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日俄戰爭之後，大清國留學生人數增至8000名，1907年達到最高峰，人數猛增至13000人。這是中國近代史上留日熱潮的開端。
其中，有地方官府派遣的留學生、有自費遊學的富家子弟和一些對於清政府不滿的革命志士，他們聚集在東京，特別是神田，這裡儼然形成了東京的「中華街」，這促成了中餐館如雨後春筍一般應運而生。
但是，這些中餐館主要面向留學生，還沒有將中餐推廣到日本的民眾之中。中國留學生們不喜歡日本飯菜清淡的口味，喜歡葷菜，希望能嘗到家鄉的口味。
為了滿足他們的要求，下宿屋旅館和私人出租房的主人以及牛鳥肉店馬上改變經營內容。牛肉店開始經營豬肉，下宿屋旅館和私人出租房的家庭也開始學習用豬肉做菜，為房客提供豬肉菜餚。
據《讀賣新聞》（1904年11月30日）報導：「戰爭勝利之後，清國留學生逐漸增加，神田、本鄉、牛込、小石川等地的下宿屋開始提供支那料理，出租房的家庭也開始採用豬肉料理，這些舉動自然影響到牛肉零售商，市面的店鋪開始出現銷售豬肉的現象」。
因為日俄戰爭，戰場需要大量牛肉罐頭，而且還要供給俄國戰俘牛肉，市場流通的牛肉價格暴漲，於是，豬肉開始受到歡迎，而且，前述的大清留學生的到來，推動了豬肉的普及。
在此之前，豬肉經過琉球（衝繩）傳到薩摩藩（鹿兒島），只有鹿兒島人喜歡吃豬肉。1905年日本的豬肉消費量是20萬頭，1907年為 28萬5000頭，1923年激增至32萬頭。
同時，隨著民間對於中國菜的關注，民間出現兩個現象。
一是出版社也抓住商機，開始出版面向家庭的中餐菜譜。二是東京的兩所女子學校開設中餐課程，教授家庭中餐的做法。
1905年，《家庭支那料理法》（東京大學館）問世。這本菜譜是號稱東京第一家中餐館「偕樂園」的創始人陽其二執筆，主要借鑑清代的美食家袁枚的《隨園食單》。
全書共收錄298個菜譜，有海鮮、河魚、豬肉、牛羊鹿肉、雞肉、有鱗魚和無鱗魚、蔬菜、小菜、點心等各類烹調法，是一部中餐的百科全書。
陽其二（1838-1906）的祖上在明末流亡到日本，居住在長崎，世代擔任幕府的唐通事（翻譯），唐通事是父子相傳的世襲制度，陽其二是第10代。他在明治早期曾創辦報紙和雜誌，不但擅長書法，還是美食家，晚年致力於推廣中華美食。
據1904年《讀賣新聞》（12月23日）報導，東京的成女學校和女子美術學校的烹調科聘請中餐廚師姜誠甫開設中餐課程，這說明這個年代教授中餐的主要是中國的廚師。
除此之外，明治末期和大正初期還相繼出版了《日本家庭應用支那料理法》（1909年）、《家庭實用支那料理法》（盛林堂，1912年）、《家庭宴會支那料理》（博文館，1913年）三本菜譜，這不僅推進了中餐在民間的普及，還說明民間對於中餐的需求增加。
《日本家庭應用支那料理法》的作者是柴田波三郎是女子美術學校的講師，另外一個作者津川千代子是成女高等女子學校的講師。這本書應該是這兩所學校開始中餐課程使用的課本。
他們在書中對比日本料理和西餐，盛讚中餐的長處。作者認為日本料理準備工作繁瑣，西餐需要各種餐具，而中餐「只需一隻鐵鍋，一個蒸籠」，而且中餐不像日本料理那樣生食，食材經過加熱，非常衛生。
同時，食肉對於日本人是當務之急，有利於改善日本人的體質，可以配合日本政府提倡的「富國強兵」的國策。
《家庭實用支那料理法》的作者奧村繁次郎是赤堀料理教場講師，由此可見，一般的料理教室也在教授中餐，而且菜譜中有「會肘子」「會肚片」「慕許肉」「蜜濺坪菓」等不規範的漢字，可以推測出這本菜譜大概是奧村記錄了中餐廚師口述的做菜手法。當時的廚師們讀書不多，不能正確書寫「燴」「木須」「蜜餞」。
《家庭宴會支那料理》的作者是阮淦鎏，這個時期出版的中餐菜譜，即使署名為日本人，其實主要以中國廚師為主。
另外，社會上還出現了面向家庭的中餐講座，《讀賣新聞》等報紙上也開始刊登家庭中餐菜譜，比如「東坡肉」「醬肉」「龍蝦球」「燒賣」等，這些都反映民間對於中餐的關心。
有了菜譜，牛鳥肉店開始供應豬肉，中餐真正開始普及到民間就差最後一步。這時，面向日本普通民眾的中餐館應運而生，其中有一家膾炙人口的名店。
1910年，來自橫濱海關的尾崎貫一出資在淺草開辦了中華料理店「來來軒」，從橫濱中華街請來廣東廚師，主打中式快餐「餛飩、拉麵、豆包、燒賣」，盛極一時。
在此之前，淺草也有中華樓、榮亭、東勝軒、Symbol 等中餐館，但是，來來軒經營的快餐最成功。
左一是尾崎貫一，旁邊是長子尾崎新一
這家店坐落在淺草公園裡，淺草公園自明治初期被指定為五大公園之一之後，公園內被劃分為七個區域，其中一區至三區是淺草寺，仲見世等地區，有觀音堂、五重塔、凌雲閣（著名的十二層眺望塔）。
淺草公園地圖
凌雲閣
六區是當時最熱鬧的娛樂區，有電影院、小劇場、水族館等，舞蹈、曲藝、雜技、劍術等各種娛樂聚集於此，每天人流如織。自然也聚集了各類飲食店，為平民百姓提供美食。有牛肉蓋飯、天婦羅、蕎麥店、紅豆年糕、雞肉店、鰻魚店，還有很多酒吧。
淺草公園的遊樂區
來來軒一共兩層，樓上樓下總是高朋滿座，客流如雲。之所以流行，有幾個特點：
一是快，這深受性急的日本民眾的歡迎。客人一落座，女招待馬上端上茶水和燒賣或者豆沙包，燒賣和豆沙包是茶點，吃不吃客人隨意，吃了才收錢。
如果客人不吃，店裡會重新回籠加熱，因此，當時吃豆沙包的時候，客人一般都先剝皮，認為這是正確的吃飯，其實最初是為了乾淨。
二是便宜，迎合大眾口味。餛飩、拉麵都是六錢，燒賣哦豆沙包只有一錢，對於來公園逛街的普通民眾來說，價格便宜，花錢不多但能品嘗充滿異國風味的美食。
三是美味可口。無論是薄皮大餡的餛飩，還是拉麵，配上毛湯（豬骨湯）或者上湯（雞湯），再加上日本人熟悉的醬油，熱乎乎，美滋滋。對於普通民眾來說，吃一碗拉麵或者餛飩，就可以享受滿滿的幸福感。
四是大力宣傳。來來軒的第二代主人尾崎新一畢業於早稻田大學商學部，他運用現代經營手法，不惜重金做廣告，本已遠近聞名的來來軒更是婦孺皆知。人們來逛淺草，穿過雷門必去來來軒，來來軒幾乎成為淺草的代名詞。
來來軒在1923年的關東大地震中受災，災後來重建，更加繁盛，每天有幾千來客。而且還在小傳馬町和新橋等地開設新店。可惜後繼無人，1976年關門。
來來軒最大的功績是以其味美價廉特色改變了中餐的形象，從聚餐型的高檔店變成了普通百姓容易接受的分餐和快餐。
隨著來來軒的成功，淺草公園附近又出現了上海亭、五十番、十五番、榮樂、東亭、八洲亭、三昭等中餐館，五十番也人氣爆滿，成為淺草的名店。
中華料理之所以能夠開始在東京流行，其背景有很多因素，其中之一是瀕臨橫濱。當時橫濱有很多廚師，以廣東人居多，他們在橫濱開設中華料理店。
這些飯店成為廚師的供給地，每當東京開中華料理店時，店主就能從橫濱僱到廣東廚師。粵菜和北方的菜餚相比，加入砂糖，口味略甜，這種口味比較適合東京人的愛好。
由此，中餐，特別是拉麵、餛飩和燒賣等快餐徵服了日本的平民的胃，到1925年，東京的中餐館已經多達1200家。這個時期，日本社會對於中餐的態度轉變，呈現積極引進消化的時期。隨著中餐的人氣上升，各種西餐店也兼營中餐快餐，這時開始出現似是而非的所謂中餐。
同時，專營中餐的菜館也越來越多，隨便列舉一些店名，就有晚翠亭（虎之門）、香蘭亭本店（日本橋）、東洋軒（赤坂溜池）、萬來軒（下谷）、山水樓（日比谷）、萬華（京橋）等等。中餐館已經不只集中於神田和淺草，開始擴展到東京各地。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銀座阿斯塔，這家店於1926年開業，現在是東京的中餐名店，但是在剛開業的時候，一樓主營美式中餐，即著名的李鴻章雜碎，二樓經營宴會，是典型的大眾餐廳。
所謂「李鴻章雜碎」是美式中餐，取材肉絲炒菜絲，用豬肉絲或雞絲等，與綠豆芽、芹菜絲、筍絲、青椒絲、洋蔥絲、大白菜絲或者荷蘭豆等混炒而成。這種中餐如同日本的「天津飯」「中華冷麵」一樣，都是偽中餐。
中餐由1905年開始的星火燎原到1920年代的枝繁葉茂，由主要面向留學生到深入日本民眾。明治維新之後，作為主流的日本料理注重色彩和擺盤，文明開化象徵的西餐則注重氣味和服務，只有中餐注重口味，以其不負盛名的美味徵服日本人的胃，歷經20多年，前景一片光明。
但是，突然陰霾驟起、烏雲蔽日，中餐再次經歷時代的考驗。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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