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根廷學者奧拉西歐·維爾賓斯基（Horacio Verbitsky）在四卷本的阿根廷政教關係史的前言部分用了一連串的問題來表明自己寫作的原因：
「為什麼拉美其他在國家安全主義影響下的獨裁政權沒有獲得教會義理方面的支持，而1976到1983年之間的阿根廷獨裁政府卻得到了？為什麼在智利、烏拉圭和巴西，天主教會都成了被迫害者的庇護所，而只有在阿根廷教會卻成了他們的災難？如何理解提供給獨裁政權合法性的教會上層（Jerarquía）在拉美所有的天主教會中聲譽不佳的事實？為什麼拒絕了智利獨裁者皮諾切特邀請的保羅六世（Pablo VI），會欣然接受阿根廷軍政府魏地拉（Videla）和馬薩拉（Marssera）的邀請訪問呢？」
為了解答這些問題，作者追溯了阿根廷天主教會自二十世紀以來與阿根廷各屆政府的關係與互動，並在此基礎上得出了以下結論：在漫長的歲月中，天主教已成為了阿根廷民族認同中的重要部分。反對天主教某種程度上意味著破壞阿根廷的民族性（La Argentinidad），意味著反對這種建立起來的民族認同。在這樣一種「民族」與「教會」前途緊密相連的情況下，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的教會上層才會選擇支持犯下種種暴行的獨裁政府，因為畢竟他們抵禦了共產主義思想對天主教思想的侵害，消解了教會下層左派團體中出現「平行教會」（Iglesia Paralera）的可能，保衛了阿根廷正統的「民族特性」（nacionalidad）。
實際上，這種強調天主教是阿根廷民族特性中關鍵部分的論調，不僅局限於教會人士與各屆政府或軍隊的言辭中，還體現在各種意識形態支配下的社會運動之上。自20世紀30年代以來，不論是在意欲通過暴力革命追求平等社會的左派，還是在信奉自由主義推崇市場改革的右派，亦或是在宣稱「第三條道路」的貝隆與貝隆主義中，都曾出現樂於宣揚自己與天主教思想一致性與協調性的重要派別或運動。不僅如此，所有這些運動都有意或無意地利用天主教思想與自身所持意識形態之間的聯繫，來表明自身的「正統」與「愛國」，並以期取得運動的成功。換句話說，在阿根廷想要發起一場社會政治運動，借重於天主教不一定成功，但反對天主教則基本上會失敗。因為在某種程度上，天主教便代表了阿根廷。天主教所宣揚的神學信條、所維持的道德秩序、所傳承的經驗情感以及所創造的儀式象徵構成了阿根廷「民族特質」（Nacionalidad Argentina）的關鍵部分，並持久地流傳了下去。對於這種現象，一些學者稱之為「天主教民族（國家）的神話」（Mito de la Nación Católica）。
在本尼迪克特（Benedict）看來，近代意義上的「民族」等於「想像的共同體」，「民族特質」並非先在的實存，而是「民族主義」（Nacionalismo）出現後的產物。如果按照這一思路，我們便可以將「阿根廷天主教成為阿根廷民族特質的重要部分」看作「阿根廷天主教參與構建該國民族主義」的結果。在此基礎上，要想弄清阿根廷天主教為何會成為阿根廷民族性的重要部分，就必須研究天主教是如何在具體的歷史進程中參與構建阿根廷民族主義的。具體說來，對於民族主義這一概念，我們儘量不要脫離具體的歷史背景一概而論，而是最好選擇某一特定時期，並了解在這一時期內民族主義所追尋的具體目標為何。只有這樣，才能深入準確地把握特定時期內民族主義的具體內涵，甚至有可能在此基礎上勾勒出一幅民族主義的演變軌跡。
本文的目的便在於嘗試著討論1880年到1930年間阿根廷的天主教是如何參與構建這一時期阿根廷的民族主義的。根據當時實際的社會情形，這一大問題又可以細化為許多相互聯繫的小問題，其中包括：首先，在這一特定時期，所謂的「民族主義」追尋的具體目標為何？其次，天主教為什麼會有機會參與到這一構建進程中？它又是通過哪些具體方式參與進這一進程的？最後，天主教的這種參與構建的行為取得了什麼樣的結果？這些結果又對阿根廷今後的政教關係和國家走向起到了什麼樣的影響？通過對這一系列問題的探索和解答，本文希望能夠在前人的研究基礎之上，基本釐清阿根廷天主教參與構建民族主義的歷史進程以及這一進程中的前因後果。
一
雖然早在1816年，土庫曼議會就通過《獨立宣言》宣告了獨立，然而由於長期以來各省份對「中央集權制」或「聯邦制」的選擇差異以及外部勢力的幹涉，大大小小的考迪羅（Caudillo）割據一方，爭戰不休。政治上的分裂使得這一時期的阿根廷還很難被稱為一個嚴格意義上的現代國家。1853年的憲法以及1860年的總統令雖然確定了「阿根廷共和國」（República Argentina）這個名稱在法理上的地位，卻也無力改變權力分散的政治局面。直到1880年羅加（Roca）將軍上臺後，所採取的一系列穩固阿根廷國內政治局勢的改革措施才使分裂的年代逐步得以終結。在這段時期，阿根廷教會對政府以及社會的影響雖然與殖民時期相比有所減弱，但出於宗教傳統的延續，天主教會依舊具有強大的號召力，並成為了考迪羅獨裁者們必須要考慮並時常加以利用的一點重要因素。天主教依舊是拉普拉塔河地區傳統的重要代表，同時天主教也與其他傳統一樣，隨著這個新興國家的發展而逐步變化向前。
政權的統一與經濟的發展使得阿根廷逐步成為了移民者所青睞的目的國之一。與此同時，阿根廷的政治精英們回望歐洲與北美，期望建立一個與之類似的，以自由市場為基礎並能接納眾多外來移民的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為了緩解國民人數偏少以及勞動力短缺的問題，阿根廷政府開始逐步實施系統的移民計劃。從1880年到1930年間，大約有400萬的歐洲移民來到了高速發展中的阿根廷，其數量幾乎佔到了阿根廷當時總人口的三分之一。短時期內來自不同國家的大量移民給「正在形成中」的阿根廷帶來了巨大的衝擊。結合當時阿根廷國內外的局勢，這一衝擊主要包含以下兩個方面：
首先，短時期內大量移民的到來，帶來了不同的語言文化與習俗傳統。來自歐洲各國的文化習俗使得阿根廷顯得更加歐洲化，或者說「世界化」了（Cosmopolitismo）。這一「世界化」的進程淡化了阿根廷本來就不甚成熟的種種特質。政治家薩瓦略斯（Zeballos）就曾感嘆道：「我們將被迫成為一個年均接收五十萬移民的中心，總有一天我們會發覺這個國家將會變得沒有自己的語言、自己的傳統、自己的特徵甚至自己的旗幟。」其次，隨著不同風俗習慣一起到來的，還有當時歐洲流行諸如無政府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類的左派思潮。在這些思想的影響下，移民群體內逐步出現了各類不同的左派工人組織。這些主要由移民群體組成的左派團體，不僅在意識形態上對阿根廷政治精英期望中的「自由主義旗幟下的資本主義國家」構成了威脅，更重要的是給予了大批移民所缺乏的「認同感」與「歸屬感」，從而進一步固化了「外來者」和「阿根廷公民」之間的差異，使得新來移民接受阿根廷傳統、融入阿根廷社會的意願降低。
不僅如此，在那樣一個歐洲大陸開始急劇擴張殖民的時代，這兩股衝擊使得宗主國對阿根廷也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在義大利國內，一些政治家開始宣傳阿根廷是義大利「天然殖民地」（Colonia Espontánea）的事實，試圖讓阿根廷成為義大利「南美飛地」（Enclave）的聲音一時間不絕於耳。
這些隨著龐大移民一起到來的衝擊給當時的阿根廷政府帶來了巨大的壓力，並對「形成中的阿根廷民族」造成了嚴重的負面影響。如何儘快地使這些新移民融入到阿根廷社會之中，如何讓他們對這個國家產生歸屬感並讓他們認同「阿根廷」這一新的民族身份，便是當時政府急需解決的問題，也無疑成了這一時期建構中的「民族主義」想要追尋的目標。出於這一目的，阿根廷的政治精英開始反思之前他們對於阿根廷國家前途的定位，那種將阿根廷建立成一個「完全自由的國家」，一個「願意接納任何願意居住在這片土地上的人民」的「世界主義」構想開始逐步消解，取而代之的是一種建立在「必要文化」(Ensencial Cultura)基礎上的民族國家。這一新的定位一方面要求阿根廷回頭尋找殖民地時期以來的根源與傳統，並通過對這些歷史事件的解釋賦予阿根廷一種傳承下來的身份特質；另一方面也需要通過中央政府的各種手段來實現這種社會各個層面的統一，構建一種能夠有利於形成「阿根廷民族」的現實環境。
除去當時大背景下政治精英的意願與行動之外，天主教會在新時代自身面臨的競爭和挑戰，也不斷刺激著他們做出相應的舉動來改變自身所處的不利境地。對於當時的教會來說，加入政府「一體化」（Integrar）外來移民、構建民族認同的社會進程，無疑給梵蒂岡與阿根廷教會之間的聯繫提供了便利，也方便教會繼續保持自身在阿根廷社會中的影響力。在上述原因的共同作用下，阿根廷的天主教會開始參與進民族構建的歷史進程，並在此基礎上努力將自身融入到「阿根廷民族性」（Argentinidad）之中。可以說，這一複雜的過程有著相輔相成的兩個方面：一方面，阿根廷的政府需要天主教會提供的社會凝聚力以及逐步改變新來移民民族認同的能力；另一方面，天主教也需要藉此機會將自身熔鑄進正在構建中的「阿根廷性」之中，並以期藉此保持自身在阿根廷社會中的影響力。
二
首先，阿根廷天主教通過強調歷史與延續的重要性，表明自身認知與當時政治精英心目中民族主義的一致。1880年，科爾多瓦省主教弗雷·馬邁爾多·埃斯基烏（Fray Mamerto Esquiú）在布宜諾斯艾利斯大教堂的講話中便說道：
「所有人都在談論社會進程，也幾乎所有人都認為人民與個體一樣，都會經歷他的幼兒期、少年期、壯年期以及老年期，這一過程使得大家不能將一個社會的總體情況簡單局限於某一特定時期，而是應將其與這個社會的過去和將來聯繫起來。如果大家想深入了解一個個體，僅僅觀察他生命歷程中的一件事，或是一段時期是遠遠不夠的，你們應該考察他生命的全部歷程。這一法則對個體如此，對全體人民也是如此。如果不遵從這種觀察法則，你們將無法知曉他從哪來，要到哪去，什麼樣的法則支配了他的發展以及他最需要的東西為何。」
教會不僅注重歷史的延續性，而且還與阿根廷政府一樣，認為這一延續性是構建民族性（nacionalidad）的前提條件：
「西班牙美洲多種的民族性，均是歷史法則的產物……阿根廷民族性也是這一歷史發展的產物，同理，共和國中的聯邦制也是如此。」
在認同歷史延續性是構成阿根廷民族性的基礎之後，教會只需證明天主教是阿根廷社會中歷史延續性的一種表現，便能達到天主教是阿根廷民族構建基礎這一最終目標。
就這點來說，教會實際上根本無需費太多的口舌來論證。作為一種長久以來植根於拉普拉塔河地區的宗教，近百年的歷史大事件中都缺不了天主教的身影。從1810年的獨立戰爭到1853年第一部憲法的頒布，從十九世紀二三十年代以來考迪羅之間不斷徵戰到建國後與領國智利的邊界衝突，在上述所有的大事件中天主教會的參與及態度都對事件發展的進程起了不小的影響。在絕大部分阿根廷人心中，天主教始終與這一「民族國家」的歷史進程相伴，天主教的歷史某種程度上可以映射出阿根廷這一新興民族國家的歷史，兩者之間的聯繫可以說是密不可分。阿根廷教會史專家洛裡斯·薩納塔（Loris Zanatta）對此就曾總結道：
「大家逐漸意識到，這個『新興的』民族，不應該誕生於對舊事物的反叛，而應當來源於對傳統的沿襲。天主教對傳統準則的認真接受確保了自身在『新』與『舊』兩個民族之間的連續性，因此能夠作為民族認同中最為基本的要素之一。」
除去天主教作為歷史延續性的代表之外，宗教與民族之間類似的、更為終極的對個體自身延續性的追求也是兩者能夠聯繫起來的潛在原因。安德森·本尼迪克特（Andersen Benedict）就曾寫道：
「然而，民族主義的想像卻如此關切死亡和不朽，這正暗示了它和宗教的想像之間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這種密切的關係絕對不是偶然的。所以，如果我們已死亡——這個一切宿命之中最終極的宿命——作為起點來考察民族主義的文化根源，也許會有所助益。」
正如宗教一樣，民族的構建某種程度上也可以看作是對延續性的追求。個體將自身的延續寄托在構建起來的「民族」概念上，正如他們之前將自身的延續寄托在神靈之上，期待通過民族「下一代的延續」或是「來世」與「天堂」來達到某種意義上的永恆。
綜上所述，天主教自身所具有歷史延續性的特質以及宗教與民族對個體延續性期望的承擔，使得天主教與當時的民族構建意圖有了較為一致的學理基礎。在當時大量移民進入、社會急劇變化的情況下，這些潛在的基礎構成了天主教將自身納入民族特性中的重要前提。更為重要的是，不論是天主教還是阿根廷政府，他們也都意識到了這一特點對於實現阿根廷民族構建的重要意義。然而對於改變歷史進程來說，僅僅依靠學理方面的一致是遠遠不夠的，天主教會必須在此基礎上，通過一系列切實的行動將自身熔鑄進這個新興的民族特性（Nacionalidad）中去。
三
教會開展將自身納入「阿根廷性」中的行動，絕大部分都是與政府構建阿根廷民族的行動相互關聯配合的。具體說來，就是強調天主教成為民族認同基礎的同時，化解由原母國民族認同、激進左派思想所帶來的種種威脅。
首先，教會在這一時期阿根廷國內重要的節日慶典中，不遺餘力地宣傳阿根廷民族與天主教之間的緊密聯繫以及彼此相互支持的歷史事實，1910年阿根廷建國百年慶典上，主教米蓋爾·徳·安德烈亞（Miguel De Andrea）的發言就證明了這一點。在如此重要的慶典中，一名主教能夠上臺發言本身就意味著天主教在阿根廷的特殊地位以及當時政府對其的認同。發言伊始，這名主教就讚美了阿根廷民族的象徵——國旗：
「我們國旗一直在孩子們的胸前以及婦女們的心中飄揚，因為國旗想要通過對抗心靈的軟弱，來宣揚自己內涵的價值：國旗在我們的家中飄揚著，正如它在城市中每個代表愛國情感的重要場所飄揚著一樣。即便上萬隻充滿活力的雙手揮舞著這面國旗並使它佔據大街小巷，對我們來說依然顯得不夠。然而，幸運的是我們有時可以抬起頭，將藍天白雲想像成一面巨大的國旗，此時我們可以不必在意國旗升起的高度，而是降下將其疊好並低頭親吻祖國的土地。」
這種將天主教會與民族國家象徵緊密聯繫在一起的舉動，在1913年的另一場國家節日慶典中得到了進一步的強化。在這次發言中安德烈從反面指出，攻擊天主教便等同於攻擊阿根廷民族：
「我記得我曾對你們說過，在我們當中引起那種對宗教的仇恨與鬥爭是多麼不合時宜，現在我們則又有了新的理由，那就是我們發現，我們的民族靈魂（alma nacional）中，浸染了如此之多的宗教成分，背叛我們的宗教（天主教）即意味著背叛我們的民族精神。」
不僅如此，他還指出了阿根廷社會中公認的準則與四樣最為重要的東西：財產、家庭、宗教與祖國，從而將天主教的地位拔高到最為根本的要素行列。
在發言的末尾，安德烈亞喊出了：「上帝與祖國」（Dios y Patria）的口號，號召天主教徒承認並認同新興的阿根廷民族，同時也呼籲阿根廷政府和民眾從心底接受天主教在社會中的影響力和重要地位。毫無疑問，外來移民所有的天主教徒的身份特質（主要來自義大利和西班牙）構成了教會宣言影響力的重要基礎。正是因為廣大群眾的教徒身份，各種重要場合中將天主教與新興阿根廷聯繫起來的言論才能對來自歐洲各國的天主教徒發揮出相應的影響。除去宣講之外，教會還在重大國家節日中營造出各種宗教氛圍，並努力通過此舉將自身與民族性掛鈎。通常來說，每當重要國家慶典中的國歌演奏結束之後，繼而響起的便是天主教的《感恩贊》（Te Deum）。更值得注意的是，從1884年開始，阿根廷的國家獨立日慶典基本都會放在布宜諾斯艾利斯大教堂中舉行。政府、軍隊以及教會的高層也都會在這一增強民族認同的重要時刻一同出現。
不僅如此，天主教還積極地利用自身在教育方面的資源，參加到重要節日的列隊表演和遊行之中。一批由天主教私立初高中學生組成的方陣列隊以及列操表演，曾一度在1900年後成為國家慶典時最吸引老百姓注意力的節目。毫無疑問，在年復一年的帶有宗教與民族象徵聯繫的節目影響下，廣大教徒參與者對於這個新興民族國家的依賴與認同也在不斷地加強。這段時期內，隨著政府構建民族意識計劃的推進，教會應政府的請求，開始在周日的教區集會上組織大家朗讀聖經並高唱國歌。作為回報，街頭巷尾漸漸豎立起的阿根廷著名人物的雕塑中也開始包含阿根廷一些著名的教會人士，比如聖·洛倫索（San Lorenzo）與弗依·聖·瑪利亞（Fray Santa Maria）等。
除去以上由政府主導的世俗慶典活動之外，天主教還利用自身在宗教方面的權威和資源，聯合來自各國的天主教徒，舉行去盧漢（Luján）的天主教朝聖活動，並通過這一活動構建不同宗主國教徒之間對阿根廷的認同。
盧漢（Luján）是位於布宜諾斯艾利斯省東北部的一座小城。1887年，市政府和教會決定在此修建巨大塑像「我們的盧漢聖母」（Nuestra Señora de Luján）。隨著塑像和教堂的落成，來此定居的人群日漸增多。到了二十世紀初期，「盧漢聖母」已不僅僅只具備宗教方面的含義，更是被認定為阿根廷的保護神與國母。該城隨之也被公認為阿根廷的「精神之都」。
20世紀初，阿根廷國內天主教徒去盧漢朝聖的現象日益增加，並逐漸在不同的天主教移民團體中形成了一股類似競賽的熱潮。在1910年阿根廷建國百年慶典前夕，教會雜誌《教會之聲》（La Voz de la Iglesia）便比較了來自不同國家的天主教團體在朝聖這一方面的組織能力以及效果，並指出愛爾蘭移民團體在這些方面優於人數更多的義大利移民團體。在這股風潮的影響下，西班牙移民團體、法國移民團體以及巴斯克群體也紛紛加入其中，競爭開始激烈起來。義大利移民團體為了提高自己在朝聖方面的成績，甚至組建了「義大利大眾天主教社團」（Sociedad Católica Popular Italiana），專門負責動員並組織自己的同胞前去盧漢朝聖。鑑於「盧漢聖母」自身擁有的雙重意義以及當時整個社會都忙於構建「阿根廷民族」的大環境，「去盧漢朝聖」的意義早已不止局限於宗教意義上的「虔誠」，而是與是否「愛國」這一特徵緊密地聯繫了起來：
「年復一年，我們巴斯克人難道依舊打算羞恥地置身於這一場虔誠與愛國主義的競賽之外？不可能！在這片土地上，我們不能也不打算讓出第一的位置。」
當然，僅僅出於對「虔誠」或者「愛國主義」的嚮往，或是僅僅依靠不同社團各自為政的組織，去盧漢的朝聖活動是無法達到之後的規模和影響力的。從1910年開始，布宜諾斯艾利斯的主教區在政府的同意下開始介入此事，利用自身在宗教資源和組織資源方面的優勢，不斷地擴大並優化這項朝聖活動，並通過這項活動，進一步培養增強不同天主教移民團體對阿根廷這個新興國家的歸屬感和民族認同。
一開始，教會首先就這一朝聖活動向廣大教徒提供信息方面的便利。比如在教堂或者學校的大門貼上有關朝聖日期、火車班次、就餐地點以及朝聖地附近旅館價格的宣傳單，方便信徒了解有關朝聖的各方面的信息，以此吸引更多的參與者。同時，為了降低參會教徒的經濟負擔，天主教會還直接與火車站達成了集體購買火車票的協議。與單獨購票相比，團體票的折扣一度可以達到50%左右。不僅如此，為了防止盧漢附近的商販藉此機會坐地起價，教會還在盧漢聖母教堂附近設立了專門的商店和住宿點，來保證朝聖信徒就餐和住宿方面價格的合理性。最後，教會還組織了幾所天主教中學中的學生樂隊，在信徒朝聖的旅程中演奏教會音樂，一方面營造朝聖的神聖感，另一方面也藉此機會吸引沿途更多的教徒參與到朝聖的活動中來。據學者米蘭達·麗達（Miranda Linda）的描述，很多臨時決定參與朝聖的教徒很大程度上是被沿途演奏的宗教音樂和龐大而有規範的朝聖團體吸引才加入的。
除去在物質方面常規的組織支持之外，教會還會負責協調處理朝聖旅途中的突發問題。比如隨著女性朝聖者人數的增多，教會通過設立專門的婦女兒童朝聖團來避免她們在旅途中可能遭遇的騷擾問題。由於旅程通常持續一天，信徒在路途中也需要進行彌撒等教義規定的日常事功。經過一系列的爭論，教會規定在1910年之後的旅途彌撒必須以西班牙語進行。在西語彌撒結束後，教會還規定在場的所有信徒必須高唱阿根廷國歌。
在這些活動中，天主教的音樂、服飾、建築、通諭等一系列典型標誌都逐步地與政府想要構建的「民族性」聯繫在一起，逐步增強了教徒對新興民族特質的認知。更為關鍵的是，來自各個不同母國的教徒，出於天主教和阿根廷的原因聚集在了一起。在聚集活動的過程中，這些來自不同國家民族的人們開始共同參與「阿根廷的歷史進程」，並隨著時日的推進，在自身逐步成為阿根廷「集體記憶」或「傳統」的同時，對阿根廷這個新興的民族國家產生了依賴與認同。
四
在逐步化解了移民對原屬國家的依賴並開始培育他們對阿根廷的認同感時，隨著移民而到來的左派思想，開始威脅到了這個新生的國家。20世紀初，由於大部分移民來自於工團主義（Sindicalismo）與無政府主義（Anarchismo）盛行的義大利與西班牙，更由於這批移民工人在阿根廷社會中邊緣的社會地位以及逐漸增長的政治訴求，左派思想在這個新興的國家中盛行了起來。從20世紀初興盛的無政府主義與相應的「阿根廷地區工人聯合會」（FORA, Federación Obrera Regional Argentina）到三四十年代興起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與相應的「工人總聯合會」（CGT, La Confederación General del Trabajo），此起彼伏的左派思想以及接連不斷的遊行罷工，不僅危害到了阿根廷政治精英構想中一個自由開放的資本主義國家的藍圖，同時也對長期以來在人民中影響甚大的天主教思想形成了衝擊。尤其是一部分激進的左派，其通過暴力手段改變社會不公的提議以及在民眾中日漸增強的影響力引起了上層政治精英和天主教會的憂慮，並遭到了他們的一致反對。
左派思潮的興起，動搖了之前政治精英和教會計劃中的立國根本，使得處於形成中的阿根廷民族性又變得模糊起來。面對這種情形，在政府通過立法、暴力鎮壓等多種手段竭力消除社會中的紅色影響的同時，天主教會也參與了進來。
與世俗政府一味打壓左派運動不同，此時的阿根廷天主教雖然反對左派，但也逐步認識到後者的組織形式以及宣傳平等的理念在中下層群體中的流行存在一定的原因和理由。隨著這一認識與觀念的發展，天主教會一方面開始宣揚那種基於教義中的和諧仁愛思想，試圖緩解並平息社會中的紛爭；另一方面也開始利用自身的影響力，在中下層群體中建立認同天主教教義的基層活動團體，以相應地抗衡左派運動。
在1913年的演講中，主教徳·安德烈亞便通過比喻的手法，勾畫了一副上下階層衝突有可能帶來的毀滅性場景：
「當衝突雙方固執己見之時，仇恨就進一步加深了，因為不同的意見和想法總是客觀存在的。然而我覺得，無論如何這些仇恨都不應該存在下去。我凝視一棟建築，觀察它由地表部分與地基構成；包括尖頂、橫梁、十字架、支撐柱以及地基。如果賦予這些不同的部分以靈魂，使得它們可以明白我的言語，那麼我將和他們說：十字架、橫梁以及尖頂，你們不會想棄地基而不顧，如果不是這麼想的話，你們終將會（由於地基不穩）而倒塌；同樣對地基和支撐柱而言，你們也不應該動搖上層建築，如果堅持這麼做，你們終究會被掩埋在倒塌的廢墟之下。」
在點明了鬥爭帶來的危害後，主教在1922年的另一份發言《當代社會的病態》（El Malestar Social Contemporáneo）中更是將這種衝突歸結為「野心使得人們相信自己有權利佔有現在不屬於他們的東西」，並認為要解決這種社會上的爭端，必須訴諸上帝的正義與愛，訴諸於天主教會。
除去通過這種調和性的言論來緩解社會的對立之外，天主教會中的一批人還在這一時期開始仿效歐洲的天主教運動，和左派思想在基層民眾中爭奪地盤。早在1892年，阿根廷教會中的開明人士費德裡克·科羅迪（Federico Grote）就建立了一個名叫「工人社團」（Circulo de Obrero）的組織，試圖在基層與盛行的左派思想展開競爭，他在一篇講話中提到了創建整個組織的原因：
「我開始為了工人群體而投身到社會工作中的主要原因便在於當時我的一個信念：那就是單純由傳教士進行的教會工作已經不能再吸引那些對教會宗教事務越來越淡漠的人們了。這一現象出現的原因，不僅在於實證主義已經侵入到社會的各個方面，還包括社會主義在工人群體中的大力宣傳。在後者的宣傳中，社會主義通過對未來幸福的暫時承諾，使得人們放棄了信仰，並最終將一切埋葬在塵世永恆的廢墟之中。」
在這一理念的影響下，組織創辦了報刊《防禦》（La Defensa），並開始在全國各地的重要城市設立分支機構。到了1920年，該團體在全國範圍內已經建立起87個分支機構，擁有了28000多名會員，並舉行了200多次公眾活動。這些活動在一定程度上吸引了工會中的部分工人，以至於社會黨在1898年的雜誌《先鋒》（Vanguardia）中點名批評了這一組織破壞了工會中的團結。一載之後，教會支持下的「阿根廷民眾天主教集團」（Union Popular Católica Argentina）也於1919年成立了。為了儘可能廣泛地遏制社會中各個群體滑向「危險的」左派陣營，他們還在其中分別建立了青年協會與婦女協會，以便更好地吸引歸化相應的人群。1909年，在由左派舉行的遊行「紅色一周」被鎮壓後，這些天主教組織打著教會的白色旗幟，走上大街小巷，開始了宣揚天主教教義、反對左派思想的「白色一周」。教會和政府均希望通過此舉，儘可能地減少那些「反叛」左派思想在民眾中的影響，從而維護這個新興民族國家的穩定。然而當政府與左派工會真正發生激烈的衝突時，天主教支持下的工會總體上依然是站在政府這一邊的。
1919年5月，時任布宜諾斯艾利斯的警察局長路易斯·德列皮亞內（Luis Dellepiane）對冶金工人舉行的罷工進行了殘酷的鎮壓，為了彈壓之後更大規模的左派暴動，軍隊開始在全城實施戒嚴。短短一周內，民眾死亡人數達到1356，受傷人數也有3000多人，同時還有20000多名工人被捕，而鎮壓的警察和軍人一共只有3人死亡，78人受傷。在這種一邊倒的情況下，教會支持下的工會依舊公開宣稱支持政府，並認為這場「騷亂」是由「職業的煽動家」造成的。同月，天主教工人聯合會還舉行了一場向鎮壓主使者德列皮亞內的致敬遊行，稱讚他為「城市的救星」。
不過，在這種極端情況下針鋒相對的舉措之外，教會也會通過另一種較為緩和甚至有益於工人團體的方式，來獲取這一群體的信任，並儘可能地化解工人與資本家之間的矛盾，試圖在吸收更多民眾進入教會的同時儘量減少社會上的暴力與衝突，並以此遏制左派影響力的增強。1917年，德·安德烈亞組織教徒遊行，要求政府通過工人勞動法案、保證阿根廷民眾的退休金、縮短工作時間並解決工人的住宿問題。不止如此，天主教工人聯合會還不止一次地參與到工人與資本家的談判中去。
綜上所述，天主教在面臨左派思潮之時，通過支持政府鎮壓、組建基層社團與其競爭以及調和工人與資本家之間矛盾等種種方式，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左派思潮對社會基層的影響，維護了自身以及當時政府的利益，某種程度上也保護了他們構想中、正在逐步成型的阿根廷。同時也正是通過此舉，天主教會將自身逐步地納入到了阿根廷的民族特質之中，並成為了其不可分割的重要組成部分。
五
正如我們在文章開頭所說得那樣，19世紀末20世紀初大規模的移民潮給形成中的阿根廷帶去生機活力的同時，也帶去了不小的危機。這一危機植根於新移民對「阿根廷民族」的漠視與不認同。在這種不認同中，還夾雜著不忌諱通過暴力手段，追求完全平等的無政府主義思想所帶來的衝擊。面對這種情形，與政府有著相同義理基礎、同時也出於自身利益考慮的天主教會加入了由政府主導的民族構建的規劃之中，並通過重大國家節日的講話、大規模的宗教朝聖、對左派的分化與打壓來達到與世俗政權結盟、維持社會影響力並將自身熔鑄進「阿根廷民族性」中的目的。同時，教會的這些行動客觀上也加強了歐洲移民對阿根廷這個新興民族的依賴和認同，幫助政府逐步構建起了大眾心中的阿根廷民族主義。
如果我們從是否達到預設目標的標準來看，阿根廷天主教的行動無疑是成功的。從政府層面上來看，天主教會在這一時期就「民族構建」規劃的參與活動，在一定程度上確實幫助了那些新到來的移民儘快地建立起了對這個新興民族國家的認同，並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當時無政府主義對民眾的吸引力。從教會自身來看，1934年第32屆國際聖體大會（Congreso Eucaristico Internacional）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的舉辦、本國教會勢力在梵蒂岡中的日漸增長、教會對後續政權的持續影響乃至天主教歷史上唯一一位歐洲外的阿根廷籍教皇方濟各等一系列事件都證明了阿根廷教會不僅成功地在國內得到了鞏固，甚至在全球宗教界和世界政壇上都佔據了相當的分量。雖然上述事件的發生雖然肯定還包含其他方面的因素，但不可否認的是，成為「阿根廷民族性」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很大程度上賦予了阿根廷天主教會獨特的地位，並對上述事件的發生起到了重要的影響。
然而，事物總是具有兩面性的。就在天主教慶幸成功地將自身融入到「阿根廷民族性」的同時，沒有人會料到在之後的歲月中，隨著具體情勢的變遷，這一看似優越的地位卻一再被各路勢力所利用，並成為了傷害教會自身的源頭。正如布宜諾斯艾利斯銀行行長阿爾杜羅·豪雷切（Arturo Jauretche）在1955年對想要推翻貝隆政府的三名傳教士說得那樣：
「現在除了貝隆和寡頭政府，沒有任何其他選擇。（如果你們一意孤行）你們只不過會像長久以來的那樣，被當做火併的炮灰，再一次被利用而已。之後那些將軍們會上臺，你們則會被丟給魔鬼。當烏裡布魯（Uriburu）上臺時，你們還年輕，那些政治保守派就渴望利用你們；之後貝隆上臺，你們又一次被利用；現在當那些自由派準備上臺了，他們又一次利用了已經歲數不小的你們。你們就是一幫傻瓜。被人利用之後又被過河拆橋，這樣的事情發生了足足有三次。」
實際上，上述的三次「被利用」還算不上是最觸目驚心的。到了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激進左派思想影響下的天主教遊擊運動以及隨著而來獨裁政權的血腥鎮壓，某種程度上都逃脫不了對天主教義理的「再詮釋以及身體力行實踐」的範疇，換句話說，某種意義上也均屬於「利用天主教」。而之所以各路人馬都會選擇天主教義理進行再詮釋，恐怕依舊需要追溯到天主教在阿根廷國家民族中的特殊地位，回溯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這段歷史。雖然如同其他文化現象一樣，我們很難對阿根廷天主教在該國歷史進程中的影響進行具體的量化分析，然而通過對歷史事件的梳理和拼貼，我們起碼可以逐步了解宗教因素在阿根廷現代社會中的地位，並從這一特殊角度入手，去進一步地深入了解該國乃至整個拉美地區的歷史。
（原文載《世界宗教研究》202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