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拱券結構給了古羅馬建築嶄新的藝術形象。首先是給了它新的造型因素：券洞。這種圓弧形的造型因素大大不同於古希臘梁柱結構的方形造型因素。
它很巧妙地融合了方形的柱式因素，組成了連續券和券柱式，構圖很豐富，適應性很強，從單跨的凱旋門到有240個券洞的大角鬥場，它都是藝術造型的主角。不但在古羅馬，而且在以後的漫長時期中，券洞和券柱式、連續券都廣泛應用，並有所發展，表現出活躍的生命力。
其次是穹頂，它的集中式空間的藝術魅力在古羅馬時期逐漸被認識，在公共浴室的空間序列中，它作為熱水浴室，正在序列最高潮位置上。但穹頂在外部體形上的藝術處理方法在古羅馬時期還沒有找到，所以萬神廟和公共浴場的外觀還都缺乏生氣。但是15世紀以後它卻成了歐洲大型紀念性建築最有獨特性格的極重要構圖因素，一直影響到伊斯蘭國家，包括印度。筒形拱頂的外部藝術表現力長期沒有被發現，一直到17世紀都還被坡屋頂遮蓋著。
18世紀有所突破，但效果還不大。券洞、拱頂和穹頂把圓弧、圓球和圓拱這些曲線造型因素帶進了建築，大大豐富了建築造型。由於對曲線的熟稔，後來羅馬人又把它引進了平面形式中去，造成活潑多變的建築體形，這種手法對17世紀義大利的巴羅克建築起了誘發借鑑作用。
拱券結構的大型公共建築，外觀沉重穩定，給人以不可動搖的永恆感，很富有紀念性。所以古代才有人說，大角鬥場和羅馬帝國一樣，永遠不會傾圮，一旦大角鬥場傾圮，羅馬帝國就傾圮了。古羅馬建築的雄強風格，一方面反映著帝國的強大，一方面又反映著拱券結構的特點，兩個方面十分協調。拱券結構比較沉重，因此支撐他們的牆體很厚。於是就產生了一種裝飾母題，就是壁龕。壁龕本身是建築式的，在巨大的內部空間中，它起著衡量空間的尺度的作用，也起著人體和建築空間之間的過渡者的作用，使建築空間柔和，人性化。它也是安裝神像和其他裝飾性雕刻的良好手段之一。壁龕後來在歐洲建築中廣泛而長期的流行。拱券結構也改造了柱式，豐富了柱式的組合。
券柱式是一個影響深遠的創造。同時，柱式成了裝飾品，也帶來了使它可能失去結構邏輯性的後果。拱券結構同樣也改造了城市建設。城市建設的第一個步驟是選址。影響選址的首要因素之一是供水。所以，城市一般都在水源充足的地方發展起來。水的供應量又決定了城市的人口規模。但是，自從有了成熟的拱券技術，古羅馬有些軍事衛戍城市就造在水源並不充足而在戰略上很佔形勝的地方。他們用長達十幾或幾十公裡的水道從遠處引水供應軍隊和居民，這些輸水道都高高架在連續的發券之上。
法國南部的「迦合橋」（Pont duGare)就是古羅馬的輸水道，在它跨越迦合河的時候，有249米長的一段用三層重疊的發券架起來，最高點高度達到49米。古羅馬城造在一片丘陵地上，它雖然瀕臨特韋雷河（Tevere),但河床低、取水困難，因此羅馬城的規模本來不可能很大。但它在極盛時期竟有一百多萬人口，用水全靠輸水道供應，而輸水道有14條之多，總長度達到2080公裡。最長的一條輸水道長達60公裡，有20公裡架在連續的券列上。
它們每天可向羅馬城供應160萬方的清水。一位叫優裡烏斯·弗隆提努斯的負責水道工程的官員寫道：「我們有這麼多不可或缺的引水道，供給我們的水量是如此巨大，相形之下，您可以想像，那些呆笨的金字塔和沒有用處卻享有盛名的希臘神廟會屬於什麼地位。」
這些輸水道使古羅馬人如此自豪。輸水道進城之後，分散為許多細支直達各個居民點，在盡端建造水池，全城一共有1000多個。17世紀，教皇為美化羅馬城，把其中一部分用雕像、大理石落水盤等等裝飾起來，成了羅馬城的重要景觀。瑞典女王克麗絲蒂娜（Christina,1626-1689)主動遜位後，到凡爾賽住過些日子，知道那些噴泉因為供水困難，只在特殊場合才噴水。
後來她遊歷羅馬城，受到盛大歡迎，以為聖彼得大教堂前的大噴泉是專為款待她而放水的，便傳話說，不必浪費了。得知羅馬城的噴泉不分四季、不分晝夜地噴流，這位仁慈的遜位女王大大吃了一驚。
古希臘時候，幾乎每個城市都有一座小山。小山上建造軍事防禦工程和城邦保護神的廟宇，山坡上建造劇場。名為劇場，其實最重要的功能是召開公民大會。公民大會是城邦最高的權力機構。所以，這座小山便成了城市的象徵，每逢戰爭，它還可以作為最後的堡壘，因此被稱為衛城。衛城以它的軍事、政治和宗教的重要性而多位於城市的中央。於是，它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城市的選址和布局。而在羅馬的一些城市則擺脫了這種自然地理的束縛，首先是建造城牆來防守整個城市而不必最後退守衛城，其次便是把公民大會場，即劇場，架起在拱券結構之上而不必依賴山坡。
這些新城造在平坦之處，近於方正，一直一橫兩條街構成丁字形，在交點處建造神廟和劇場，形成城市中心，即宗教和政權的中心。西亞和北非的一些軍事衛戍城市大體就採用這種布局。還有一些不大的城市，地形不平，古羅馬人竟強力用拱券結構抬高低地，在它們上面取得平整的房基地，建造平衡對稱的大型宮殿或者公共建築，建造道路和廣場，以便使城市布局接近理想模式。用工程來改造自然，使它合於自己的要求，在古羅馬人看來，只要力所能及，便是合理的。工程技術原本就是人類對抗自然的力量。
拱券結構技術和火山灰混凝土工藝，早在公元前1世紀已經臻於成熟，顯示出強大的生命力，但是當時有些建築家卻沒有能認識到它的價值。奧古斯都的御用工程師維特魯威就一味崇尚古希臘的建築藝術，貶斥當時劃時代的成就。他在《建築十書》裡絕口不提拱券結構技術，雖然這時已經有公元前144年建造的向羅馬城輸水的馬爾採水道（Aqueduct Marcia),它有10公裡長的一段架在跨度5.5米，高達15米的券列上。公元前62年造的法勃裡契橋，跨度達24.5米。
公元前1世紀末，巴伊埃附近的一所浴場裡造了直徑21.5米的穹頂。同時維特魯威對混凝土工程不大放心，寫在《建築十書》的第二書「牆體的種類及構造」裡。這固然是因為經驗還不夠。一些工程還沒有經過長期的檢驗，也因為當時奧古斯都由於政治上的需要在文化中提倡復古主義，過分推崇古希臘文化。在奧古斯都統治期間，許多重要的建築採用古希臘的形制，都用柱式作為形式語言。每一種新事物的誕生和發展，除了要具有必需的優越性和合理性之外，都是要突破必定會有的保守勢力和落後認識的封殺。而推動新事物的發展，都少不了一些有識之士不懈艱苦的努力。新舊之間科學技術性的鬥爭，有時候也會很殘酷。
歷史的前進總要求人們付出代價，有時候由革新者付出，有時候由保守者付出。沒有代價的進步是沒有的。西羅馬帝國滅亡之後，五百年左右的時間裡，西歐遺忘了拱券技術。公元10世紀起，法國的中部漸漸復活了拱券技術，主要用於修道院教堂。此後拱券技術在歐洲重新普遍使用，12世紀法國北部的哥德式主教堂又把它大大推進了一步。
結語
直到19世紀末，歐洲大型建築的基本結構方式是磚石的拱券，它是歐洲建築取得重大成就的基礎。東羅馬帝國和它以後的伊斯蘭建築也使用拱券結構。它們或許有自己獨特的起源，而且與西羅馬的頗有不同。但拜佔庭的一些結構方式後來對西歐建築有很大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