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理性價值目標，是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不斷完善、成熟、定型的大課題，也是警務現代化所要依託的大背景，更是「楓橋經驗」需要進一步提升的新召示。如果說，中國現代社會治理的價值範式是「和合主義」，那麼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標誌應是「理性化」「法治化」「民主化」，警務現代化的標誌是警察人格從「政治人」「行政人」「經濟人」升級為維護公共安全的「公共人」，「楓橋經驗」提升的目標則是人之為人「安全感」的充分獲得。
和合主義現是代社會治理的重要「價值範式」，也是社會現代化需要遵循的「至高目標」。和合主義以傳承中國「保合太和」與「協和萬邦」的治世理念為核心，以借鑑西方「人類一家」「全球一體」的世界主義為要旨，以揚棄「現實主義」「自由主義」「建構主義」的國家安全理論為路徑，是深度全球化進程中正在形成的一種頗具中國特色的現代社會治理的理論範式。「楓橋經驗」雖然是社會基層治理的一個典型，但其「和合性」內涵卻體現出社會治理中十分重要的價值目標，從而可以成為「和合主義」理論解讀的重要範例。無論是上世紀50年代的「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鎮，矛盾不上交」，還是本世紀初的「群眾辦事不出村、矛盾調解不出村、信息諮詢不出村、致富求助不出村」，抑或是近幾年的在「楓橋經驗」基礎上形成的「網絡化管理、組團式服務」「大調解、大綜治」「綠、黃、紅『三色預警』」「人口流動『互適化』管理」等一系列有效可行的社會基層安全治理,都體現了對人的「生存性焦慮」與「本體性不安全」的最大程度的消解，以保障人們「安全感」的獲得與社會「和合性」的提升。
就社會治理的角度看，總體國家安全觀是和合主義在新時代的當下體現，是新時代中國特色國家安全思想的最新表達。總體國家安全觀強調以人民安全為宗旨，政治安全為根本，統籌外部安全與內部安全、國土安全和國民安全、傳統安全和非傳統安全、自身安全與共同安全，這為社會安全的和合主義範式建構與「楓橋經驗」的範式轉型提供了新的價值指向。「楓橋經驗」是我國社會安全治理的一個樣板，這個樣板隨著共和國的發展歷程，經歷了風風雨雨的考驗，在21世紀的今天仍然是引領平安中國建設的一面旗幟。
從總體國家安全觀的廣義視角，來重新思考「楓橋經驗」，我們可以對「楓橋經驗」的內涵作更為本質的理解。「楓橋經驗」在經歷55年的發展完善中具有的普適性意義，那就是：推行「以人為本、以安為上」價值準則，豐富社會公共產品與保障人的安全感，在維穩、維權、維心相結合的基礎上，達成社會平安與民生改善的最大實效與可能。然而，從和合主義審視，「楓橋經驗」在新時代需要實現範式的轉型與提升，即凸顯總體國家安全觀的指導，構建以「安全感」為標誌「場域安全」為實質、「共享安全」為價值實現路徑的社會安全治理新體系。
「楓橋經驗」形成之初，楓橋人用「合倫理」與「合情理」的「主體間」互動，以安全的「說理」方式把「階級矛盾」化解於基層；「楓橋經驗」發展之時，楓橋人用「倫理參加」與「心理調適」的「情理型治理」（調解為主）以補充中國社會的「法理型治理」（訴訟為主）之不足，以安全的「維權」方式把「消極安全」轉化為「積極安全」；當今的「楓橋經驗」的深化期，楓橋人用「靠富裕群眾減少矛盾，靠組織群眾預防矛盾，靠服務群眾化解矛盾」的創化性實踐，以安全的「人性化」方式，滿足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嚮往的需求。
警務現代化需要以「和合主義」為價值目標與「平安中國」建設同步，需要在實現「維穩」向「維權」、「信訪」向「信法」、「治安」向「平安」的全面轉型中升級。如果說「平安中國」建設主要是要靠政府的職能發揮與公共政策合理制定與實施來達到，那麼警務現代化則是應聚焦於「公共安全問題」「公共安全威脅」「公共安全危機」「公共安全災難」進行現代防治，以「社會警察」的身份提供專業化、高效率的權威性安全服務。特別是當現代警務建設從「治安建設」向「平安建設」的轉變時，我們要充分了解「平安」的社會治理意義是「安全共享」，即安全是行為體之間的優態共存，將安全的理解從以往的「危險狀態的避免」拓展至「你安全我也安全」的優化狀態的建構上，而這首先是整個政府現代化的使命，警務力量則應聚焦「平安」建設中的根本性安全隱患的防治與現代性社會衝突的消解上。
「平安建設」是中國警務現代化的總體背景與依託，其總體要求是使警務在堅持「公共人」的立場上向多元化、專業化、數位化方向發展，為現代社會發展提供最有權威性的安全保障。「人本化」與「和合性」是「楓橋經驗」的價值核心，也是社會治理實現和合主義價值範式的內在要求。因此，警務現代化要在警務實施的「法治化」上下功夫，要在警務手段的現代化上抓升級，要在警察自身管理的「人性化」上投資源，要在行政執法的民事權利「保障化」上作表率，還要在智慧警務的「便捷化」上出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