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體和草書是兩個相關但又不盡相同的書學概念。草體是相對於正體而言的，是正體字的潦草快寫，是所有潦草寫法的統稱，也就是篆、隸、楷書以外的一切潦草的字體統稱為草體。正體字具有正規和標準的基本含義，它點劃清楚，結體端正，有一個比較固定的樣式。而草體字出於實用的需要，相對來講沒有嚴格的規範，書寫比較隨意，點畫、結體因人而異，變化的彈性較大。我們根據其潦草的不同程度或不太潦草、或很潦草等等劃分為若干等級。草書，就是草體的若干等級中的一種。草書不是隨意而寫的，草書帶有一種約定俗成的特定含義，具有嚴格的規定性。因此，草體是種概念，而草書是屬概念。
漢末草書的出現是歷史的必然。先秦的草體相當幼稚，潦草的程度也不大。八分書以前的隸書，實際就是篆字的草體。秦漢以後，字越寫越潦草了，為了加以區別，於是藝術的草書出現了。漢末草書的出現，最顯著的特點就是：純粹意義上的欣賞功能和草書的藝術化。
草書的出現，也意味著書法在一定意義上藝術化的成熟。換句話說，書法之所以變成了藝術，就是因為漢末草書的出現。草書的出現，使得書法真正成為一門「有意味的形式」的藝術。藝術與實用有著天壤之別的差異，過去人們學習寫字是為了實用，漢末草書的出現，人們把目光聚集在書法藝術的創造上了，於是在漢末掀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學習草書藝術的熱潮。在這個熱潮中，時代造就了草聖，於是張芝出現了。因此，張芝的出現也不是偶然的。
張芝（？～約192年）字伯英，敦煌酒泉（今屬甘肅）人。他在中國書法發展史上樹立了一座高峰，張芝的草書影響了整個中國書法的發展，為書壇帶來了無與倫比的生機與活力。張芝獲得「草聖」的殊榮，一方面是時代背景呼喚草書名家問世；另一方面是張芝勤苦努力的結果。這個勤苦，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勤苦，漢末人們練習草書的勤苦程度，後人是難以想像的。張芝作為勤苦的代表，早已名垂史冊。傳說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墨，把水池子都給染黑了，於是，後人就把學習書法叫做「臨池」。就連書聖王羲之，在勤苦方面也自嘆不如。
東漢末年，世道荒亂、人命微賤，天災人禍、民不聊生、生靈塗炭，皇室貴族奢侈荒淫、宦官專權奸臣當道，黑白混淆是非顛倒，故非盛世。然而在文化發展史上，卻是一個十分重要的歷史階段。對於書法來講，迎來了一次史無前例的高潮，是一個字體、書體、書家流派等「大爆炸」的時代。真、草、隸、篆，八分、飛白等各種字體，都在此時蛻變而走向成熟，天下人學習書法的熱潮，達到了空前高漲的程度。尤其是真正意義上草書的出現，完成了中國書法美學最後也是最重要的課題——純粹意義上的線的自由運動，成為中國書法史上最有價值、最為深刻的一場革命。在這場革命中，舉國上下學習草書時所投入的熱情，是今天的人們很難想像的。要了解當時的一些基本情況，請看漢末趙壹的《非草書》。
一部中國古代書法理論史，以漢末趙壹《非草書》開場，到清末康有為《廣藝舟雙楫》落下帷幕，其間有眾多的學子為中國書學添磚加瓦，不斷豐富其內容，從而鑄就了蘊含深厚、獨具東方藝術特色的理論寶庫。但令人啼笑皆非而又回味無窮的是：中國古代書法理論的開場鑼鼓，是在對書法藝術的一片指責和討伐聲中拉開序幕的，又在一片激情飛揚、對傳統帖學的革命的吶喊中落下了帷幕。趙壹的《非草書》一方面攻擊新型的草書字體，另一方面他又對一些細節作了形象的刻畫。通過趙壹的敘述和詳細描寫，我們能從他的悖論中得到很多啟示，同時我們又仿佛目睹了一場生動、形象、真實的漢末學子們學習草書的動人場景。
漢末草書普及程度是驚人的，趙壹的《非草書》中說：「齔齒以上，苟任涉學，皆廢倉頡、史籀，竟以杜、崔為楷。」從七歲兒童開始，不分老幼，「苟任涉學」，學草書，不學史籀大篆等正規字，都學杜度、崔瑗的草書。可見當時學草書已經蔚然成風。
學習草書的勤苦程度，趙壹作了極為生動形象的描寫：「專用為，鑽堅仰高，忘其疲勞，夕惕不息，仄不暇食。十日一筆，月數丸墨。領袖如皂，唇齒常黑。雖處眾座，不遑談戲，展指畫地，以草劌壁，臂穿皮刮，指爪摧折，見腮出血，猶不休輟。」在這種全民學草書的大環境下，張芝勤苦學習書藝以至如醉如痴的精神狀態：「凡家之衣帛，必先書而後練之。臨池學書，池水盡墨」（衛恆《四體書勢》中語），就不難理解了。
草書既然是藝術，藝術就是與實用無關，藝術本身就與實用無關。草書一點實用價值都沒有。這一點趙壹在指責草書沒有實用價值時說得很到位：「鄉邑不以此較能，朝廷不以此科吏，博士不以此講試，四科不以此求備，徵聘不問此意，考績不課此字。善既不達於政，而拙亦無損於治。」漢代舉士的四種科目，據《通典·選舉一》記載：漢武帝下令：各郡國舉孝廉一人，限四科：一曰：德行高潔、志節清白；二曰：學通修行、經中博士；三曰：明習法令、足以決疑；四曰：剛毅多略、遭事不惑。因此，漢代的知識分子走上仕途，在被別人舉薦的時候，並不考察它的書法，尤其不考察他的草書寫得如何，所以趙壹才有上述話語。選舉制在南朝略有變動，四科改為：儒、玄、文、史，即儒學、玄學、文學、史學。直到唐代的四科取仕，身、言、書、判，才使得書法遒美與仕途掛起鉤來。
由於趙壹受時代的局限，他沒有分辨出應用的草體和藝術的草書之間的差別，也就是說他混淆了實用的草藁書與藝術的草書之間的界限，於是他對當時人們寫草書時的狀態不甚理解：「草本易而速，今反難而遲。」假如是為了忙於事物的應急，在實用中草書應該是快寫的，而趙壹對書家們的草書寫得並不快，不但不快反而很慢感到疑惑。於是，他進一步感嘆：「失指多矣」。
在趙壹的眼裡，人們全神貫注於草書的學習，將動搖傳統儒家思想的統治地位。一旦人們都去學草書了，儒家經典將大受冷落。「餘郡士有梁孔達、姜孟穎者，皆當世之彥哲也，然慕張生之草書過於希孔、顏焉。」就像趙壹的同鄉著名學者梁孔達、姜孟穎這樣的彥哲，都跟著張芝去學習草書了，還有誰去制經典？「餘懼其背經而趨俗，此非所以弘道興世也。」
通過上述對趙壹《非草書》的分析探討，我們會得出這樣的結論：不同的自然環境會產生不同的動植物品種，特殊的社會文化環境就會產生特殊的文化人才。張芝的出現是一個文化現象，不可孤立的看待張芝的存在。
張芝草書是從崔瑗、杜度之法中來，趙壹的《非草書》中說過類似的話，唐人張懷瓘《書斷》稱他：「學崔（瑗）、杜（操）之法，因而變之，以成今草，轉精其妙。字之體勢，一筆而成，偶有不連，而血脈不斷，及其連者，氣脈通於隔行。」由此可見，他學崔、杜之法，但不拘於成法，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創造了筆走龍蛇的「一筆書」。但是有關張芝的史料簡直少得可憐，《後漢書·張奐傳》僅記長子芝最知名，及弟昶並善草書。西晉書法家衛恆著《四體書勢》稱：「漢興而有草書，不知作者姓名。至章帝時，齊相杜度，號稱善作。後有崔瑗、崔實，亦皆稱工，弘農張伯英者，因而轉精其巧，……。」今天了解張芝的情況，只能從這些零星材料的一鱗半爪、隻言片語中獲取點僅有的信息。
至於張芝被奉為「草聖」的說法，卻是由來已久。三國時魏國書法家韋仲將認為：「杜氏傑有骨力，而字劃微瘦。崔氏法之，書體甚濃，結字工巧，時有不及。張芝喜而學之，轉精其巧，可謂草聖。」王羲之對漢、魏書跡，惟推鍾（繇）、張（芝）兩家，對張芝書法評價尤高：「頃尋諸名書，鍾（繇）張（芝）信為絕綸，其餘不足觀。」「吾書比之鐘張，鍾當抗行，或謂過之，張草猶當雁行。」「張芝草聖，此乃專精一體，以致絕倫。」唐代張懷瓘、孫過庭等書論名家，皆肯定了張芝「草聖」的地位。
張芝的書法作品，由於時間太久遠了，幾乎沒有傳世墨跡存世，就是翻刻的作品也是寥寥無幾。張芝的作品在《淳化閣帖》中，收有五帖三十八行，這些也都是後人的摹刻本。張芝著有《筆心論》五篇，可惜早已失傳。張芝與鍾繇都是漢末著名的書家，人們尊張芝為「草聖」，奉鍾繇為楷書之祖，書史上並稱「鍾張」。然而他們又都沒有真實可信的書法真跡流傳於世，他們的「聖明」如何啟迪後人，如何指引人們走向成功之路，後人從他們那裡到底學些什麼？隨著時間的推移，已不是那麼具體和清晰了，他們在人們的心目中，逐漸變成了心靈追慕嚮往的偶像和遙祭膜拜的神靈，逐漸變成了一個可望而不可企及的目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