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大姨名陳國志,是我大舅母陳秋輝的大姐。 上世紀50年代初,大舅沈之瑜任上海博物館負責人(後任上海博物館館長),大舅母也是單位領導,兩個人都忙,大姨就從家鄉安徽來上海,五個孩子和一大家就全交給她管著。
圖 | 大舅媽陳秋輝與大姨陳國志(左)1955年,母親帶著我和妹妹王安憶從南京部隊轉業到上海,住在淮海路思南路口的文化局宿舍,距離大舅住的淮海路雁蕩路口的培文公寓只隔兩條橫馬路,母親常帶我們去大舅家玩。
母親兄妹五個,父母在他們童年時就死的死,走的走,大舅承擔起家長的責任,母親和幾個舅舅就是在大舅指引下走上革命道路。 解放後,除了二舅在南京,其他都匯聚上海。 每年國慶節晚上,大舅就邀請弟妹到培文公寓七樓的家中看焰火。 四家大人十多個孩子加起來二十多號人,大人聊天,孩子捉迷藏,窗外天空不時煙花綻放,十分熱鬧,開心。
我們小孩的高潮時刻,是穿著大襟褂寬腿褲老布鞋腦後挽個髮髻一口安徽家鄉話的大姨端著一大盤「焦葉子」的出場,「焦葉子」是安徽點心,用面和上糖,滾上芝麻,切成面片在油鍋裡煎,形狀似葉子,脆脆的又甜又香,是大姨的拿手好戲。 一盤上來,孩子一窩蜂上去,瞬間就沒了,大姨拿了空盤子進廚房裝滿再端出來: 「吃吧,鍋裡還有。 」那時候糧、糖、油憑票供應,各家都緊張(我小舅家三男一女四個孩子正在發育階段,不夠吃,想了個法子,頓頓飯用飯盒蒸好後均勻劃好,誰也不許多佔)。 那晚上的焦葉子,大姨得從全家人口中省下多少糧、油、糖啊!
「文革」中,我們表兄弟姐妹閒蕩無事,常去大舅家玩,來去都是一幫一幫的。 進門先叫大姨好,大姨說: 「來啦! 」她記不住各人名字,點著我們腦袋跟鄰居說,這是他姑家的,那是他小叔家的……到飯點,我們要走,圍著圍裙的大姨從廚房衝出來說: 別走啦,別走啦,中午待這吧…… 那時的我們不懂事,也是因為那挽留含有太多的真誠,竟真的留下了。 下一次,大姨仍然熱情挽留。
大姨小時候得天花,臉上留下坑坑窪窪的麻子,否則她是很美麗的。 她50年代初到上海,在上海待了十多年,仍是大襟褂、寬腿褲、老布鞋,腦後挽個髮髻,一口安徽家鄉話,在100多年前法國人建造的上海最時髦的,住滿高幹知識分子工商界人士的培文公寓,進進出出這樣一位老太太,也堪稱奇葩。 我對這樣的大姨感到親切,還有幾分敬仰,用現在的話說,酷!
「文革」中,我們表兄弟姐妹中不少輪到下鄉,為抱團取暖,在大舅母組織下,1969年1月16日,我與表弟沈建文、茹衛平、表姐茹曉虹以及兩位同學一共6人去安徽宿縣陳營子村插隊落戶(當時叫宿縣三八公社三八大隊),那裡是大姨的家鄉。 之後,我見大姨面就少了。 大姨2000年在上海去世,享年91歲。
近年來我去看望大舅母陳秋輝,她也已九十多歲,搬離培文公寓,住到漕寶路大上海國際花園。 她常常和我聊起大姨的一生。 大姨比她大15歲,從小母親就把她交給大姨帶,後來大姨又來上海她家裡管理家務,姐妹廝守大半輩子,情同母女。 大舅母對這位大姐的記憶是終生難忘的。 以下是她的口述,使我對從小敬愛的大姨有了進一步了解。
圖 | 大舅舅沈之瑜和大舅媽陳秋輝美麗的大姐遭天花毀容大姐陳國志1909年出生時,臉蛋像蘋果似的,圓圓的,五官端正,是個很漂亮的小女孩。 但是1歲多時,一個大災難落到她的頭上,影響了她的一生。
那年月,淮河流域連年水災,引發瘟疫,傳染病中最可怕的是天花,這個病蔓延迅速,病勢兇險。 預防天花只有一個辦法——種牛痘,但種牛痘很貴,窮人家種不起,很多人的生命就這樣被奪走。 我家好幾口人都出過天花,有的就死了。
大姐一歲多時不幸患上天花,全身起小紅點,發展成膿皰,發高燒……好不容易從死亡中掙脫,一個女孩最珍貴的美麗卻毀掉了。 全家人沉浸在悲痛中。 母親一定要給大姐纏小腳來彌補。 當時有一雙小腳,女孩身價就高。 女兒臉有麻子,已沒辦法,再是一雙大腳,將來怎麼找婆家?
大姐不願意裹腳,她是家裡的主要勞力,腳那麼小怎麼走路? 怎麼幫家裡幹活? 母親犟不過,也就眼開眼閉隨她去。
隨著年齡的增長,面容被毀的陰影開始籠罩在大姐心上,她有了自卑心理。
舊時代男女授受不親,在我安徽宿縣家鄉,只有每年正月十五燈會,男女才能見面。 對於有未婚兒女的家庭來說,這是一個很隆重的日子,有點像現在的相親會,有錢人家的公子哥兒出來借看燈找漂亮女孩子,有女孩的人家把女兒打扮得漂漂亮亮帶出來碰機會,如果被有錢人家兒子看中就嫁進豪門,從此改變命運。 有人家舉行婚禮,也把女眷們請來在客人面前露面,如被相中,也能成就一門好婚事。 用當地土話這叫「眼黃客」。
表哥結婚時,我大舅邀請很多有身份的人去賀喜,也請家裡女眷都去參加。 大姐得到邀請卻不敢去,怕人多遭人家嘲笑。 她已經預感到自己一生的命運,常常背著人照鏡子自悲自嘆。
大姐在破廟裡生下女兒大姐到了出嫁年齡,父母親就發愁,一臉麻子誰要呢? 女孩不結婚誰養她呢?
有一天,廟裡的一個尼姑來做媒,對方男孩20歲,與大姐年齡相當,開了個紡棉線的小店。 父母覺得還不錯,答應見見。 就到廟裡,把那個男的找來見面,見了覺得人老實,也長得端正,就同意了。 男孩姓史,排行老二。 但等結婚那天,新郎竟是史家老大,與父母見面的是老二,他是代他哥哥相親的。 史家一共有五個兒子。
這個史家老大脾氣暴躁,打架鬧事出了名的,30歲還找不到對象。 婚後對大姐動不動就打罵: 「看你一臉麻子,誰要你? 」他不許大姐回娘家,一回去就打。 大姐被打得全身青一塊紫一塊。 後來他拋下家出走了,去哪裡也不知道。
大姐只好回娘家。 這時她已經懷孕了。 父親原本以為把這個包袱卸下了,現在大女兒又回來了,不僅要養女兒,今後還要養她的孩子。 趕她走,不忍心,不趕她走,心裡就不滿,就要罵。 每天晚上父親回家,大姐都不敢照面,母親就叫她先躲一躲,等父親吃完飯,再給她飯吃。
大姐要生孩子了,在娘家生是不行的,直到現在那裡還有這個風俗,認為不吉利。 到哪裡生呢,必須找個地方。
城裡有個城隍廟,很大,當中是供菩薩的,隔出來外面一間,有個負責接生的人。 逃難要飯的窮人生孩子都在那裡。 一天夜裡,大姐肚疼要生了,外面大雪紛飛,地面結冰,一步一滑,父母扛著一捆高粱稈,背了裝著麥秸的麻袋和一床薄被,口袋裡裝了幾吊錢,扶著待產的女兒跌跌撞撞走著,好容易走到廟門口,再從大門走到後面院子,這之間也有一段路,那裡就是窮人生產的地方。 但是再三敲門,接生人就是不開門,說天冷夜裡不接生。 父親哀求說,你行行好,我女兒不能把孩子生在雪地裡啊。 接生人說,那你明天送我兩斤糖(沒有規矩晚上送)。 父親答應了。
那時就用高粱稈和一袋麥秸鋪在廟的地上,拾兩塊磚做枕頭,大姐疼得直叫,孩子出生後就用薄被裹住。 第二天,二姨帶了紅糖烙饃來看大姐。 父母又買了兩斤紅糖送給接生人。 大姐生了個女兒,起名玉琴。
我去廟裡看大姐,見周圍睡的都是窮人,後面一個廁所,裡面扔的都是死孩子,狗咬死人,腸子拖得老遠,臭氣燻天。 大姐就這樣在城隍廟的地上坐完她的月子。
大姐生下女兒後,父親更不高興,經常給臉色看。
為了緩和與父親的關係,大姐抱著幾個月的孩子外出拾柴火、拾麥穗給家裡。 當時家裡生活很困難。
母親的大姑母是佃戶,住在遠鄉,大姐就跟她說好,等收麥子時去拾麥穗。 因是遠鄉,她要住在那裡。 每天把玉琴放在床上,自己下地。 大姑母的兒子趁地主不注意,把麥子往大姐筐裡塞。 大姐下地,幾個月的玉琴就哭,一哭就哭一天,小腳一蹬一蹬,腳後跟都蹬破流血,大姐只有回來才能餵她。
麥收後,大姑母的兒子把大姐拾的一大袋麥子碾好裝好,還有麥秸、豆秸等柴火,裝了滿滿一大車連人一起送回來。 父親見了就很高興,這些東西夠吃幾個月,夠燒幾個月的了。 對大女兒的臉色也好看了。
玉琴一歲時,母親生了弟弟跟財,又添兒子,父親很高興。
為預防天花,父親就想給跟財種牛痘,要花兩鬥米。 母親就說,要種牛痘玉琴也種,否則種過牛痘會散發毒氣傳染給沒種過的,要麼都不種。 兩個人種那就要四鬥米,父親覺得太多拿不出。 於是兩個孩子都沒有種。
可怕的事情還是發生了,先是玉琴得了天花,高燒不退,滿身紅疙瘩又發不出來,癢得直叫,身子拼命在牆上擦,膿皰擦破,留下一牆膿血,最後死了。 接著跟財也傳染上了,症狀一樣,後來也死了。 大姐又傷心又擔心,害怕父親罵她,常常在母親面前哭。 很長時間,她走路兩腿都是發軟的。
弟弟死後,為種牛痘的事,父母親吵了很多次。
大姐受「五四」影響立志培養妹妹宿縣有個姓嶽的大地主,女兒和女婿都在北京的大學任教。 他們生了個兒子,想在家鄉找個保姆,條件是必須認識鍾,因為孩子吃飯,今後學習,都要按鐘點來。
當時鐘很少,很多人沒見過,大姐住得離城近,又跑火車搞販運,見過世面,所以認識。 就被錄用了,就離開家去了北京。
大姐到北京的時候,各大學的學生運動都轟轟烈烈,常有學生到家裡來動員嶽氏夫妻參加活動。 街上天天有學生遊行,喊口號,貼標語。 在這裡,大姐看到的是與閉塞、落後的宿縣陳營子完全不同的另一個世界。
圖 | 母親茹志鵑與四個舅舅合影,前排左: 大舅、二舅,後排:三舅、母親、四舅她聽到很多新名詞,接觸到很多新思想和進步人士,尤其是女性的精神面貌給她留下很深的印象,她們想的、做的都是國家大事,跟男人一起燒日貨,遊行,喊口號,上臺發言,號召大家起來救國,反對不合理的制度和不平等條約,要改變中國的命運,要人人平等。 她覺得又新鮮又帶勁兒。 而且那些學生和教授,對她這個保姆的態度都很和藹,很尊重。 她從心眼裡對他們產生好感。
在這些口號中,大姐對男女平等特別贊同。 她開始思考女人的命運,為什麼那些女學生、女教師膽子那麼大,敢當著那麼多人上臺慷慨陳詞? 為什麼臺下男人們都很認真地聽她們說話,以尊敬崇拜的目光看她們? 她羨慕,又不理解,因為在她生長的農村,千百年來都是女人比男人低一頭,男人打罵女人是家常便飯,自己就常挨男人的打。 為什麼同是女人,她們卻能和男人平起平坐呢? 通過觀察和思考,她終於找到答案,女人必須要有文化,要讀書明理,才能改變命運不受男人的氣。 這個認識,像一顆種子埋在她的心裡,伺機發芽。
大姐後來又去宿縣一家有錢人家做保姆。 在這裡看到一個女人,她的命運與北京女學生形成鮮明的對比。 那家男人叫趙八貢,生了個女兒卻沒有兒子,於是收了一個丫頭,想讓她生個兒子。 這丫頭只能和傭人一起吃飯。 後來生了一個兒子,大老婆就把孩子留下,僱一個奶媽餵他,不讓母子見面,讓孩子叫自己媽。 趙的老婆對這丫頭極盡打罵侮辱,完全不當人,這女人僅僅是一個生養的工具。 大姐看了,覺得她的命運比自己還要悲慘。
兩種女人的對比,使她產生改變命運的強烈願望。 悲哀的是,自己年齡大,不識字,臉有麻子,而且家裡窮,再努力也來不及了。 但是兩個妹妹還年輕,又有文化基礎,希望寄托在她們身上,大姐決心盡其一生之力幫助我和三妹讀書,培養我們成為有文化,受人尊敬,生活獨立,具有社會地位的人,決不讓妹妹重蹈祖祖輩輩農村女人的老路。
大姐從此有了新的人生目標。
此時, 聽說離阜陽南八十裡路中村崗的地方,有個名叫孔禾青的同鄉人辦了個潁州師範學校,讀書不要錢,還提供吃住,發給衣服。 還聽說,太和縣也有一個太和二十一中學,讀書也不要錢。 我就想去潁州師範,三妹就想去二十一中。 當時父親生病已無力擺攤補貼家用,大哥不滿婚姻離家參加革命,大嫂難產死了留下幼年的侄子,我們一走,養家的責任就全部壓在大姐一人身上。 三叔反對,說,祖祖輩輩女人嫁夫吃飯,讀這麼多書幹啥,以後拉車掙錢,又不能把畢業證掛車上。 大姐堅決支持,說,你們放心去,好好讀書,家裡有我。
1940年,我和妹妹分別離家踏上求學之路。 大姐跑火車,做保姆,養侄兒,供妹妹,賺錢為家裡還債……
多年後,我和三妹陳健,一個成了領導幹部和畫家,在劉海粟紀念館開個人畫展並出版畫冊; 一個成了新華社記者(陳健丈夫周原是通訊《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的作者之一),改變了舊農村世世代代女人的命運,大姐為我們感到驕傲和自豪,視我們的成就為自己一生的成就。
大姐「跑火車」 維持家庭生計陳營子村離宿縣城僅二三裡路,宿縣處於南北交通線上,通火車,所以經濟相對活躍,村裡人除了種糧,還種蔬菜賣,到城裡做小生意,到外地搞販運,當地叫「跑火車」。
大姐就跟著城西關一批男人「跑火車」,爬貨車去蚌埠等城市買洋布,拿到渦陽、蒙城等遠鄉賣,便宜進,加價出。 當時路口有日本人檢查,此時,臉有麻子保證了她的安全。
她還從宿縣販雞到蚌埠賣,雞放在大圓籠子裡,跟的是敞篷車,上面壓的貨物多,人擠在貨物中可以挪動,雞壓在下面動不了,往往車到目的地,雞被壓死很多。 於是大姐一路上就不敢閉眼,不停地在雞籠裡翻動雞,將壓在下面的拽到上面來,碰到下雷暴雨,還把衣服脫下來蓋在雞籠上,車到站後,渾身上下被雨水淋透,衣服和兩隻手上沾滿雞屎,雞都沒有被壓死淋死。 一路上,同去的小夥子在睡覺,只有大姐一人照顧雞,賣雞的錢卻大家平分,大姐也不說什麼。
搞販運,一個女人單槍匹馬是不行的,肯吃苦,不計較,所以西關和城裡一起跑火車的男人都願意帶大姐一起去,稱她「老史姐」(大姐丈夫姓史)。 一次大姐收了100多斤「銅角子」(解放軍造武器需要,有收的)背在身上,爬翻鬥車去蚌埠,車廂裡擠滿人,她扒住車門怎麼也進不去,身上背著重物,腳尖踮著車廂邊,手使不上勁,車越開越快,眼看扒不住門就要掉下鐵軌,大姐大聲求助: 「北強,快救我! 」已經翻到車廂裡面的北強,忙從擁擠的人頭上翻過來,一手抓住門,一手抓住大姐,連人帶東西從人頭頂上拽進車子,大姐連累帶怕,滿頭大汗,像死人一樣倒下直喘。
我和妹妹讀書,父親要看病,全家要吃飯,大姐承擔起一切責任。 父親死後,兩個妹妹走了,大姐就把母親和侄兒託付給別人,自己脫開身去跑火車。
大姐兩次救我於危難之中
1937年日本侵華,抗戰爆發。 日本人不敢到離城遠的地方燒殺淫掠,怕農民打他們,有去無回,只敢在城郊。 離縣城僅二三裡路的陳營子是日本鬼子最瘋狂的地方,他們挨家挨戶找花姑娘,捉雞鴨豬羊殺了吃。
那時我13歲,正害眼病,眼睛模糊看不清,就和祖母、嫂子坐在車上,還有父親做小生意賣的很多布也放在車上,這是全家的生計,拉來拉去躲避。 大姐把我頭髮剃掉充男孩扶著我走,餵我飯吃。 想到自己一個女孩頭髮也沒有了,還要變成瞎子,兵荒馬亂給家裡增加多大負擔,我就想跳井自殺,母親、大姐就死死攔住我,說你死了我們怎麼辦? 大姐安慰我說,你不要著急,我來想辦法給你治。 她打聽到當地有個土方,去到磨房裡,牆上有結的蜘蛛網,有一種蜘蛛,八條腿,身子圓圓的,有白點,她捉這樣的蜘蛛,七個蜘蛛一副藥,搗碎和上水給我吃,給我擦眼,又把地裡的「絞股藍」敷在腳心。 這些土方很靈,我的眼睛逐漸好轉。
1940年我和另外三個女孩子一起去阜陽潁州師範,因為要經過日本人封鎖線,是躺在軟床上身上蓋上麻袋從河上推過去,在日本人哨所眼皮下過的河,到河對岸,再由熟人繼續送,才終於到了阜陽中村崗。 可是我們去晚了,學校已經開學上課,其他三個女孩,一個去四川找未婚夫,一個被家人接走嫁人,一個憑關係插班讀書,只有我一個沒著落,要等下一個學期才能上學。 這半年的吃飯問題怎麼辦? 我天天哭,不好意思跟家裡講,臨來前家裡把錢都給我了。 接著我又生病,發高燒,膝蓋腫大兩腿變細,眼睛也睜不開,眼看就不行了。 師範的熟人帶信給我家裡,說你家女兒在潁州病危了。
接信那天,大姐跑火車剛到家,就見母親在哭,聽說我病得厲害,她當天就把兩匹洋布賣了,穿雙膠鞋就上路。
她直接從大堤往西走,十裡就是十里舖,再是二鋪,三鋪、渦陽,蒙城到阜陽,大姐沿大堤走了兩天兩夜,跑到潁州師範找到了我,當即用賣洋布的錢請醫生,買藥。 又上街買來一大茶缸牛肉湯,我餓壞了,大口大口吃得很快,舌頭都燙出泡了,大姐心疼地看著我吃,說,吃慢點。 我說「大姐,我餓得要命」。 其實我沒有病,是連餓帶急的,幾天飽飯吃下來,人就胖起來,病也好了。 大姐又留點錢給我,才回家。 在大姐照顧下,我病好了。 下學期考完試就編到一年級,在學校吃飯。
從入學這年到1945年日本投降這5年間,我讀了中師四年,高師一年,5年沒回去,大姐支撐著家,還託人帶給我錢和衣服。
我畢業後教了幾年小學美術,大姐又資助我去蘇州美專深造。 她趁跑火車機會來蘇州看我,身上穿得破破爛爛,背了雞和雞蛋,晚上來學校。 我那時有點文化就有了虛榮心,怕大姐被同學看到丟人,就把大姐拉到黑影裡暗處。 大姐塞給我餅,怕我餓著。 父親去世後人家送的帛,她也賣了錢寄給我。 在大姐的支持下,我才步步走到今天。
「地主也是人」!大姐雖然不識字,但是聰明能幹,能說會道,正直善良,公平公正,沒有私心,而且工作能力很強,因為我家是貧農,軍屬(我大哥在部隊),大姐在村裡威信很高。解放後搞土改,她在陳營子成了掌大印的人,帶領村裡人分田地分糧食,給政府交公糧,大小事都由她拿主意,蓋章。村民都很服帖她。
弟妹參加革命都在外面,村裡分田地分房子,她都沒要,全分給鄉親們了。
上海剛解放,我在南市區宣傳部工作時,接到大姐寫來的一封信。她碰到一個問題。
陳營子搞土改鬥地主,與地主有私仇的人就趁機折磨他們,不給糧食吃,只給吃爛掉的南瓜,大熱天不許進屋,讓烈日暴曬他們……總之,想盡法子折磨地主。大姐堅決反對這種做法,認為,共產黨對地主也是有政策的,凡事應該根據政策來。可以批鬥地主,分田地分房子,但地主也是人,不能虐待他們。這樣不人道,是違反黨的政策的。
大姐的這個觀點,出發點不僅是黨的政策,更出於她血脈之中根深蒂固的善良品質,無論何時,善待他人,尊重人格,都是她做人的道德。我母親是最典型的善良的中國婦女,是我們最早的人生老師。大姐又成長於陳營子中國傳統道德形成的氛圍之中,人與人之間講究仁義禮信。即使在革命的疾風暴雨之中,這些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和道德都沒有使大姐迷失方向。口頭上她以黨的政策作為反對虐待地主的理由,但是真正的抵制力量還是來自她的內心深處。
人性中善與惡的衝突,這時候是以政治面貌出現的。就為了這個,有人就批評大姐包庇地主,敵我不分,立場不穩,不能做領導。
不做領導沒什麼,卻不能眼睜睜看著他人受折磨,她不忍心看,又無法阻止,唯一的辦法是想離開。我同意大姐的做法,就回信說:大姐,你就來我這裡吧,我有孩子(當時大兒子沈建文剛出生,50年代我生了5個孩子)家務多,我和沈之瑜工作又忙,很需要你來幫我照顧一下家裡。
大姐就把村裡的工作交給一個名叫陳素貞的婦女,來上海了。 大姐的正直使她失去了一個個人事業發展的機會。
「三面紅旗」時期,陳營子成立人民公社,因社長陳素貞是女的,公社起名為「三八」公社。三八公社成為劉少奇的試點,陳素貞以全國第一個人民公社女社長而聞名全國,當上全國勞模,受到劉少奇、鄧小平的接見,後來還參加中國代表團出訪蘇聯。
圖 | 茹家兄弟姐妹合影,前排左: 三舅小女兒茹文琪;二排左起:作者、三舅女兒茹曉雲、妹妹王安憶、小舅舅女兒茹抗美;後排左起:三舅女兒茹曉紅、大舅兒子沈建文、小舅兒子茹建軍影響更大的是,當年還拍攝了一部以這位女社長為原型的電影——《三八河邊》,在全國放映,由著名電影演員張瑞芳主演。
陳素貞的職位原來就是陳國志的。如果她順應時代潮流,出名的就是她。但是提起這事,大姐一點不後悔。
博物館館長在家裡受大姐領導大姐來時,我的大兒子沈建文出生。 那是供給制時期,每月保姆費12元,每個孩子18元,由國家出資,經濟很緊。 大姐來了後,就成為一大家子的總管。 再往後,孩子一個個出生,到1958年,我一共生了5個孩子,孩子從小到大都是大姐照應。 另外還要管理保姆,承擔所有家務。 每月的錢也交給大姐安排。
後來拿工資了。 我每月工資七八十元,沈之瑜處級幹部,一百二三十元,兩口子加起來200元出頭。 那時候我母親和侄兒(侄兒在上海讀書)也來了,我按平均每人10元夥食費每月給大姨100元,大姨精打細算還有盈餘,有人家到月底沒錢跑來借,她還借錢給人家。 為了省錢,她常常去買帶菜幫的便宜菜。 洗臉水也不捨得打,用孩子洗過剩下的水。
一大家,有北方人有南方人,有領導幹部知識分子有沒文化的農村人,但是幾十年來家庭和睦。 大姐個性強,性子直,在這個家當家作主意識很強。 沈之瑜是南方人,學者,領導幹部,在單位他領導別人,回到家卻心甘情願接受我大姐的領導。 有時下午餓了去廚房看看晚上吃什麼,大姨就攆他,一邊笑罵「餓死鬼」,他就笑笑退出來。 他喜歡味精,大姨不喜歡不肯放,他就在口袋裡揣上味精瓶,吃飯時趁大姐不注意偷偷放一些。 沈之瑜還常在飯桌上教育孩子,大姨買菜燒飯很辛苦,不容易,她做的飯菜誰都不許說不好,都要吃。 大家都要尊重大姨。
大姐全心全意照管我的家和5個孩子,給她錢她也不要,因為感到這就是自己的家。 在家裡,她講話大家都聽,發脾氣大家也不計較。 孩子們對大姨都很尊敬,很聽她的話,在家裡,大姨吵,罵誰都可以,沒人不服。 大姐過得很舒心。
辛勞一生的大姐,晚年中風癱瘓在床,我為她請針灸醫生打針治療,請保姆專門悉心照顧。 半夜發病要送醫院,電梯停開,建文、建平,還有鄰居,就把她從7樓背下去就醫。 沈之瑜妹妹茹志鵑也很關心,好幾次燒了菜讓兒子安桅送去。
2000年大姐去世,我和三妹陳健一起送她的骨灰去家鄉符離集安葬,和母親安葬在一起。 墓碑上刻: 大姐陳國志之墓,陳國英、陳國蘭立。 陳國英就是我,後自己改名陳秋輝,陳國蘭是三妹,後改名陳健。 陳健還寫了長長一篇銘文記敘大姐的一生。
十多年了,幾乎每年清明,大兒子建文都去安徽為大姨掃墓。
原標題《聽大舅母陳秋輝談大姨往事》載於《世紀》雜誌2019年第4期,責任編輯 周崢嶸,新媒體實習編輯 鍾凱月。本文為《世紀》雜誌版權所有,如需轉載,請聯繫郵箱reflections@thepaper.cn告知,侵權必究。閱讀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