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北洋政府，是指民國初年由袁世凱及其繼任者於1912年至1928年建都於北京的中華民國政府。
翻開歷史教科書，可以發現，對北洋政府的評價，歷來都偏低，說它「黑暗」、「反動」、「賣國」的都有。應該說，我們對北洋政府的評價偏低是不正確的。
不僅如此，如果尊重客觀事實，從全面的而不是個別的方面去考察，還不得不承認：北洋政府統治時期是最民主共和最資產階級化的時期。北洋政府對外是「硬」，與列強態度強硬，拼死抗爭，在外交和邊防上是於中華民族有大功的時期。北洋政府對內是「軟」，在各項施政措施上都相當寬容和人性，從而讓當時的社會波瀾壯闊，風起雲湧。這樣的「硬」和「軟」，是值得肯定的。
二、「硬」——北洋政府在外交上拼死抗爭
在北洋政府的主導下，中國加入協約國參與第一次世界大戰。1917年，北洋政府通過對德國及奧匈帝國宣戰，廢除了它們的治外法權，終止了向它們支付清朝籤署的庚子條約賠款，還贏得了暫停向協約國支付庚子賠款的5年期限。開了突破了不平等條約防線的先河。
1919年為保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徐樹錚將軍隊派駐外蒙各地，完成了對外蒙古的收復！尤其是唐努烏梁海，被沙俄滲透達多年，終於回到祖國懷抱！11月22日，北洋政府以《中國大總統公告》下令取消外蒙古自治，恢復舊制。同時廢除《中俄聲明》和《恰克圖協定》，北京政府在庫倫設立「中華民國西北籌邊使公署」，由徐樹錚部在外蒙古駐防。
「一戰」的勝利後，中國以戰勝國的身份參加1919年巴黎和會的榮譽，而且因此成為國際聯盟的會員國，後來還被選為國聯行政院六個非常任會員之一。首次進入就成為國際社會重要成員，極大地提升了中國的國際地位！然而，巴黎和會最後達成的凡爾賽和約卻將德國在山東的權利轉交給了日本，北洋政府在全國人民的支持下，強硬地拒絕在和約上簽字。
中國拒籤和約是巴黎和會的首創，後來羅馬尼亞、塞爾維亞也仿效中國，拒籤和約。這多少顯示了中國國際地位的提高。因巴黎和會引發的「國民外交」運動，使中國首次站了起來，再也不被當成殖民地國家一樣看待。它奠定了中國廢除不平等條約並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基礎。蘇俄在十月革命後，於1919年7月25日和1920年9月27日兩次發表宣言，宣布廢除沙皇俄國與中國籤訂的一切不平等條約，放棄在中國的一切特權。
1924年5月31日，當時的中國中央政府即北洋政府和蘇聯籤訂《中俄解決懸案大綱協定》，也叫《中蘇協定》。 1921年8月，美國為了挽回巴黎和會遭挫折的世界目標，發起召開華盛頓會議。在答覆是否參加華埠會議時，中國便明確表示要在華埠會議堅持廢除不平等條約，並要求解除英日同盟，以利中國廢除不平等條約。11月，華盛頓會議召開，除租借地問題外，中國其他提案均以籤署條約或協議書形式形成文件，日本不得不吐出部分「戰利品」：中日民四條約（即「二十一條」）、對德和約關於山東的條款被推翻！這是晚清以來對日本的一次重大勝利。
1925年6月24日，北洋政府再向各國政府發出修改不平等條約的照會，要求召開華盛頓會議確定的關稅會議和法權會議。同年10月26日，關稅特別會議在北京召開，共13個西方國家參加。11月19日會議第二委員會通過決議，主要內容是：各國承認中國享受關稅自主之權利，允許解除各國與中國間現行各項條約中所包含之關稅束縛，並允許中國國定關稅率條例於1929年1月1日發生效力。是北洋政府的努力，讓1929年該條約生效時的蔣介石南京政府白白享受果實。
從以上事例完全可以認為，北洋政府在外交上的拼死抗爭，從而在堅定維護國家統一和領土完整，在取消不平等條約和提高國家地位方面，是取得了巨大成就的，是終於讓世界知道中國已經不再是軟弱的國家了。
三、「軟」——北洋政府的管理最人性化
就政府管理的人性而言，在中國近代歷史中，最值得稱道的也就是北洋政府了。可以這樣說，如果沒有北洋政府對內管理的寬容和「人性」，那麼，就沒有北京大學的「兼容並包」，沒有《新青年》和《湘江評論》，沒有新文化運動和中國歷史上唯一勝利的學生運動——五四運動；甚至也沒有孫中山的南方政權和中國共產黨的建立了。
北洋政府對於教育具有寬容的心態。教育是百年大計，北洋政府為辦好教育，是只認管理者的能力而不管他的思想和宗派。先是任命南京臨時政府外交部幹部周詒春為清華大學的校長，後來更是「出格」，把具有國民黨人身份、曾任南京臨時政府教育總長、已為敵對陣營骨幹成員的蔡元培請去做北京大學的校長，而且一做就是十餘年。
正是在蔡元培治理下，北大兼容並包，延攬了政治觀點、學術思想各異的人才，如陳獨秀、李大釗、胡適、錢玄同、辜鴻銘、梁漱溟等，他們當中有的是激進黨人，有的是新派人物，有的是守舊分子。正是北洋政府的寬容和人性，北大、清華在上個世紀才為中華民族創造了輝煌的學術自由，培養和聚集了一大批民族精英；甚至可以說，近代歷史中絕大多數的科學家、文學家、哲學家.都是在這個時期崛起的。
北洋政府時期，對於媒體總的是持開放態度，使言論自由有平臺，有保障。1920年，全國的報刊雜誌有一千多種，甚至「沒隔兩三天就有一種新刊物問世」。在雜誌方面，著名的有胡適的《獨立評論》，魯迅的《語絲》，陳獨秀的《新青年》，伍聯德的《良友》畫報，戴季陶的《星期評論》，張東蓀的《時事新報》，毛澤東的《湘江評論》等等。在報紙方面，著名的有《申報》、《時報》、《晨報》、《晨鐘報》、《大公報》等當時比較著名的報紙，都是民辦的。那時的時評人很爽，對政府不滿，可以譴責政府，對領袖不滿，可以抨擊領袖，沒有任何人去指責你、糾纏你。這樣的報刊雜誌，當然就有眾多的讀者。
北洋政府時期，政治管理較松。「主義」是可以自由倡導的，無論是在大學講壇，還是在酒樓茶肆，只要你有興趣，什麼君主立憲主義、無政府主義、共產主義，都可以拿來作為談論、演講的話題。遊行集會更沒有限制，諸如「二十一」條、巴黎和會、「八國最後通牒」等國家利益受損的消息傳來時，憤怒的國民都可以自由地表達抗議，舉行集會或示威遊行，只要有人登高一呼，群情激奮，大家就上街了。
像中國歷史上唯一勝利的學生運動——五四運動，學生鬧得那麼兇，政府也沒有採取什麼強硬手段予以鎮壓。北洋政府的大總統徐世昌，一面頒令「依法逮辦，以遏亂萌」，一面又不得不肯定學生的愛國熱情，承認他們「純本天良」。雖然抓了幾個學生，但是以蔡元培為首的校長團一斡旋，被捕學生就立即釋放了。
當然，北洋政府時期也發生了軍隊對示威群眾開槍，釀成劉和珍等人被殺害的「三一八」慘案這樣嚴重的流血事件。1926年的3月18日因此被魯迅稱為「民國以來最黑暗的一天」。對於這一天的黑暗，段祺瑞無疑是要負責任的。事實上，段祺瑞確實以行動承擔起了執政者應負的責任。他並沒有給學生戴上「暴徒」、「暴亂」的帽子，藉以強調軍隊是「忍無可忍，迫於自衛」。相反，當他得知學生罹難後，迅速趕到現場，面對死者長跪不起，之後兇手受到懲辦，死難者家屬得以撫恤。
面對學校舉行的各種悼念活動以及全市的「國民追悼大會」和各種報刊的廣泛而詳盡的報導，段琪瑞執政府也沒有進一步對受害者加以清算，更沒有對參加遊行的學生發配邊疆，而是默許了人民的各種抗議活動。「三一八」慘案，還讓「統治者一貫正確」的神話被打破。在政府不義行為發生之後，也只有在北洋政府時期才能伸張正義。能讓政權認錯，這在北洋政府時期是常有的事情，這種情況幾乎是空前絕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