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八年抗戰，中國大學不僅沒被戰火摧毀，還發展壯大，這實在是個奇蹟。
中央大學在校生從1937年度的1072人，到抗戰結束前的1944年度，達到3837人；教授、副教授從1937年度的133人增到290名。對於大學來說，規模不等於水平，更不等於貢獻；但無論如何，中國的高等教育沒有被戰火摧毀，反而越戰越強，這點很讓人欣慰。
《抗戰烽火中的中國大學》，陳平原著，北京大學出版社7月出版
八年抗戰，中國大學不僅沒被戰火摧毀，還發展壯大，這實在是個奇蹟。
據史家稱，1937年，抗戰爆發前夕，全國專科以上學校（含國立、省市立、私立）108所，教員7560人，職員4290人，學生41992人；1945年，抗戰勝利時，專科以上學校（含國立、省市立、私立）141所，教員11183人，職員7257人，學生83498人。具體到某著名大學，情況尤其明顯。比如，浙江大學1936年有教授、副教授70人，在校生512人；到1946年復員返杭時，教授、副教授達到201人，在校生2171人。中央大學1937年度有在校生1072人，教授、副教授133人，全校教師290人；到抗戰結束前的1944年度，在校生3837人，全校教師590名，其中教授、副教授290名。唯獨聲名最為顯赫的西南聯大，因系三校合一，發展規模受到很大限制。同樣以1944年度為例，西南聯大各類學生加起來，不過2058名，至於教職員382名，其中教授、副教授179名，數量上遠不及中央大學。也就是說，作為整體的西南聯大，其辦學規模約略等於中央大學的三分之二。考慮到中央大學和西南聯大均為國立大學，其經費來源一樣，單看這兩組數字，便能明白國民政府的態度。對於大學來說，規模不等於水平，更不等於貢獻；但無論如何，中國的高等教育沒有被戰火摧毀，反而越戰越強，這點很讓人欣慰。
統計不包括日本人控制的偽校
在大部分國土相繼淪陷的狀態下，為了保存「讀書種子」，也為日後建國大業儲備人才，不甘附逆的中國大學，在國民政府的統籌下，紛紛內遷。最早關注這一重大現象並作出詳細調查的，是1941年10月25日《解放日報》所刊《抗戰後專科以上學校集中區域》：
成都（川西）區（學生約6500人）：武漢大學、四川大學、東北大學、中央大學醫學院、中央技藝專校、西康技藝專校（以上國立）、金陵大學、金陵女院、朝陽學院、光華大學、齊魯大學、華西大學（以上私立）；重慶（川東）區（學生約7000人）：中央大學、女子師範學院、藥學專校（以上國立）、重慶大學、四川教育學院（以上省立）、復旦大學（籌改國立）、私立中華大學等；昆明（雲南）區（學生約4500人）：西南聯大、同濟大學、雲南大學、中正醫學院、藝術專校、國術體育專校等（均國立）；貴陽（貴州）區（學生約4000人）：浙江大學、唐山工程學院、貴陽醫學院（以上國立）、湘雅醫學院、大夏大學（以上私立）等；西北區（學生約5000人）：西北大學、西北工學院、西北農學院、西北醫學院、西北師範學院、西北技藝專校（以上國立）、山西大學（省立）等；兩廣區（學生約4000人）：中山大學、廣西大學（以上國立）、江蘇教育學院、廣東文理學院（以上省立）、華中大學、國民大學、廣州大學、勷勤學院（以上私立）等；湘西區（學生約1100人）：湖南大學、師範學院、商業專校（以上國立）、民國學院（私立）；上海區（學生約7400人，註：偽校不在內）：交通大學、暨南大學、上海醫學院、上海商學院（以上國立）、滬江大學、光華大學（分校）、震旦大學、東吳大學、大同大學、上海法政、上海美專、南通學院等，以及抗戰後新成立之太炎文學院、達仁學院、新中國大學等十餘校（均私立）；北平區（學生約2500人，註：偽校不在內）：燕京大學、輔仁大學、中國大學、協和醫學院、鐵路專校（以上私立）、中法大學（中法合辦）。其他地區（學生約3000人）：如分散在福建之國立廈門大學、私立協和學院、華南女子文理學院；浙江之國立英士大學、省立醫專；江西之國立中正大學、蘇皖政治學院；河南之省立河南大學等。
（附註：一、各地區主要專科以上學校均已列入。有「等」字者即尚有少數未列入。二、陝甘寧邊區及敵後各抗日根據地不在內。）
這一統計，包含了遷入租界的若干國立及私立大學，但排除了日本人控制的「偽校」（如「偽北京大學」「偽中央大學」）。1941年12月7日日軍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北平及上海等地又有不少高校停辦（協和醫學院、滬江大學）或內遷（燕京大學遷成都、交通大學遷重慶）。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西南地區文史資料協作會議編《抗戰時期內遷西南的高等院校》，其中收錄《抗日戰爭時期內遷西南的高等院校情況一覽表》，記載抗戰期間遷往西南的高校56所，未見上表的有36所。最近十幾年，隨著學界對於抗戰中大學內遷的研究日益精細，這個數字還在不斷增加。
絕大多數大學的遷徙，並非事先設計好
抗戰中，大批中國大學內遷，其意義怎麼估計也不過分——保存學術實力，賡續文化命脈，培養急需人才，開拓內陸空間，更重要的是表達一種民族精神及抗戰的堅強意志。而絕大多數大學的遷徙過程，並不是事先設計好的，而是迫於戰火臨近，不得不一再搬遷。像西南聯大那樣暫住長沙，而後遷往昆明，已經算是很幸運的了。創建於1907年的國立同濟大學，校址原在上海吳淞鎮北，抗戰八年間，輾轉內遷六次：一遷上海市區，二遷浙江金華，三遷江西贛州，四遷廣西八步，五遷雲南昆明，六遷四川李莊。而國立浙江大學同樣歷盡艱辛——「經過四次大的搬遷，行程2600餘公裡，足跡遍及浙、贛、湘、桂、閩、粵、黔七省，於1940年1月到達黔北，在遵義、湄潭、永興等地堅持辦學，直至抗戰勝利，於1946年5月返回杭州。」在遵義、湄潭等地辦學的浙大，據中國核武器研製的主要奠基人之一王淦昌回憶：「雖然條件艱苦，生活清貧，但我們朝氣蓬勃，精神愉快，學術風氣很濃，有『東方劍橋』的雅稱。同事之間，同學之間，師生之間團結友愛，親密無間，平等相待。」正因此，浙大人對於貴州心存感激，南歸之前，專門以校長竺可楨名義立碑紀念。
當然，抗戰中內遷大學之立碑紀念，最著名的，還屬馮友蘭撰文、聞一多篆額、羅庸書丹的《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紀念碑》。具體談論的是西南聯大，但碑文所表達的情感，尤其是南渡而能北歸的歡欣與讚嘆，屬於全體內遷高校的師生。
蘇聯大學也曾內遷，但沒有催生出美好的傳說
中國大學如此大規模內遷，且堅持到最後勝利，這確實是個奇蹟。二戰中其他國家的大學，也都面臨各種危機，但唯一差可比擬的，是前蘇聯的諸多學校。康斯坦丁諾夫等編《蘇聯教育史》稱：「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偉大衛國戰爭形勢，不能不影響到國民教育和蘇維埃學校活動。成千上萬高年級學生、教師和大學生，滿懷強烈的愛國主義激情，離校參加了民兵、紅軍和遊擊隊。」為了保護兒童，政府將靠近前線的幼兒園和小學撤退到後方；至於學校課堂「講授的內容具有更大的實用性」，「同生活建立了更密切的聯繫，並設立了戰時防禦題目的講授」。毫無疑問，高等院校與衛國戰爭的關係更為密切：「為了搶救高等學校的物質、文化財富，高等學校的全體師生員工進行了奮不顧身的鬥爭，把147所高等院校的教學實驗設備、圖書館、珍貴陳列品，撤退到國家的後方。」而史達林格勒戰役獲勝後的第八天，一批蘇聯大學教授來到這個被徹底破壞的城市，重建醫學院，第二年便恢復了正常的教學工作。蘇聯衛國戰爭中，與西南聯大的遭遇最為接近的，莫過於莫斯科大學。「就在1941年6月22日戰爭爆發的當天下午，（莫斯科大學）就有數百名教師、研究生和本科生以及職工投筆從戎，參加了保衛祖國的鬥爭。」不久，又有物理系教授、歷史系教授等師生數百人上前線。整個戰爭期間有三千多人參加蘇聯紅軍，許多人犧牲在戰場。而留在學校裡的專家，則「徹底修訂了科研工作計劃，把一些有關和平建設的課題取消了，而把具有國防意義的課題放在首位」。具體的遷徙行程是：1941年10月開始，大部分師生遷到土庫曼共和國首都阿什哈巴德，12月1日複課；1942年夏季，戰局不利，又遷往斯維爾德洛夫斯克；隨著蘇軍由戰略防禦轉向戰略進攻，1943年春，莫大勝利回遷莫斯科。換句話說，莫斯科大學漂流在外的時間不到一年半。
英國的大學雖被轟炸，但未被佔領；法國全境被佔領，大學因而無處可遷；唯有前蘇聯，在衛國戰爭中同樣存在大學內遷的現象，但因時間不長，沒能像西南聯大那樣——不但未被戰火摧毀，還在發展壯大的同時，催生出眾多美好的「故事」與「傳說」。
抗戰中，國民政府沒有徵召大批教授、學生入伍
有一點值得注意，基於對長期抗戰的預期、對學問的敬重，以及對中國國情的了解，國民政府並沒像一戰中的英美或二戰中的蘇聯那樣，徵召大批的大學生（更不要說教授）入伍。在這個問題上，教育部及大學校長們有更為長遠的考慮。面對各方激烈爭議，教育部不為所動，認定：「抗戰既屬長期，各方面人才，直接間接均為戰時所需要。我國大學，本不甚發達，每一萬國民中，僅有大學生一人，與英美教育發達國家，相差甚遠。為自力更生抗戰建國之計，原有教育必得維持，否則後果，將更不堪。至就兵源而言，以我國人口之眾，尚無立即徵調此類大學生之必要。」浙大校長竺可楨，也在《大學生與抗戰建國》中表達了類似的見解：「第一次大戰時，英美各國都送大量的大學生上前線去是一個失策，到了戰後才深深地感覺到」；「國家為了愛護將來的領袖人物起見，不把大學生送往前線去衝鋒殺敵，則他們應如何奮身圖報，努力上進，能把將來建國的重任擔當起來，方可對得起戰死沙場的勇士們，方不愧為今日之程嬰。」當局表彰熱血青年投筆從戎，但不做硬性規定，這也是抗戰中教授及大學生犧牲較少的緣故。西南聯大紀念碑的碑陰刻有「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抗戰以來從軍學生題名」，參軍人數834人，犧牲5人。實際上，還有若干沒來得及匯入此題名的，但總的來說，並非絕大犧牲。
本文摘自《抗戰烽火中的中國大學》，陳平原著，北京大學出版社7月出版。大標題、小標題為編者所加。
《抗戰烽火中的中國大學》簡介：
藉助檔案、報導、日記、書信、散文、雜感、詩詞、著作等不同史料的仔細辨析，作者講述了抗戰中中國大學內遷這一段波瀾壯闊的歷史，呈現戰時中國大學的精神風貌。書稿跨越虛構寫實的鴻溝，讓日漸遙遠的「老大學的故事」重新煥發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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