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中央軍」入川，此前四川一直為地方軍人控制的局面被打破，開始了「地方中央化」的過程。作為這一政策的一部分，任鴻雋受命於1935年8月-1937年6月擔任國立四川大學校長。任鴻雋（1886―1961），字
叔永，哥倫比亞大學化學工程碩士,中國現代著名教育家。他是中國最早的綜合性科學團體中國科學社和最早的綜合性科學雜誌《科學》月刊的創始人之一，是傑出的科學事業的組織領導者，先後擔任過北京大學化學系教授、北洋政府教育部專門教育司司長、國立東南大學副校長、國立四川大學校長、中央研究院總幹事兼化學研究所所長等職。
任鴻雋就任國立四川大學校長前，擔任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幹事長。「中基會」是當時國內最大的一個學術基金組織，主要管理美國退還的「庚子賠款」。幹事長是「中基會」的執行領袖，也是學術界舉足輕重的實權人物。任鴻雋說，假如生當「承平之世」，能夠作為一基金會的領導者，「目擊所辦之文化事業，繼長增高，日就發達，亦可以自慰於餘年」。然而，自「九一八」事變發生後，「全國命運忽然入於驚濤駭浪之中而莫之所措」。在這種情況下，任氏考慮到「內地鄙塞之鄉，其有待於吾人之努力，必且較大都市之文化事業十百倍之。」因此，他毅然辭去了這一職務，前往成都。
四川大學雖然是國內國立大學中成立較早的一所，但是，由於四川政局不寧，長期處於半獨立狀態，中央政府鞭長莫及，學校的經費和教學環境都得不到保障，甚至一度連校址都差點被地方軍閥賣掉，加之交通不便，文化風氣趨於「守舊」，與其他的國立大學比較，顯得相對落後。抱著救國之志來當川大校長的任鴻雋目睹這一局面，提出了「國立化」和「現代化」的兩項目標。所謂「國立化」，即把原有的「國立二字真實化」，要「使此大學成一個國家的大學，不單是四川人的大學」。他說：「四川不能說是四川大學的四川，四川大學不能說是四川的大學」，而是「中國的大學」。因此，「我們要以全國為我們的目標，無論人才的造就，學術上的探討，但應與全國要有關係」。其次，學校如要對國家做出真正的貢獻，就必須「現代化」。「四川大學要與世界上求生存競爭，使他成為現代化的大學。我們要把眼光放大，看看世界上的學術進步到什麼地方，我們就應急起直追才對」。他勉勵學生：「諸位自己要準備將來做一個國際上的大人物，不然也要做一國的國士，不要準備只作一縣或一鄉的鄉人」。
任鴻雋極重師資建設。他說，「在現今學校林立的時代，某校長於某種課程，大概在社會上是有定評的。而說某校長於某種課程，即無異於說某種功課有某某著名學者在那裡擔任教課」。因此，「妙選教授」成為他實現「兩化」目標的重要內容。他利用自己的交往，從國內各大學和研究機構中請到了不少知名之士。如原國立北平師範大學外語系主任楊宗翰、原國立山東大學理學院院長兼生物系主任曾省、原國立暨南大學教授劉大傑、原中國科學社生物所所長錢崇澍、原國立中央大學園藝系主任毛宗良、原中央大學圖書館主任兼教授桂質柏、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丁山、原中央研究院化學所所長王?、原清華大學體育指導黃中孚以及中國第一個牛津大學哲學博士、原廈門大學副校長張頤等。
川大的生源一向以四川為主，兼有部分雲南、貴州等西南地區的學生。以1934―1935年為例，在校生共793人，川籍學生約佔學生總數的96%稍強，外省學生不足4%，且多來自四川周邊地區。為了改變這一狀況，1936年夏，學校在平、津、京、滬、粵、陝等地設立考場，以擴大招生範圍。這次招到的新生中，外省學生佔了15%的名額，使川大在向「屬於整個國家的大學」的方向上邁出了重要一步。
任鴻雋指出，「大學學生，重在求得研究學問門徑」，要做到這一點，必須深入掌握「關係各科之基本學科」。為此，他規定一二年級學生應「注重英文及基本科學之複習」，到了三四年級，再求專業化。為了使學生厚植基礎，學校規定「各院系一二年級定英文為必修課程，定國文為文學院一二年級、理、法、農學院三年院第一年級之必修課程」。
任鴻雋注意到，當時學校的教學過於「注重講義」。上課時老師照本宣科，考試時學生把講義謄錄到試卷上。他強調這不符合學生「主動」的觀念。對此，他提出「漸漸的廢除講義制而代以參考書或概要制」，這樣「至少使學生得自己尋一點材料或一些書籍來完成他們的講義，而不至死守一部講章」。其次，他指出，學生的「課程太多」，這樣不利於學術的進步。為此，他減少了上課時數，以使教授與學生都能「有多的時間去討論與研究」。
正當任鴻雋致力於川大革新事業時，他的夫人、作家和歷史學家、其時正在川大教授西洋史的陳衡哲在《獨立評論》上發表了一系列題為《川行瑣記》的文章，批評了四川的一些社會現象。對任氏改革不滿的四川地方軍政勢力藉此大做文章，使任鴻雋備感壓力，在1937年夏辭職而去。
任鴻雋在川大校長任上，不到兩年的時間。但是，正如胡適在他辭職後所說：「他在川大的兩年，真可以說是用全副精力建立了一個簇新的四川大學。我們深信，他這兩年努力種下的種子，不久一定可以顯現出很好的結果。」事實上，此後川大得以成為抗戰時期中國「最完整的一所大學」，維斯文於一線，為國家民族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確實得力於任鴻雋為學校樹立的基本目標。就此意義而言，他也成為川大的「精神之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