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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文學家的韓愈，他的主要貢獻在於提出復古明道的文學主張，強調文學的教化作用，充實了儒家學派的文學理論，奠定了古文運動的理論基礎，引導古文運動取得了勝利並身體力行，寫了不少優秀作品。韓愈在《答李秀才書》中說：「愈之所志於古者，不唯其辭之好，好其道焉耳。」在《題歐陽生哀辭後》又說：「愈之為古文，豈獨取其句讀不類於今者耶？思古人而不得見，學古道則欲兼通其辭。通其辭者，本志乎古道者也。」這就是韓愈提出的。復古明道的基本內容，即思想要遵循古代的儒家，文體也要遵循古代質樸的經典。因道學文，因道作文，又因文見道。
韓愈劇照韓愈的這些主張，宋人周敦頤概括為「文以載道」（《通書·文辭》）。這就是說，形式是為內容服務的。他所說的文道關係，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形式與內容、藝術性和思想性的關係。韓愈把文道關係看作一個整體，而有內外（也可以理解為主次）之分。他在《答尉遲生書》中說：「夫所謂文者，必有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實。實之美惡其發也不掩，本深而末茂，形大而聲宏，行峻而言屬，心醇而氣和，昭晰者無疑，優遊者有餘，體不備不可以為成人，辭不足不可以為成文。」在內者謂之道，發之於外者則為文，也就是說，道是文的實質，文是道的形式，而道是起決定作用的方面。
韓愈畫像可見他所重的是道的實質，其次才是文的形式。他反覆強調文道應當兼備，也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形式與內容應當統一。韓愈所提出的這些見解，基本上都是正確的。表面上看，韓愈「學古道」「兼通其辭」（《題歐陽生哀辭後》）、「宜師古聖賢」（《答劉正夫書》）的主張，只不過是思想內容和藝術形式的「復古」，其實不然。他在文道兩個方面都有所創新和突破。他要「思古人而不得見」（《題歐陽生哀辭後》）、「師其意、不師其辭」（《答劉正夫書》），還要「唯陳言之務去」（《答李翊書》）。
韓愈畫像他雖然主張學習古代傑作，特別是六經、先秦兩漢作家，如屈原、宋玉、李斯、司馬相如、司馬遷、揚雄等的文章，但自己寫作古文時，卻又是辭「必出於己，不襲蹈前人一言句」（《南陽樊紹述墓誌》）。在《送孟東野序》中，他進而提出「不平則鳴」的理論，這就衝破了他師古道的藩籬，而著眼於對現實的批判他說：「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人之於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後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凡出乎口而為聲音，其皆有弗平者乎！」在《荊譚唱和詩序》中又說：「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聲要妙；歡愉之辭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恆發於羈旅草野。至若王公貴人，氣滿志得，非性能而好之，則不暇以為。」這種不平則鳴、文窮益工的文學主張，大大豐富了唐代文學寫作的內容，並使之更深入現實社會，從而推動了現實主義文學的發展。
韓愈畫像此外，韓愈還非常強調作家的道德修養，在《答李翊書》中說：「養其根而唉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他將仁義與文章的關係比作樹木的根與果實、蠟燭的油與亮光的關係。在他看來，作品的思想內容如何，直接取決於道德修養。這個見解，在唐代古文運動以前，似乎還沒有什麼人提出過，這說明韓愈對作家的職責已經開始有了認識，並提出了新的要求。古文運動，也就是提倡散文、反對駢文的文體改革運動，並不是從韓愈才開始的。
韓愈紀念館早在齊梁時代，劉勰、裴子野等人，已經對六朝的淫靡文學表示不滿，後來，李諤、王通、初唐四傑等都反對過六朝文，到了陳子昂，才「始變雅正」，提出詩歌復古的主張。之後，蕭穎士、李華、元結、獨孤及、梁肅、柳冕等人，也作過很大的努力，但他們或立論不夠明確、完善，或缺乏與其理論主張相適應的優秀作品，因而沒有收到很大效果。韓愈則不然，他是有理論、有作品、有家傳、有師承，又有一大批志同道合的朋友，如張籍、李觀、歐陽詹、馮宿、崔群、劉禹錫、柳宗元、白居易、元稹等，先後都給過他不少支持和鼓勵。特別是柳宗元，在韓愈提倡古文遭到時人驚笑排斥時，總是積極地伸出援助之手。
韓愈《早春》韓愈寫了《毛穎傳》遭到嘲笑，柳宗元「甚奇其書，恐世人非之」，「作數百言，知前聖不必罪俳也」（《與楊誨之書》），為他進行辯護。韓愈寫了《師說》有笑以為狂人者，柳宗元則認為獨有韓愈「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後學，作《師說》」（《答韋中主論師道書》）。他們之間雖然有著某些觀點的差異和某些意見的分歧，但是篤深的友誼經久不衰。韓愈推崇柳宗元的文章，柳宗元則說「退之之才，過僕數等」「遷於退之，固相上下」（《答韋珩示韓愈相推以文墨事書》），把他與司馬遷相提並論。在韓愈擔任史館修撰的時候，柳宗元還為他推薦段秀實關心百姓、忠貞盡節的逸事，供他修史時寫進去。這樣一來，古文運動在韓、柳共同倡導下，自然能夠取得勝利。
參考資料：
·《師說》
·《答李翊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