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美國對中國的施壓持續增強，雖然川普政府仍試圖將之視為「戰略競爭」，但其中的「對抗」意味不斷凸顯。
一方面，川普政府開始頻頻揮舞對華制裁大棒。美國國務院宣布因涉港問題對相關中方官員實施籤證限制措施，美國參議院全票通過的所謂《香港問責法案》還要求對相關機構和個人進行金融制裁，包括禁止使用美元交易網絡。
此外，在查克舒默（Chuck Schumer）、邁克加拉格（Mike Gallagher）等對華鷹派議員的推動之下，五角大樓近日公布所謂「中國涉軍企業」名單，涵蓋航天、船舶、電信、雲計算、大數據等領域的中國重要國有和民營企業，而且這一名單未來還會繼續擴大。根據美國法律，川普政府有權對這些企業採取包括金融制裁在內的舉措。這份名單的公布，還會直接影響美國以及第三國的企業、投資者與中國相關企業之間的關係，在很大程度上深化產業、技術和金融層面的對華「脫鉤」。
另一方面，美方針對中國的輿論壓制或曰「敘事之戰」愈演愈烈。近日，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奧布萊恩、國務卿蓬佩奧等高官就中國問題發表演說，對中國內外政策、中國政治體制和中國共產党進行激烈指責，聲稱中國「對美國的生活方式構成威脅」，「美國針對中國的被動和天真的時代已經結束」，「在自由與威權之間沒有妥協」。
除了奧布萊恩和蓬佩奧，在接下來的幾周時間裡，美國司法部長巴爾、聯邦調查局局長克里斯多福雷等人也將圍繞所謂「中國威脅」發表公開演說。此外，由150名國會議員組成的「共和黨研究委員會」在6月10日發布題為《強化美國與應對全球威脅》的報告，用很大的篇幅闡述了中國對美國構成的「威脅」，並建議美國政府根據《全球馬格尼茨基人權問責法》等法律，對華實施更多、更嚴苛的制裁舉措。
的確，在美國新冠肺炎疫情形勢仍很嚴峻、總統選戰日益激烈的背景之下，川普政府在對華政策上的攻擊性和冒險性正變得日益顯著。近期，在疫情、種族抗議、經濟下滑等多重危機的影響下，多個民調顯示川普選情不佳，尤其是在一些搖擺州。據美國媒體透露，川普女婿、白宮高級顧問庫什納非常直白地指出：「攻擊中國」是重組川普選民基本盤的重要途徑，可以幫助抵消應對疫情不力帶來的負面影響。
應看到，與此前的總統大選相比，「中國議題」在今年選戰中的地位恐怕是最突出的。美國共和黨議員吉姆雷納齊（Jim Renacci）甚至在推特上露骨地寫道：「今年大選的關鍵問題將是，誰可以對中國更強硬和追責中國」。然而，弔詭的是，今年的大選對美國對華政策的影響可能又是最有限的，主要是因為美國兩黨在對華政策上的趨同性日益明顯。
由此，我們需要適當擺脫大選帶來的視角框限，更加重視美國對華政策調整的一些深層次特徵和長期趨勢。無疑，從加大運用制裁手段、強化意識形態施壓、糾集國際聯合陣線等方面看，美國對華政策出現一定程度的「俄羅斯化」態勢，這值得引起警惕。
「中國挑戰」成為首要關切
冷戰結束以來，在短暫「蜜月期」之後，美國和俄羅斯關係一直不睦，而且在過去十餘年衝突日深，尤其是2014年以來陷入「系統性對抗」。
由於北約東擴等因素，俄羅斯方面堅信美國對其進行擠壓、遏制，俄總統普京指責美國靠分裂世界維持單極統治。美國戰略界則對普京治下的俄羅斯心懷不滿甚而是仇視，認為俄羅斯蓄意破壞並試圖推翻「二戰」後美國主導建立的國際秩序。美國方面不斷渲染「俄羅斯威脅」包括指責俄幹涉美國內政，對俄羅斯實施長期的、大規模的經濟和金融制裁，在俄羅斯國內進行分化並在國際上加大對俄孤立。俄羅斯知名國際問題專家、卡內基莫斯科中心主任德米特裡特列寧（Dmitri Trenin）認為，「這些舉措的最低目標是促使俄當局放棄對西方中心主義的世界秩序之損害，最高目標則是引發俄政權更迭，改變其內政外交，使之有利於美國一方」。
在國家對手層面，美國戰略界長期以來將俄羅斯視為首要威脅。然而，在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隨著中國經濟、技術和軍事實力以及政治影響力的顯著增強，美國的國家安全威脅認知發生了顯著轉變。與尼克森以來的歷屆美國政府相比，川普政府對華戰略定位的最大變化在於，開始明確將中國視為美國國家安全面臨的「首要挑戰」，且嚴重程度已經超過了俄羅斯。其主要標誌是，2017年12月川普政府發布任內首份《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提出美國正面對「大國競爭」的新時代，並將中國明確界定為「修正主義國家」和「戰略競爭者」。中國在報告中被提及30餘次，很大程度上，這是一份以應對「中國威脅」為導向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
正如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前主席馮稼時（Thomas Fingar）所言，在這之前，中國只是美國決策者眼中普通的「另一個國家」，在令美國感到憂心的國家安全議題排序中可能連前十位都排不進去，但如今應對「中國挑戰」已在美國國家安全政策議程上佔據核心位置。
不少美國戰略界人士認為，俄羅斯僅是在軍事和政治方面對美構成威脅，而中國帶來的則是全方位威脅。不僅是共和黨鷹派，很多民主黨精英人士，如前國務卿馬德琳奧爾布萊特，也認同這一看法。在一些美國保守派政要和智庫專家看來，川普政府對華政策的突出「成就」在於，其成功引導美國各界前所未有地關注「中國挑戰」。
對外關係委員會高級研究員、美國前駐印度大使羅伯特布萊克威爾（Robert Blackwill）認為，2001年以來美國政府就誤判了中國的戰略意圖，中國對美國國家利益和民主價值觀的威脅越來越大，川普政府發揮了「喚醒美國」的作用，在北京果斷地將大部分亞洲國家納入其軌道並遠離美國的時候，如果沒有川普政府對中國實力日益增長的危險進行持續的政治推動，美國可能還在繼續其夢遊。捍衛民主基金會高級研究員、前副總統切尼國家安全助理約翰漢納（John Hannah）甚至稱，「川普政府迄今為止對國家安全最重要的貢獻或許就是毫不掩飾地將中國視為美國長期利益的主要威脅」。
對華政策的「俄羅斯化」
理解美國對華政策調整背後的「戰略思維」變化圖景是十分必要的，無疑，塑造這一圖景的重要行為體是美國的智庫謀士和專家學者。
近年來，隨著應對「中國挑戰」成為美國國家安全政策的首要優先議題，一些原本不以中國問題為主要研究對象的美國專家愈發積極地參與美國對華政策的辯論，並從國際秩序、維護「技術領導地位」等更宏闊的角度切入，如布魯金斯學會高級研究員託馬斯懷特（Thomas Wright）。
在川普政府高官看來，一些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是「擁抱熊貓者」（panda huggers），他們對中國的溫和態度和看法使美國在處理對華關係方面「誤入歧途」。換言之，如今美國已經不再僅從「區域和國別研究」的角度看中國，一些中國問題專家甚至因此被「邊緣化」，這一變化對美國對華政策的辯論和制定具有重要影響。
美國對華政策的「俄羅斯化」主要與以下三方面因素有關：
首先，有不少此前以俄羅斯問題為專業領域的美國智庫人士參與對華政策的調整，他們試圖建議美國政府使用對付俄羅斯的方式來對付中國。比如新美國安全中心高級研究員彼得哈裡爾（Peter Harrell），此前他在美國財政部等部門長期從事對俄羅斯經濟和金融制裁工作，目前是新中國安全中心中國研究項目的核心成員，專門負責分析如何通過國際經濟手段展開對華戰略競爭。這類俄羅斯問題專家的介入，難免會導致美方將針對俄羅斯的「對抗性」思維、政策、手段和機制逐步移植到對華政策之中。
其次，過去幾年來，美國戰略界人士越來越多地從中俄比較的視角看待「中國威脅」，進而將對俄羅斯的研判和定性投射到中國身上。比如前中央情報局官員、喬治城大學教授羅伯特薩特（Robert Sutter）等人稱，中俄給美國帶來很多共性挑戰，如兩國都力圖終結美國對國際秩序的主導，建立「後西方」世界。蘭德公司等智庫則將一些原本「屬於」俄羅斯的「標籤」貼到中國身上，如「灰色地帶」、「混合戰爭」、「信息戰」等，並對中俄的相關政策和舉措進行比較分析。川普政府非常倚重的保守派智庫美國企業研究所研究員梅惠琳（Oriana Mastro）認為，中俄之間存在一種「戰略效仿」關係，在處理爭議領土問題、加強網際網路管理等方面中俄兩國相互模仿。
再者，美國戰略界高度關注不斷緊密的中俄關係帶給美國的影響。美國知名俄羅斯問題專家、喬治城大學教授安吉拉斯坦特（Angela Stent）認為，美國政府近年對中俄同時施壓將兩國推到了一起，它們對美國的敵意不斷增強，中俄領導人對「美國威脅」的認知高度一致。前美國國家情報總監丹尼爾科茨（Daniel Coats）稱，中俄關係達到了20世紀50年代中期以來最親密的狀態，中俄近年升級夥伴關係就是為了向華盛頓釋放兩國不懼美國打壓的信號。哈德孫研究所高級研究員理察維茨（Richard Weitz）等稱，中俄都想要削弱美國的同盟體系，一方面對美國盟友施壓，如在薩德問題上打壓韓國，另一方面在中東地區相互配合，對以色列、沙特、埃及和土耳其等美國盟友加大拉攏力度。
美方人士不僅認為中俄在多個領域展開密切「協調」與「分工」，聯手損害美國的戰略利益，他們還日益擔心中俄在東亞和歐洲兩個方向「分進合擊」，給美國和北約製造「兩線衝突」，抵消西方的威懾效力。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尼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等人稱，俄羅斯2014年「吞併」克裡米亞是中國在南海不斷升級行動的重要驅動因素，美與俄「新冷戰」始於2014年，美與中國之間的「新冷戰」則在2019年展開。美國外交政策理事會高級研究員史蒂芬布蘭克（Stephen Blank）等人認為，在北約內部分歧和矛盾日趨嚴重的情況下，中俄將會尋機挑起衝突，美國需要推動歐洲、亞太等盟友組建「大北約」，應對中俄構建的「威權主義軸心」。
小心落入「對抗陷阱」
無疑，中美關係正步入重要關口，未來一個時期美國對華施壓舉措的深度、廣度和頻度或會超出一般的估計，美國對待中國的做法或許與過去十餘年對待俄羅斯的做法逐步趨同。美國對華政策「俄羅斯化」的實質在於對抗性、冒險性、極端性的凸顯，一些美國鷹派勢力正竭力將中國塑造成「邪惡的對手」，甚而不惜使兩國關係陷入更大衝突之中。
雖然冷戰已經結束，但美國在冷戰時期對抗蘇聯的一整套思維、機制和做法不過是處於休眠狀態之中。無論是對華實施以「體制之爭」為根本的「敘事之戰」，還是2018年重新組建的「美國全球媒體署」，都讓人多多少少地感受到冷戰的氣息和元素。在一些美國議員叫囂美中「新冷戰」已然打響的同時，英國前首相託尼布萊爾也用「輕冷戰」形容中國與西方國家之間的關係。
考慮到美國在經濟、技術、貨幣、軍事、同盟等方面仍然佔據突出優勢，加之美國在對抗蘇聯、打壓俄羅斯方面經驗豐富且手段頗多，如果此時中美關係落入一些鷹派人士製造的「對抗陷阱」，對於中國而言無疑是十分不利的。《孫子》有云：「以治待亂，以靜待譁，此治心者也」，面對美方的挑釁性言行，需要冷靜視之、胸有全局、靈巧周旋、謀定後動，需要在「敢於鬥爭」和「善於鬥爭」之間不斷尋求符合中國長遠利益的平衡點。
責任編輯/郎亞嬌 徐坤陽
作者：趙明昊，察哈爾學會高級研究員
來源：澎湃新聞，2020-06-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