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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8年12月17日，北洋水師於山東威海衛的劉公島正式成立。這支近代化海軍艦隊，是清朝建立的四支近代海軍中實力最強、規模最大的一支。但不到十年的時間，就在中日甲午戰爭中全軍覆沒。
中日兩國都是在西方國家堅船利炮的攻擊或威脅下，被迫對外開放門戶的。從19世紀60年代起，兩國相繼開始學習西方，大舉建設和發展新式海軍。但是，為什麼在19世紀末的這場海戰中，看似更為龐大的北洋海軍會遭遇如此慘敗呢？
1840年的鴉片戰爭和1853年的「黑船來航」事件，在中日兩國近代史上均具有重要意義。從此之後，兩國都面臨被西方列強侵略和吞併的民族危機。以30餘艘艦船和萬餘人組成的英國遠徵軍，遠涉重洋，闖入中國的寧靜海灣，使擁有近百萬常備兵員的中國軍隊一觸即潰。清廷從全國各地調兵遣將，動用了一切可以動員的部隊和武器裝備，但在歷時兩年的戰爭和綿延數千公裡的戰線上，卻沒有打過一場勝仗，沒能守住一處重要陣地，最後只能被迫接受割地賠款的《南京條約》。同樣，海軍準將佩裡率領的一支美國艦隊駛入日本江戶浦賀港時，不過是4艘軍艦，卻使日本德川幕府政權十分驚恐，被迫與美國籤訂《神奈川條約》，對外開放門戶。
布面油畫，1853年，美國海軍準將佩裡率艦隊駛入日本江戶灣的黑船事件，讓日本被迫結束鎖國時代。（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鴉片戰爭使清廷受到強烈的震撼，並促成統治集團中的有識之士睜開雙眼去觀察世界，發出「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時代吶喊。魏源、林則徐等人認為，「夷之長技，一戰艦，二火炮，三養兵練兵之法」。他們建議並規劃出創立中國近代海軍海防的初步方案，以期形成「中國水師可以駛樓船於海外，可以戰洋夷於海中」的有利戰略格局。
日本明治政府從建立之初，就對海軍建設給予極大關注。1868年10月，登基之初的明治天皇就看到發展海軍的重要戰略意義，發布諭令稱：「海軍建設為當今第一急務，應該從速奠定基礎」。明治政府還以對外侵略擴張為最高國策，制定以武力徵服亞洲的「大陸政策」，將朝鮮和中國列為其侵略擴張的首選目標。為此，日本政府不遺餘力地大舉擴充以海軍為核心的綜合軍備。
從19世紀70年代到80年代，中國海軍在裝備實力上較日本海軍佔據明顯優勢，這對遏止日本擴張野心起到積極作用，同時也直接刺激了日本發展海軍的狂熱情緒。中國雖以日本為假想敵，用李鴻章的話說，就是「今之所以謀創水師不遺餘力者，大半為制馭日本起見」，但目的卻僅在於防禦。清政府從未制定過徵服日本的戰略方案；日本則完全不同，從1887年日本參謀本部第二局局長小川又次制定的《徵討清國策》，到1893年樞密院院長山縣有朋提出的《軍備意見書》，都是將中國作為日本的侵略目標來做考慮的。
這場曠日持久的海軍軍備競賽，到19世紀90年代發生轉折。由於北洋水師成軍，以渤海灣為重點的海上防禦體系已初步形成。但由於為慈禧太后歸政而興修頤和園和三海園囿、光緒皇帝大婚典禮、黃河河工等巨額開支，清政府的財政變得極為拮据。1891年戶部奏準暫停南北洋購買外洋槍炮、船隻、機器兩年，將所省銀兩解部充餉。這一決策使得中國海軍的發展停下腳步。
正是在此期間，日本卻在加緊完成海軍擴展計劃，其中包括專為對付北洋海軍「定遠」「鎮遠」兩艘鐵甲艦而購造的「嚴島」「松島」「橋立」三艘海防艦；向英國訂造當時世界上航速最快的巡洋艦「吉野」號等。中日海軍的差距日漸縮小，此前在發展道路上「領跑」的中國海軍被落後的日本海軍迅速追趕上來，漸漸喪失了此前擁有的優勢。
日本專為對付北洋海軍 「定遠」「鎮遠」，而由法國設計師白勞易設計的「三景艦」（以著名的「日本三景」命名），但在甲午戰爭時被寄予厚望的 320mm火炮由於故障頻頻沒有發揮出期待的作用。從上至下依次為：「嚴島號」「松島號」「橋立號」。（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甲午戰爭是日本軍國主義者經過長期戰略準備並精心策劃的一場侵略戰爭。中日兩國隔海相望的地理態勢，決定了兩國海軍艦隊在這場戰爭中的重大戰略價值。
1894年6月5日，日本政府組建對華戰爭的最高統帥部——日軍大本營；6月17日，大本營御前會議決定發動對華戰爭，並確定了日本海陸軍作戰的基本方針。其作戰計劃是：將陸軍主力從海上輸送入渤海灣擇地登陸，在直隸（今河北）平原與中國軍隊進行決戰，然後進攻北京，迅速迫成城下之盟。
但日軍大本營認為中國海軍「佔明顯的優勢」，「日本海軍不僅沒有戰勝清國艦隊的把握，而且還對它懷有一絲恐懼的心理」。他們因此認為中日陸軍主力在直隸平原決戰的結局首先取決於海戰的勝敗，即取決於日本海軍能否首先在海上殲滅中國海軍的主力北洋艦隊，掌握黃海與渤海的制海權，從而保證安全輸送其陸軍主力兵團在渤海灣內登陸，實現作戰的最終目標。
出於上述的考慮和預斷，日軍大本營在其作戰計劃中設置出作戰的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日本出動陸軍侵入朝鮮，牽制中國軍隊；日本海軍聯合艦隊出海，尋找戰機殲滅北洋艦隊，奪取黃海與渤海的制海權。第二階段：根據海上作戰所可能產生的不同結局，分別設計出三種具體方案：
（1）若日本海軍在海戰中獲勝並掌握預定海區的制海權，則立即輸送其陸軍主力進入渤海灣擇地登陸，在直隸平原與中國陸軍實施決戰；
（2）若海戰平分秋色，日本海軍不能掌握預定海區的制海權，則以陸軍主力達成對朝鮮半島的佔領；
（3）若日本海軍在海上失敗，制海權落入中國海軍之手，日本軍隊則全部收縮回本土設置防線，準備全力抵抗中國海陸軍大兵團對日本本土的進攻。
日軍大本營的上述籌謀與預案十分周密、明確而堅決；它對中國海陸軍沒有做出任何輕視的判斷和決策，這完全符合兵家制勝之道。特別需要強調指出的是，日軍大本營制定的是一個典型的具有鮮明近代軍事特點的海軍制勝戰略，因為這場由兩個隔海相望的國家之間進行的戰爭，其發展進程和最終結局，無不依賴於中日兩國海軍的決戰即制海權的得失。完全可以說，兩國海軍對黃海與渤海制海權的爭奪，具有關係戰爭全局的頭等重要戰略意義。日軍大本營緊緊抓住了這場戰爭的「命門」；因此戰火尚未點燃之時，日方已居於一種主動而有利的戰略態勢，這是日方精心謀劃的結果。
1894年11月22日，日本佔領旅順，血洗全城。圖為被日本佔領的旅順海軍公所（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反觀中國的情形則令人遺憾。清廷在1894年8月1日「對日宣戰詔書」中說，日本「變詐情形，殊非意料所及」，正好一語道出其倉促之間匆忙應戰的窘態。在戰略上，中國最高當局缺乏對戰爭的全盤籌劃與部署，對於戰爭的各種可能情況也從未做過系統的分析和判斷，更未制定出應付各種可能情況的作戰預案。戰爭初起，主戰者以為日本不過是海中小國，可以一戰而勝之；主和者則強調中國海軍裝備不如日本，認為若不依賴國際力量居間調停，難以取勝。雙方所作的都是政治判斷，考慮的是天朝大國的虛榮和派系集團的私利，對於海上戰場和陸地戰場的戰略方向、戰略戰役的協同配合等，均屬心中無數。決策者們根本沒有將制海權的爭奪和得失置於高度重視之中；甚至對於動員和使用其他地區的海軍兵力與北洋水師配合作戰這一非常重要的問題，也根本未作認真考慮；更沒有專門組建統一的戰爭指揮與協調機構。
甲午戰爭打響之前，中日雙方在戰略籌謀上的高下之別，就已經使戰局發展的天平開始明顯傾向於日方了。
1894年7月25日，中日兩國海軍初次交鋒的豐島海戰，拉開了甲午戰爭的大幕。此戰為日本蓄意挑起，對中方而言，屬於遭遇戰。但戰端既起，中國方面仍未積極周密應對，則為大謬。7月27日，丁汝昌率北洋海軍主力出海尋找日本海軍聯合艦隊。李鴻章給北洋海軍的訓令是「惟須相機進退，能保全堅船為妥」，主張北洋海軍實行「保船制敵」的戰略方針。以後，在朝廷的壓力下，北洋海軍雖多次出海，都只是敷衍了事。表面上奔波於威海衛、旅順口、大同江一線，實際上不敢越出北緯37度線以南，更不敢前往日本艦隊錨地隔音群島；名義上是搜索日本艦隊，實際上卻是迴避主力決戰。黃海大海戰後，北洋海軍更是放棄爭奪制海權，坐視日軍部隊在遼東半島和山東半島的登陸，先後完成對旅順口、威海衛兩大海軍基地的海陸合圍，使戰爭的局勢完全倒向了日本一方，最終導致了北洋海軍的覆滅和中國的戰敗。
甲午戰爭時期，位於北洋海軍旅順基地的老蠣嘴炮臺。1880-1885年，依旅順口臨海一側山形地勢，共築9座海岸炮臺，負責炮臺設計建造的德國人漢納根對老蠣嘴炮臺的造法最為得意。（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甲午戰爭的失敗，在戰略層面上給我們留下了深刻的歷史教訓。近代海軍是應資本主義開拓世界市場之需求而生長的，與之相適應的軍事戰略歷來都是以進攻為主。而中國建設和發展近代海軍的初衷則是對海上入侵的被動防禦，這與近代海軍自身的歷史使命相矛盾。西方資本主義列強是為了海外貿易和向海外擴張而積極建設和發展海軍的，他們需要與進行全球貿易和開拓殖民地相適應的海軍艦隊，並需要與之相適應的戰略戰術。所有資本主義海上強國對海權的運用都集中在海軍戰略上，這是以世界海洋為舞臺，為整個國家發展戰略目標服務的。清政府在起步建設近代海軍時，只欲用海軍於守疆土保和局，而不去積極謀求海權，不建立遠洋進攻的能力和信心，更談不到與之相適應的戰略戰術。
中國在甲午戰爭中奉行的消極防禦戰略，是同清政府的軍事和國防戰略直接相關聯的。不可否認，在不斷遭受海上外敵入侵的近代中國，海防是政府著力經營的重要事業。作為中國海軍集大成者北洋水師的締造者，李鴻章力主創辦近代化的海軍海防事業，源於他對時局的基本評估。在1874年的海防大討論中，李鴻章指出：「洋人論勢不論理，彼以兵勢相壓，我第欲以筆舌勝之，此必不得之數也⋯⋯歷代備邊，多在西北，其強弱之勢，客主之形，皆適相埒，且猶有中外界限。今則東南海疆萬餘裡，各國通商傳教，來往自如，麇集京師及各省腹地，陽託和好之名，陰懷吞噬之計。一國生事，諸國構煽，實為數千年未有之變局」。
李鴻章雖然看到了中國當時所面臨的前所未有的險惡局勢，但他對於國防戰略的基本主張卻是陸主海從。李鴻章認為：「敵從海道內犯，自須亟練水師。惟各國皆系島國，以水為家，船炮精練已久，非中國所能驟及。中土陸多於水，仍以陸軍為立國根基。若陸軍訓練得力，敵兵登岸後，尚可鏖戰；炮臺布置得法，敵船進口時，尚可拒守」。李鴻章在《籌議購船選將折》中指出：「況南北洋濱海數千裡，口岸叢雜，勢不能處處設防，非購置鐵甲等船，練成數軍，決勝海上，不足臻以戰為守之妙。中國即不為窮兵海外之計，但期戰守可恃，藩籬可固，亦必有鐵甲船數隻遊弋大洋，始足以遮護南北各口，而建威銷萌，為國家立不拔之基」。
李鴻章是清政府中實際主掌海軍海防建設大權的重臣，縱觀他二十年關於海軍海防的思想與實踐，我們可以看出，在「中土陸多於水，仍以陸軍為立國根基」的國防戰略指導下，其海軍海防思想的基本要素是：
（1）陸主海從的海口防禦和近海防禦；
（2）不窮兵海外的「建威銷萌」；
（3）強調海口要塞的岸臺陸防禦敵。
李鴻章的海軍海防思想，顯然帶有閉關自守年代以中央帝國自居、滿足於自給自足自然經濟的生存空間、不願積極向海外發展的大陸民族溫順平和的心態，也反映出在重大的時代變化面前，中國政治家的落伍與無奈。
以李鴻章為代表，中國海軍海防戰略思想中所亟缺的，正是以艦隊決戰的方式爭奪制海權的核心要素。這種消極防禦的海軍海防戰略，曾經導致1884年中法戰爭中福建水師坐困於閩江，招致被法國艦隊全殲的慘痛悲劇，也註定了北洋海軍在甲午戰爭中全軍覆滅的必然結局。
李鴻章在甲午戰爭中為北洋海軍制定的作戰指導原則是：
1.保全軍艦；
2.尋找戰機襲擊日軍運兵船隊；
3.保護己方海上運輸線的安全。
在此，保全軍艦僅用於保護己方的海上運兵線，這就必然使北洋海軍本應具有的戰略價值被大打折扣，使這支頗具規模的海上機動攻擊力量充當運輸護航隊，最多也只能充當針對敵方運輸船的突擊隊，而不能給敵方海軍作戰兵力以致命打擊，自然難以在戰爭中獲勝。
1886年，正紅旗漢軍都統善慶（左）、醇親王奕譞（中）、直隸總督北洋大臣李鴻章（右）巡閱北洋水師時留影
海軍是在海洋上履行戰略使命的軍種，其最強大的生命力來源於積極進取的海上軍事戰略。作為一個軍種，海軍就是「海洋上的野戰軍」，其最大的特色和本質就是進攻；即使是在防禦作戰當中，也應該尋求或創造一切可能的戰機，去大膽實施積極的攻勢作戰行動。而任何一支奉行消極防禦戰略的海軍，在戰爭中必然是只能落得被動挨打甚至徹底覆敗的結局，甲午戰爭中的北洋海軍正難逃這種下場。
缺乏以艦隊決戰的方式爭奪以制海權為核心的正確戰略指導，終於鑄成北洋海軍的敗局。與此完全相反的是，日軍大本營非常明確地將通過艦隊海上決戰而殲滅北洋海軍列為日本海軍的首要作戰任務，其作戰指導思想是積極的。這也正是李鴻章和中國軍政當局所亟缺的一條。僅此一點，就充分顯露出中日兩國在海軍戰略暨海權運用方面明顯的高下之分，其在戰場上的後果則是必然的。
19世紀末，帝國主義列強在華爭奪勢力範圍，強租軍港，構築炮臺，修建軍事基地，控制了南起廣州灣、北至旅大的眾多沿海戰略要地，並將炮艦駛入渤海灣內和長江之內的多處重要港口，從而形成了一個中國門戶洞開，藩籬盡失，京畿腹地處於列強炮口之下的嚴重危機局面。
1911年秋，腐朽沒落的大清王朝被推翻。1912年12月4日，中華民國第一任海軍總長兼海軍總司令黃鐘瑛將軍病逝。面對當時中國所處的嚴峻外部形勢，孫中山先生寫下了這樣一副情真意切的輓聯：「盡力民國最多，締造艱難，回首思南都儔侶；屈指將才有幾，老成凋謝，傷心問東亞海權！」
的確，恰如孫中山先生所發出的「傷心問東亞海權」的時代浩嘆，中國在自鴉片戰爭後的百餘年中，英、法、日、俄、美、德等列強，從海上入侵84次之多，入侵艦艇達1860多艘次，入侵兵力約達47萬人。中國無海權則國家無興盛，甲午戰爭就是最慘痛的歷史教訓。
在甲午戰爭前幾年，美國海軍學院院長艾爾弗雷德·塞耶·馬漢以理性思維總結出海權理論而享譽世界。馬漢的海權理論，將控制海洋提高到國家興衰的最高戰略層面。馬漢後來又高度概括地指出：「海權包括憑藉海洋或通過海洋能夠使一個民族成為偉大民族的一切東西」；「無論平時還是戰時，對海權的運用便是海軍戰略」。馬漢的海權理論昭示世人：海權是一個戰略範疇，是國家海洋戰略與海軍戰略的核心與基礎；海權的實質是國家通過運用優勢的海上力量與正確的鬥爭策略，實現在全局上對海洋的控制權力。1890年，小羅斯福（後於1901年當選美國總統）在拜讀了馬漢早期的海權著作之後，立即激動地寫信給馬漢說：「如果我不把它當作一部經典的話，那就大錯特錯了。」
海權論的創立者艾爾弗雷德·塞耶·馬漢
在以海軍制勝為顯著特徵的中日甲午戰爭中，中日兩國對海權的認識和利用的程度高低，從根本上決定了這場戰爭最終的勝負結局。我們不應否認，在鴉片戰爭中領教到西方列強堅船利炮的厲害之後，清政府在海軍海防建設方面投入巨大力量，甚至建成在亞洲首屈一指的龐大海軍艦隊，但為什麼換不來國家的興旺發達，反而在反侵略戰爭中接連失敗？一言以蔽之的答案是：清政府建設和發展近代海軍，從來就不是海權意識的產物！從來就沒有與發展海權緊密聯繫在一起！
19世紀之後，世界已進入這樣一個時代：每個國家，尤其是沿海國家的政治、經濟、軍事和文化，都無可選擇地開始與藍色的海洋緊密地聯繫在一起；國家的興衰榮辱也與海軍戰略緊密地聯繫在一起。資本主義國家為貿易和海外拓殖而拼命發展海軍；海洋和海軍，實際上已成為西方各國資本主義發展的國家戰略問題。
擁有漫長海岸線且處於封建專制統治之下的古老中國，就這樣被迅猛發展的時代無情地裹挾進這個世界大潮。但是，清政府在建設和發展近代海軍時並沒有真正認清這一不可抗拒的世界大潮，而始終局限於對西方列強炮艦政策的一種本能反應，僅僅是一種企圖重新關上國門的較低層面的軍事防禦對策。因此，清政府建設和發展海軍的整個過程，始終呈現著一種海患緊則海軍興、海患緩則海軍弛的被動、消極和短視的現象。即便是在中法戰爭結束，光緒皇帝發出「懲前毖後，自以大治水師為主」的戰略動員令時，封建統治者也沒有透徹洞悉世界發展趨勢，改變和更新那種將汪洋大海僅僅當作天然屏障的陳腐落後的海洋觀念，仍然頑固地將建設和發展海軍作為重關國門之策。
中國建設和發展近代海軍的起步並不遲於日本，並曾具有與日本同等的在亞洲崛起的歷史機遇。可惜的是，清朝封建統治者缺乏明確的海權意識，企圖將一個新軍種納入封建主義的陳腐軌道，企圖用代表和體現著資本主義先進生產力的堅船利炮，去維護和挽救瀕臨死亡的封建主義生產關係。從這個意義上說，正是海權這一把無情的時代利劍，決定了近代中日兩國不同的歷史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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