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蘭為眾花香，吾為人民唱」
「花籃的花兒香，聽我來唱一唱……」就像這首傳唱了60多年的《南泥灣》一樣，郭蘭英的歌總是不加雕飾、親切自然，好似從田野裡吹來的清風，又如墟裡升起的煙火。喬羽曾寫道：「無論郭蘭英唱到哪裡，哪裡便成為了人民的聚會，『音樂的節日』。」
有人說，什麼歌一到郭蘭英嘴裡唱出來就有味、就好聽；什麼戲她一演，就同別人的不一樣：「不管什麼歌，郭蘭英一唱就像蓋上了戳兒，沒人能超過她。」的確，郭蘭英擁有一副無與倫比的好嗓子，她那兩片聲帶像是「純金屬片一樣乾淨透亮」，幾乎沒有瑕疵和雜質。本著過硬的戲曲功底，郭蘭英唱起歌來咬字清晰、高低自如，表演起來更是身形靈活、惟妙惟肖，這些都造就了她渾然一體的「味兒」。郭蘭英為每個字句都注入了真情，無論是歌頌祖國波瀾壯闊的山河，還是黃土地上的人生,她的作品始終浸透著韌性與希望，擊打著觀眾的情感尖銳點，在人民群眾間流傳不衰。
1956年，長春電影製片廠拍攝電影《上甘嶺》，再現抗美援朝戰爭中可歌可泣的上甘嶺戰役。主要攝製鏡頭完成後，導演沙蒙找來詞作家喬羽寫作電影插曲，後者踟躕良久，突然想到一次去江西坐輪渡過長江的場景，抽身返屋，揮筆寫就歌詞。沙蒙拿著歌詞去找作曲家劉熾，告訴他：「我希望這支歌隨電影的演出傳唱全國，而且家喻戶曉、婦孺皆知、經久不衰。」劉熾看到歌詞，立馬閉門謝客，關在屋裡譜了唱、唱了譜，差不多20天後遞出了曲子。
歌有了，誰來唱呢？沙蒙等人找了許多擅長民歌的知名歌唱家，但統統不滿意。這時喬羽提議到：「郭蘭英再合適不過了，你們怎麼不請她唱呢？」
郭蘭英到了現場，越唱越覺得這首歌好，歌詞抓人。等唱到「這是強大的祖國」時，她已不自覺地瞪大了眼睛……一曲終了，在場的人無不拍手叫好，有些人甚至溼了眼睛。第二天，中央人民廣播電臺便向全國播放了這首歌。從此，郭蘭英那「一條大河波浪寬」的歌聲迴蕩在神州大地。碧波蕩漾、江帆點點的畫面成了幾代人對祖國永恆不滅的集體記憶。
事實上，郭蘭英選歌十分「挑剔」。有多少人願意為她寫歌啊，但很多時候，曲譜遞過來，她都遺憾地表示不合適。她從不演唱那些自己認為逃避現實、無病呻吟的歌；而那些反映大眾心聲的歌，有時冒著危險也要把它們唱出來。
1976年，周恩來總理逝世，舉國悲慟。周總理生前對郭蘭英非常關心，是她藝術上的「伯樂」和此生最敬重的人之一。頂著「四人幫」的政治高壓，郭蘭英找到作曲家呂遠，請他寫一首懷念周總理的歌，自己則表示「一定要唱，殺頭也要唱」。
在慶祝粉碎「四人幫」勝利的文藝晚會上，郭蘭英和樂隊商量：「當我唱到《繡金匾》中的『三繡』時，請你們把節奏慢下來，能慢到什麼程度就慢到什麼程度。」等演唱時，郭蘭英把原詞的「三繡解放軍……」改成了「三繡周總理，人民的好總理，鞠躬盡瘁為人民，我們熱愛您」。觀眾起初納悶節奏怎麼慢了下來，等郭蘭英那抑制不住帶著哭腔的「三繡周總理」剛一唱出口，臺下譁然，緊接著就爆發出狂風暴雨般的掌聲。等快結尾時，臺上的人已泣不成聲，臺下的觀眾也早已淚流滿面。
「永遠把觀眾當成最可敬的人。」郭蘭英一直這樣教導後學晚輩。從藝80多年來，她不光在燈光璀璨的劇場演出，也曾在火車站、工地、夥房、醫院和戰士駐紮的海島、邊關為大伙兒歌唱……無論面對的是上千觀眾，還是兩個戰士、一位炊事員，她都要讓他們看得清楚、聽得明白，字字滲進他們的心田。
1973年，剛從「牛棚」歸來的郭蘭英去看望自己的國畫老師——同樣離開「牛棚」不久的李苦禪先生。後者感慨之餘，欣然命筆，畫了三株狂舞的墨蘭，題為「蘭為王者香」，贈與郭蘭英。
後來，郭蘭英又提筆加上一句「吾為人民唱」，既是自勉，也成了她一生寫照。
「我願做一顆鋪路石」
2017年4月，88歲的郭蘭英從廣州飛到北京，應邀給中國音樂學院的學生上課。在健翔橋外的中國音樂學院，她一見到學生，便問：「你們學過戲曲沒有？」聽說大部分學生都沒學過，她有些著急：「民族歌劇演員要有戲曲功底。你們和領導商量商量，能不能開這樣的課？」
自1982年退隱舞臺後，郭蘭英便一頭扎入民族歌劇的教學與傳承事業之中。1986年，在老伴的支持下，她放棄在北京的優渥生活和大大小小的名頭，揣著所有積蓄到冼星海的家鄉——廣東番禺創辦了「廣東省民族民間藝術專科學校」（後改為「郭蘭英藝術學校」）。在雜草叢生的飛鵝嶺上，老兩口住草棚、搭驢灶，帶著志願者搬石塊、壘石板、鋪路面……硬是把原來的破舊農場變成了煥然一新的教學樓。郭蘭英在擔任校長的同時還執教聲樂系的課，每天早上都帶著學生一起練功，任何學生「偷懶」都瞞不過她的眼睛。
「一向年光有限身」——又是幾十年過去，郭蘭英一點沒減她的「嚴厲」，更增了幾分急迫。在中國音樂學院的教學現場，她巴不得在短短的課程裡把畢生所學全掏出來，讓後輩悉數拿去。
「咬字吐詞，每個字都要『啃』住嘍！」
「唱就是說。觀眾不是聽你的聲音，而是內容。每一個字都要像鐵錘一樣砸出去！」
或許，意識到自己的口氣有些嚴厲，她又語重心長地說道：「你表達不好，我不怪你。你要學我，就實實在在地學。我不會騙你，因為我不能騙我的學生。你學得不好，我不饒你。今天我饒了你，明天觀眾饒不了我，一樣也饒不了你……」
當初指導學生排《白毛女》，她也不顧年事已高，一遍又一遍地示範「喜兒」逃跑的那場戲，一遍又一遍摔倒在地又爬起，累得滿頭大汗，令學生感動不已。
從舞臺到講臺，一字之差，箇中甘苦只有郭蘭英自己能體會。她記得在一次人代會上，周總理問她：「蘭英啊，你現在還能唱還能演，將來年歲大了之後幹什麼啊？想過沒有？」
當時郭蘭英的事業正如日中天，她沒有想過這個問題。等到「文革」結束，年紀漸大後，她恍然大悟：「總理是希望我們後繼有人，光大並發揚民族的藝術事業呀！」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國內曾出現歌劇唱法的「土」「洋」之爭，有些人認為民族唱法「不科學」。1963年，郭蘭英的一場獨唱音樂會讓大家心悅誠服：「民族聲樂唱法不僅是科學的，而且是要花大力氣學的。」面對西方潮流、流行音樂的強勢興起與民族聲樂的日漸式微，郭蘭英憂心忡忡，決心要將民族聲樂的傳承作為己任。有人覺得她太過理想主義，但這理想主義背後更有著鍥而不捨的實幹精神：郭蘭英的學校已為民族歌劇舞臺培養出一批又一批新生力量，讓民族歌劇藝術光芒永續。
「我從事新歌劇事業幾十年。」郭蘭英說，「我要把最後的精力拿出來，獻給畢生熱愛的新歌劇，完成周總理交給我的任務，把自己的藝術實踐經驗總結出來，傳給後人。我願做一顆鋪路的石子，讓新一輩的人踏著它一步步走下去。」
記者手記
心若蘭兮終不移
閒暇之餘的郭蘭英，或品茗、或賞詩、或畫虎、或描蘭。她筆下的蘭花，質樸文靜，淡雅高潔，而她本人，又何嘗不像這山中高士，泰而不驕，待人如沐春風；看似身形嬌小，卻柔而不弱，一顆素心在苦難中磨礪未改。飽嘗苦難的她似乎對人性中的善良和友情愈發感激，對物質名利有置之度外的達觀，但求不愧本心。
在「郭蘭英藝術生涯60周年紀念活動」上，她展示了一幅幅邊邊角角已經破損的演出照。那是「文革」中她遭受批鬥的日子裡，一個老人在掃垃圾時撿起來的，並找機會送還給了照片的主人。郭蘭英至今也沒找到這位好心的老人，但她一直銘記這件事，借晚會之機，給老人深深鞠了一躬。
在藝術上，郭蘭英是出了名的嚴苛，如果樂隊中哪個樂器的音符奏錯，她都能聽出來並立馬嚴聲糾正。曾經為她伴奏的人都說：「郭蘭英老師為了演出，毫不客氣，十分嚴厲，大家甚至都有些怕她，但我們又最喜歡為她伴奏，只要她一上場，大家就來勁。」
在舞臺下，她卻謙虛低調，待人寬厚、真誠。她的學生回憶，老師就像照顧孩子一樣照顧大家。有一次，一名學生排練時扭傷了坐骨神經，躺在床上無法自理。郭蘭英到處為她找藥，還把學生接到自己家裡，為她擦洗身體。
郭蘭英不僅給我們留下寶貴的藝術成就，更書寫了真正的「藝德」二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