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公認為中國歷史上一位百科全書式的人物，他在哲學、文學、史學、經學、法學、倫理學、宗教學等領域均有建樹。他是戊戌變法領袖之一，深度參與了中國從舊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變革，是中國第一位在文章中用到「中華民族」一詞的人。他的作品《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少年中國說》對後世影響深遠，他愛國救國的思想和主張更受後人景仰，被史學家所推崇和研究。
近日，河南文藝出版社出版了《梁啓超》一書，作者果遲，1980年開始發表作品，主要以歷史題材為主，曾寫過《
左宗棠》《
李鴻章》《晚清風雲》《武則天》《林則徐》等書，約400萬字。《梁啓超》是他的又一部力作，全書分為二十一個章節，46萬字。作者濃墨重彩地描寫了梁啓超波瀾壯闊的人生及感人肺腑的愛國主義情懷，梁啓超不但在作品中深刻揭露批判黑暗醜惡的現實，為祖國的現狀憂心忡忡，呼喚變法自強，而且身體力行地投身其中，為祖國的發展和進步殫精竭慮、死而後己。他是康有為的學生，但他們還是分道揚鑣了。他和孫中山合作過也對立過。他擁護過袁世凱也反對過袁世凱。對此，他說：「這不是什麼意氣之爭，或是爭權奪利的問題，而是我的中心思想和一貫主張決定的。我的中心思想是愛國，我的一貫主張是救國。」該書自始自終都是圍繞這個宗旨而寫。
該書的前幾部分，主要講述了戊戌變法失敗後，梁啓超流亡日本13年，雖身處異國，萬般困窘，仍心系朝廷，不忘大清，並積極投身救國救亡中。他的愛國思想首先體現在推行憲政上。清朝末年，外憂內患，民族危機深重，面對嚴峻形勢，中國向何處走，成了擺在知識分子面前的一大難題。年輕的梁啓超力主變法維新，希望通過改革，使中國走向獨立、民主與富強，從而擺脫帝國主義列強的侵略，然而，由於歷史的原因，轟轟烈烈的變法失敗了，「戊戌六君子」喋血菜市口，他萬般無奈逃亡日本。逃亡日本的他，看到歐美各國日益強盛，連小小的日本也走到前面，深感中國再不覺醒，就要亡國了。為了尋求救國道路，他辦報、講學，研讀歐美政治家、哲學家、自然科學家的書，從亞里斯多德到黑格爾、華盛頓等等都涉獵到了，從中悟出一定的道理，然後寫成文章，把自己的愛國救國思想充分體現文章中。他在《少年中國說》一文中寫道：「故今日之責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則國智，少年富則國富，少年強則國強，少年獨立則國獨立，少年自由則國自由，少年勝於歐洲，則國勝於歐洲，少年雄於地球，則國雄於地球。」他的文章酣暢淋漓，把「天下興亡，皆在我中國少年的奮發有為」作為全文宗旨，具有強烈的鼓動性，其目的是提振士氣。梁啓超還提出對人才的培養，說：「沒有人才，同樣落後於他人，同樣為列強所鄙視，青年人才走向社會，凡事切忌空談，要切實去幹，只要自己認定了目標，拿定了主意，隨別人怎麼說也不要動搖。」他鼓勵留學生回國效力時說：「清朝如同『舊宅』，在外的學子回國，成為新的『檀子』和『椽子』，挑大梁，做門柱，那『舊宅』就改造過來，既能減少流血犧牲，又能振興中華。」
梁啓超的愛國救國思想還體現在對提高國民素質的培養與呼籲上，當他看到八國聯軍攻陷京師，很少有百姓出而死戰，甚至有人對聯軍歌功頌德，有人神情麻木地圍觀八國聯軍處死義和團的首領；看到一些身在日本的中國留學生與日本人一道感受戰勝國的喜悅，而忘記了自己的祖國因這場戰爭無端遭受兵燹之苦；看到臺灣被割了，有些人無動於衷，事不關己。等等。這些情景，讓他深感痛苦，他不禁發出這樣的吶喊：「這就是我們的國民啊！這是數千年來的慣性所致，認為國家大事從來就是肉食者謀之，我何與焉？無所謂亡國之災，無所謂瓜分之禍，異族入侵，山河變色，於他們來說，照常吃飽飯、睡大覺。在這弱肉強食、優勝劣汰的大環境中，為什麼我們的人民麻木不仁？這樣的國民能不被淘汰嗎？沒有公德心的國民只會當亡國奴，不可能挺立於世界。中國當務之急是改變這種不負責任、缺乏公德心的國民，使其從一個封建臣民逐步改造成共和國國民，予強權以制約，予百姓以啟蒙，上下都改變，中國才有希望。」他的話詞嚴義正、擲地有聲，在海內外華僑中產生強烈的反響。為了進一步喚醒民眾，他每天寫三至五千字，著《新民說》書，籌辦《新民叢報》。他在報紙創刊宗旨上寫道：「欲維新吾國，當先維新吾民，中國之所以不振，由於國民公德缺失，智慧不開，故本報專對此病而藥治之，務採合中西道德以為教育之方針，廣羅政學理論，以為智育之本。」他還在《論公德》書中一針見血地指出社會的弊病：「因為社會分配的不公平，不勞而獲甚至可致富的現象存在，導致社會風氣的敗壞，而理想的『新民』，首先具備國家主義思想。」他的文章吸引了許多憂心國事的留學青年，紛紛回國參加救國救亡運動中。梁啓超的這些思想、認識和主張，在當時的社會，是積極的，起著良好的推動作用。
該書還寫到梁啓超從保皇派向革命派、民主派的人生轉變，梁啓超到美洲等地考察後，認真比較了君主之國的民主與民主之國的公民有什麼不同後，思想轉向尋求真正的救國道路。他深刻分析中國為什麼積貧積弱，內憂外患，是因為制度造成的，罪魁禍首是獨裁，要改變這種現狀，就要「興民權」，在大清國推行憲政，皇權得服從憲法，不能為所欲為，皇帝的權力受到限制，百姓權利有保障了，就能發揮各自的聰明才智，社會才能進步，國家才能強大。他辦的《清議報》，其宗旨就是：「倡民權、衍哲理、明朝局、厲國恥。」並給自己取筆名「哀時客」，積極宣傳維新思想。他在《東西各國憲政之比較》中寫道：「立憲是挽救大清行將滅亡的良方。」他的文章中，不再倡言保皇了，忠君頌聖詞沒有了，不斷出現鼓吹革命和宣揚自由平等的文字。他說：「我堅決反對專制，我們所主張的虛君共和，就是皇帝不再是朕躬獨斷的天子，而是一個普通公民，必須守法，中華幾千年帝制，民眾習慣做一個臣民，國有大事，聽由皇帝說了算，而一旦行憲，人人參與國政，群策群力，利用手中選票，決定自己的代言人，這於民眾，無異於平地飛升。」雖然他的行為受到老師康有為的屢屢痛罵，但他仍堅持自己的主張說：「當今世界，確實日新月異，突飛猛進，我輩若不思進步，便要退步，無論做事也好，做學問也罷，都是如此。我那老師若死守保皇之說，可真要被這個時代拋棄了。」為促使清王朝儘快走君主立憲之路，他籌辦政聞社，其綱領就是實行國會制度、建立責任政府。在以他為首的民主派的推動下，各省諮議局開始籌備，清王朝也終於下達了行憲的詔書，這對於幾千年的帝制來說，如同鋼板撬開一條縫隙，為辛亥革命的爆發做好了積極的推動作用。從這些內容可以看出，梁啓超的思想是進步的，與時俱進的，這種思想也正是中華民族的希望之所在。
作者在書中對梁啓超的刻畫是豐滿的，有骨性的，梁啓超不僅僅是一個讀書人，還是一位英雄，他不願隨波逐流、寧折不彎的氣概，更讓人佩服。辛亥革命爆發後，梁啓超得到國內形勢大變的消息，毅然剪去辮子，回國參與建設。原本與袁世凱有隔閡的他捐棄前嫌，推心置腹地遊說袁世凱：「國家處此多事之秋，國家的安定為頭等大事，應速開國會，頒布憲法，推行虛君共和制，開放黨禁，這樣才不致爆發全面內戰，才能鞏固京師，穩定人心。」他還在《新中國建國大綱》中寫道：「提高國民素質，共同建設新中國，無論民生主義還是民權主義，只要國家安定了，外患消除了，國民素質提高了，什麼主義都不妨在中國推行。」他用充滿感情的話語，對國家的前途，提出了諸多設想。然而，當他得知袁世凱要取締國民黨和圖謀稱帝的消息，立即警告說：「一旦解散國民黨，就達不到法定人數，等於癱瘓了國會，國會為民意機關，代萬民立言，大總統若隨意解散，將無法向天下人交代，若國會不存，何能稱民國？又何能稱民主？在我們中國，沒有一個人不想當皇帝，而歷史證明，最令人動心、最著誘惑的事，往往最不能做，就梁某本人而言，一生盼望的就是民主憲政，不希望自己的希望變成失望。」並揮毫寫下長文《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以表明自己堅決反對的立場，文中說：「冢骨﹙袁世凱﹚一意孤行，是可忍，孰不可忍！除非天奪我筆，不然，文章是不能不寫！」隨後，他鼓勵學生蔡鍔舉事，說：「起兵申討，是每一個有良知的中國人的責任。」他本人也毅然赴兩廣，負責策動兩廣的起義。袁世凱在眾叛親離中羞憤成疾而死後，軍閥混戰，神州大地烽煙四起，禍亂之源不絕於縷，接著，又上演了張勳復闢的醜劇。對此，梁啓超很氣憤地起草了《討張勳檄》，指出張勳繼袁世凱之後的所作所為，逆時代潮流而動，是開歷史的倒車，他一度追隨段祺瑞，打垮了張勳的復闢。
該書幾乎每一部分都寫到梁啓超把文章作為宣傳工具，以實現祖國富強為己任。他說：「人生天地間，各有責任，知責任者，大丈夫之始也，行責任者，大丈夫之終者。」比如在對德宣戰上，他一連寫出好幾篇文章，說中國參戰的必須，意在提醒國人，不能因國弱而置身國際事務之外，錯失良機，只能讓國際社會更加藐視中國，百餘年來，中國處於被宰割的地位，被迫在列強的夾縫中生存，此番若積極參戰，能改變外交被動的局面，爭得在國際事務的發言權。然而，在那個大動蕩、大變革的年代，他屢起屢蹶，最後深感書生力弱，無力改變那種混亂的局面。於是，他對子女們說：「真的厭倦政治了，就早早地退步抽身，立德、立言，同樣不朽，潛心治學，著書明道，不也是大丈夫所嚮往的嗎？」隨後，退出政壇的他，將自己的後半生交與文化教育事業，最終成為有大成就的學者。
全書結構完整，思路清晰，以流暢的筆法寫出梁啓超「褒貶不計，功過有天，但問耕耘，莫問收穫」的可歌可泣的愛國情懷，及日月可鑑的赤膽忠心。他那不負今日的人生寫照，將如璀璨的星辰永耀中華星空，激勵後人投身偉大的社會主義建設中。這也是《梁啓超》一書的價值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