《美國研究者》這本書開頭是作者對童年生活的回憶,是在加州和芝加哥,然後講述去密西根大學讀書、到哈佛做研究生、在史密斯學院和哈佛任教的學術生涯,同時記敘他作為一個美國人到外國去所起的作用,回憶他「作為國家的代表者——美國指派的宣講者到外國去,講解美國的歷史和文學」。但他絕不是去宣傳美國,恰恰相反,他覺得「在道義上有責任」揭露美國的缺失,因為他堅信「坦誠揭露弱點就是最切實的外交」(第2頁)。此書談論美國文學和公眾生活確實多於記敘個人生活。艾倫自己描述這本書說:「我對一生所經歷過十四位 總統史跡 的回顧,散見在《美國研究者》一書裡,所謂 總統史跡 (presidentiad)是惠特曼發明的一個詞,指總統任期。」(第4頁)雖然艾倫承認散見書中這些回顧美國多位總統的文字,都是他個人難免偏頗的看法,但也許正因為這是些帶有個人偏見的看法,讀來格外有趣,寥寥數筆,便為這些重要歷史人物勾勒出了一幅幅生動的肖像。
書中提到的第一位總統是威爾遜(Woodrow Wilson),他在艾倫出生之前三個月當選為總統。艾倫對這位總統的印象主要是通過他的批評者眼中所見,他說,「雖然家人談論中早已把威爾遜說成是一位被犧牲了的總統,一個偉大的美國人,我卻從未深究,去看看在那閃光的無框眼鏡、漿過的領口和絲織的帽子下面,他還有些什麼。」(24頁)1930年代在哈佛學習的時候,艾倫和當時許多「進步」知識分子一樣傾向左翼。他回顧當年他的政治傾向時說:「我和我的朋友們都自認為是統一戰線的一部分。」不過他們當時「絕不是共產黨 路線 的盲從者,而只是毫不含糊地反法西斯」。艾倫雖然認識一些激進的左派,他們「幾乎毫不掩飾自己黨員的身份」,他自己卻從來沒有想過參加共產黨。在他看來,儘管美共用了各種手段來本地化,卻仍然「顯得 外來 、 格格不入 ,甚至滑稽」(56頁)。不過他對三十年代美國左翼的興趣對他後來的研究和寫作,卻被證明很有價值,也使他得以接近二十世紀美國一些非常重要的文學家和政治人物。
1936年初秋,正值哈佛大學三百周年校慶,艾倫在坎布裡奇麻薩諸塞大道上遇見了羅斯福總統的車隊,他對總統歡呼致敬,並說「他是我的英雄」(47頁)。艾倫認為哪怕羅斯福有各種不足,但「按照我的標準他既精明又偉大。你不會贊同那些神經過敏攻擊他的人,最多可以承認他的批評者說得大概不無道理,但無論如何,你仍然可以為他取得的勝利感到歡欣鼓舞」(48頁)。艾倫1939年到位於麻省中部諾桑普敦市(Northampton)的史密斯學院任教,在那裡結識了葛瑞絲·柯立芝(Grace Coolidge)。她的丈夫加爾文·柯立芝(Calvin Coolidge)曾是「諾桑普敦前市長,麻省前州長,合眾國第三十任總統」(65頁)。艾倫在那裡積極參與地方和全國性的選舉過程和政治活動,他說:「在諾桑普敦和周圍地區,政治是件嚴肅的事情,使很多人都捲入其中,包括我自己。」(76頁)艾倫和他夫人成為政治活躍人物,許多學界同行都來找他們了解局勢,請他們提供參考意見,結果「民主黨的政治人物也覺得我們值得來往。每當選舉時節,州裡和全國的候選人都會到我們家廚房來拜訪,聽取我們的意見,看應該聯絡哪些有用的人」(76頁)。艾倫毫不倦怠地研究美國政治和社會,而總統就是這政治和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他對好幾位總統的評論為讀者提供了簡潔生動而且很有啟發意義的描述。
下面是艾倫對杜魯門總統的評論:「假如他沒有豐富的頭腦和寬闊的心胸,也並不使人覺得氣質高貴,但他讓人覺得可以信賴赫爾曼·麥爾維爾所謂 偉大的民主之神 ,正是這位民主之神把哈利·杜魯門從小石塊堆裡揀出來,扔進了白宮裡去。」(80頁)艾森豪並不是艾倫喜歡的總統候選人,他坦率承認說,「對於像我這樣的人,要花更長時間才可能度量艾克的分量,認識到他在美國歷史上,是一個比我們想像的高大得多的人物。」艾倫絕不可能自在地佩戴「我愛艾克」的胸針圖章,他還曾取笑艾森豪不能自圓其說,笨拙無能。「只是在他結束了他的告別演說,開始公開地說出他曾經小心暗示過的,那就是軍方和工業界勾結起來形成的威脅,我才逐漸對他複雜的性格有所了解。」(81頁)在此書的好幾處地方,艾倫都坦承自己抱有偏見,並修正自己以前的看法,但他基本的信念和政治立場則始終一貫,毫不動搖。艾倫有獨立自由的精神,政治立場又偏於左傾,所以對1950年代初麥卡錫主義在美國人生活中投下那個巨大的陰影極度反感。他認為麥卡錫「毫無疑問帶出了最壞的人身上最壞的東西,但他只是個虛張聲勢嚇人的傢伙,其實力遠不如當年表面看來那樣不可一世,而且現在回頭看去,他更像個跳梁小丑」(121頁)。不過在麥卡錫大搞非美活動調查、到處追查赤色分子的時候,迫於政治壓力而不敢反抗的危險也確實壓在所有美國人頭上。1951年的某天,艾倫在諾桑普敦參加兩個地方俱樂部聯合舉行的會議,他在會上公開批評了麥卡錫參議員,結果他發現只有一個人「從我身邊走過時,眼睛直視前方,悄悄地說,他很高興我把話說出了口,但所有的聽眾都面色嚴峻,沒有一個人為我鼓掌」(78頁)。也許同樣出於對右翼政治的反感,艾倫很討厭理查·尼克森,他在諾桑普敦曾見過此人,因為尼克森的女兒那時在史密斯學院念書。艾倫說:「我恨的尼克森比尼克森本人更真實。」他認為尼克森是「從麥卡錫主義的烏雲裡降下的一個妖怪」(129-130頁)。「尼克森在我看來像是政治傳染病長出的一塊膿瘡,幾乎像個騙子……尼克森頗有馬弗裡奧(Malvolio)的味道,他言談舉止之誇張和肢體之笨拙,真實的他與他自我幻想之間的差距,還有他那些聽起來絕不悅耳的粗話,這當中都有點悲慘的意味。」(130頁)「水門事件」的醜聞使尼克森下臺,但他的「虛假和故作姿態」也更使人厭煩(131頁)。在尼克森「毫無悲劇感的敗落」之後,艾倫認為「福特總統的繼任幾乎是反高潮,而這位新總統既不讓人歡欣鼓舞,也不至令人唉聲嘆氣」(131頁)。與尼克森和福特比較起來,裡根總統則複雜得多,而對艾倫來說有點不痛快的,就是「承認沒有那麼激烈反對的人早已看到的一點,即裡根在政治上很有一手,而且很得人心」(180頁)。艾倫到史密斯學院任教時,南茜·戴維斯(Nancy Davis)是那裡的學生,她後來成為裡根夫人。在艾倫的記憶中,她絕對保守,後來對她丈夫影響頗深,把他「從一個溫和的民主派和把羅斯福當成英雄來崇拜的人,轉變成非此即彼、黑白兩分的鬥士,成為蘇聯那個 邪惡帝國 的頭號敵人」(181頁)。艾倫把裡根的總統任期視為「一出拖泥帶水的好萊塢史劇」(181頁),但其主角和整個表演都沒有什麼突出。
艾倫說:「作為美國總統,甘迺迪是我認為是 我的總統 唯一的一位。」他回憶說,他曾批改過甘迺迪「為哈佛美國文學課寫的一份頗為一般的考試答卷」(102頁)。後來艾倫支持甘迺迪競選,但他「是個抱有懷疑態度的自願者走在甘迺迪的旗下,與其說是傾倒於甘迺迪的魅力,毋寧說
本文來源:東方早報 責任編輯: 王曉易_NE0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