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在上海發表反「左」文章的「歌特」是誰？
□「博洛交接」在何時何地進行？
考證是歷史研究的基礎。四重證據法是在實踐中概括出來的破解近現代史疑案的科學方法。我從事黨史研究工作是從中共黨史人物張聞天研究開始的。涉及到許多人和事，幾乎每走一步都離不開對史料的搜集與考證，體會到弄清歷史真相，需要多重證據。尤其是遇到特殊的、疑難的問題，需要綜合運用人證、書證、物證和史證這四種方法才能解決。「四重證據法」是我在破解張聞天研究的兩大難題的過程中形成的。
第一大難題：歌特是誰？
在張聞天研究中，我們遇到的第一個大難題是：「歌特」是誰？
1981年10月，我們在中央檔案館查閱三十年代黨內刊物《鬥爭》和《紅旗周報》，發現了署名「歌特」的三篇重要文章，即：《文藝戰線上的關門主義》（載1932年11月3日《鬥爭》第30期）、《在走向粉碎四次「圍剿」的路上》（載1932年11月18日《鬥爭》第31期，又載1932年12月10日《紅旗周報》第53期）、《論我們的宣傳鼓動工作》（載1932年11月18日《鬥爭》第31期）。「歌特是誰」？這是必須解決的問題。
我們首先就「歌特是誰」的問題展開廣泛的調查，希望找到人證。我們請教了當年在上海臨時中央和中央文委工作過的許多人，包括楊尚昆、吳亮平、李一氓、王學文、陽翰笙、周揚、夏衍、胡喬木、丁玲、黃玠然、李華生、樓適夷、章文晉、羊牧之、季楚書、祝伯英等，以及研究三十年代左翼文藝運動的學者唐弢、李何林等。同時，我們在《新文學史料》上發表了《文藝戰線上的關門主義》和對於此文的評介文章，希望得到一切識者的指教。
老同志回答了張聞天選集傳記組的查詢，學者們也陳述了自己的看法。雖然沒有人提供明確的答案，但他們對「歌特是誰」分別作了種種不同的推測。這樣，就把一切可能化名「歌特」的人都提了出來，得到了一張16人的名單。他們是：張聞天、瞿秋白、陳雲、博古、康生、劉少奇、楊尚昆、馮雪峰、凱豐、周揚、夏衍、陽翰笙、潘梓年、耶林（葉林、張眺）、章文晉、胡蘭畦。
直接的人證既然無法找到，原稿、手跡等更其渺茫，「歌特是誰」的答案只有從原初的書證即歌特文章本身保存的信息中去尋找了。
從文本中尋找內證進行考證的工作，從宏觀到微觀，從表層到深層，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從「歌特」三篇文章的內容和口吻，概括出作者至少必須同時具備的五個條件：（1）是黨內負責同志，很可能是臨時中央的負責同志。（2）有較高的文藝素養而又熟悉當時的文壇情況。（3）主管或指導宣傳鼓動工作。（4）了解全國各根據地的情況和反「圍剿」鬥爭的全局。（5）當時在上海，並有時間從10月下旬至11月中旬的半個月內寫出這三篇文章。對上述名單中16人逐個分析的結果，只有張聞天同時具備這五個條件。
張聞天當時是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委，主管宣傳工作，主編黨中央機關刊物《紅旗周報》（鉛印）和《鬥爭》（油印），還管理著同共產國際聯絡的電臺。張聞天同文學的關係密切，他是五四新文學家，對文學上的各種思潮、流派素有研究，對小資產階級作家的心理有切身體驗，對他們的特點和作用也充分了解。三十年代初期在上海，通過同當時在中央宣傳部、中央文委、左聯、社聯工作的瞿秋白、馮雪峰、潘漢年、祝伯英、王學文等人的聯繫，通過同茅盾、胡愈之等人的接觸，對左翼文藝運動和上海文壇比較熟悉。從當時的臨時中央會議記錄和張聞天的自傳材料，我們了解到，1932年10月25日或此後的一天，張聞天居住的團中央機關愛文義路平和裡27號遭到破壞，張聞天即離開了原來的住地和中央的日常工作，到中央設在摩律斯新村（時人訛為馬律師新村）的一個機關內住了一個月。這就有時間具體研究當時文壇的論爭，寫下《文藝戰線上的關門主義》這樣的文章。至於宣傳鼓動工作和鄂豫皖、湘鄂西蘇區反四次「圍剿」的問題，正是10月2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和10月27日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的主要問題。張聞天在這兩次會議上做報告和結論。張聞天在會後寫成《文藝戰線上的關門主義》、《在走向粉碎四次「圍剿」的路上》和《論我們的宣傳鼓動工作》，完全順理成章。
不過，僅憑上述分析，還難確證。還無法排除其他人寫的某種可能性，也無法排除其中一篇為某人所寫或某人起草的可能性。這就促使我們的考證深入一步，進入第二階段，研究文章的個人風格。
張聞天在五四運動中即有不少文章在報刊上發表。二十年代前期就因出版小說、劇本和譯作而成為頗有聲名的文學家了。他曾經去日本自修，赴美國勤工儉學，後來又先後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和紅色教授學院攻讀、任教，具有相當高的理論水平和文字修養，在長期的寫作實踐中形成了個人風格。其主要特點是：周到綿密，平和穩健，圓熟流暢中略帶歐化。拿「歌特」文章跟張聞天的文風特點比照，的確顯示出這三個特點，可以體認出歌特文章是張聞天的手筆。
然而，如果就此得出「歌特」即張聞天的結論，卻總覺得說服力不夠，過不得硬，還不能鐵板釘釘子。這樣，對於「歌特是誰」的考證進入第三階段。我們採用乾嘉樸學和統計方法，終於從原初的書證——歌特文章本身中發現了「個人慣用語」這個信息，找到了鑑定歷史文獻作者的「試紙」。
在我國考據學上，常常依據詞語的使用乃至字的寫法來判斷作品的真偽，確定作品的年代、地域、作者。用這種方法研究張聞天的文章，我們發現確有一些詞語的使用是很獨特的，是張聞天的「個人慣用語」。文章中是不是使用這些「個人慣用語」，可以成為驗證與判斷文章作者是不是張聞天的依據。我們對已知1932年張聞天所發表的54篇署名文章中的用語進行計量分析，從若干詞語使用頻率的比較中確認：「雖是」（不用「雖然」，兩詞之比為46：2，即「雖是」出現46處，「雖然」僅2處，這2處也可能是刻鋼板者按習慣誤寫。）、「如若」（不用「如果」，31：1）、「表示」（不用「表現」，26：1）、「一直到現在」（不用「直到現在」，12：0）、「與」（不用「和」，N：0）這五個詞語是張聞天主要的「個人慣用語」。用這五個詞語來測試「歌特」的三篇文章，得到的統計結果為：「雖是」與「雖然」是6：0，「如若」與「如果」是3：0，「表示」與「表現」是1：0，「一直到現在」與「直到現在」是3：0，「與」與「和」是65：0。說明「歌特」的「個人慣用語」就是張聞天的「個人慣用語」，歌特與張聞天是同一個人，歌特是張聞天的化名。
為慎重起見，我們又做了兩項工作。
一項工作是，從張聞天思想觀點的連續性和貫穿性進行驗證。我們查閱了張聞天一生所有論文藝、宣傳與反「圍剿」的文章，「歌特」文章中的觀點和提法在張聞天這些著述中得到印證，並清楚地顯示出發展的軌跡。我們查閱了1932年10月下旬兩次中央會議的記錄，在10月25日常委會上，張聞天作報告總結鄂豫皖地區反「圍剿」鬥爭的歷史和教訓，指出「開始時沒有集中力量給敵人以一個有力的打擊」，「不了解開拓新的陣地以威脅敵人」，「機械地死守原來的地區」等問題，指示「現在既已過路西，就可以在那一帶去開展新的陣地。」在10月27日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張聞天作報告談論黨內反傾向鬥爭，指出「黨內左傾情緒的增長，自北方會議後，的確是值得我們注意的。」在結論中進一步指出：「左的問題，我們今天的提出，確與過去提的是不同的。在革命危機在全國增長中左傾是易發生的。」幾天後的歌特文章正是會上報告、結論的繼續和發揮,是對會議精神的貫徹。
又一項工作是，運用前述方法論證16人名單中其他15人之不可能為「歌特」。張聞天選集傳記組同志查閱了《鬥爭》從創刊號起（1932年1月）至刊載歌特第一篇文章的第30期（1932年11月）止，除張聞天的文章以外的全部133篇文章，確實沒有一篇像「歌特」文章那樣使用張聞天的「個人慣用語」的。還查閱了瞿秋白那一時期發表在《鬥爭》和《布爾什維克》上的13篇文章，其中除有兩處用「表示」（不用「表現」）之外，在「歌特」文中大量出現的張聞天的「個人慣用語」也完全沒有出現。至於「與」與「和」，瞿秋白是混用的，而「和」的使用頻率大大超過「與」。從個人慣用語可以證明，「歌特」不是瞿秋白。
綜合以上對於「歌特」文章探究所得，我們寫出了一篇考證「歌特」是張聞天化名的考據文章《「歌特」試考》，印發徵求意見。楊尚昆覆信同意我們的考證，確認「歌特」「是聞天同志的筆名。」（楊尚昆1983年3月26日《給劉英的信》，載《文獻和研究》1984年第2期。）胡喬木表示「同意程中原同志的考證」。李何林認為考證文章「說服力很強」。唐弢說「你們的考證是可信的。」（張聞天選集傳記組整理：《有關「歌特」考證的通信和談話》，《張聞天論》，河海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117、118頁）
同時，也有人提出質疑。夏衍在充分肯定「歌特」文章重要意義的同時，對「歌特」即張聞天之說表示懷疑。他說：「從1931年9月以博古為首的臨時中央在上海成立起，到中央紅軍開始長徵為止，臨時中央一直由博古和張聞天主持。在這個時期之內，臨時中央依然推行極左的政治路線……張聞天同志當時還是博古的主要合作者，因此，我認為歌特即張聞天之說，也還是值得研究的。」（1983年1月22日，夏衍同張聞天選集傳記組同志的談話，談話記錄經本人審閱後基本上寫入他的《懶尋舊夢錄》一書的《歌特的文章》一節，以上引文引自該書，三聯書店1985年版，第214頁）
夏衍的質疑，提醒和啟發我們認識到，對「歌特」文章的考證雖然已經做了大量溯源探流的工作，尋找了有力的史證，但畢竟主要著眼於文藝、宣傳方面，有局限性。應該把「歌特」文章放到張聞天思想體系的發展演變中去考察，放到1931年至1935年黨從第三次「左」傾路線到遵義會議實現偉大歷史轉折的過程中去考察，並儘可能弄清楚中央領導核心內部思想、策略以至路線上的一致與分歧，組織上的聚合與分化，才能在更深廣的層次上、更有力地論證「歌特」即張聞天的結論。在這時，胡喬木指出，此文說明「張聞天當時思想中既有『左』傾的一面，也有反『左』傾的一面」。經他這一點撥，我們豁然開朗。
在夏衍的啟示和胡喬木的點撥下，我們比較系統地研究了張聞天從「左」到反「左」的思想演變軌跡，並進一步認清張聞天之所以能寫出「歌特」文章的原因及其在張聞天思想發展過程中的意義。
誠然，張聞天在九一八事變以後一開始並沒有認識到民族危機下國內階級關係的變動，他一度宣傳了中間勢力是最危險的敵人的「左」的觀點，寫過像《滿洲事變中各個反動派別怎樣擁護著國民黨的統治？》那樣的打擊中間勢力的文章。但客觀形勢的發展使他的思想起了變化。特別是經過「一·二八」淞滬抗戰，十九路軍將士奮起抵抗，上海各界民眾抗日熱情高漲，更使張聞天有了實際的體會。因此，在「歌特」文章之前，將小資產階級作為革命力量加以團結，已經是張聞天明確的重要策略思想；對一些「左」的現象、提法和錯誤做法也有所覺察並提出批評；張聞天也認識到中間勢力並非最危險的敵人，他曾力圖爭取胡秋原，想通過胡秋原去做十九路軍將領陳銘樞等的統戰工作。
1933年2月進入中央蘇區後，張聞天參加了反「羅明路線」的錯誤鬥爭。但沒有多久，由於接觸了蘇區的實際，他即從比較熟悉的經濟、文教政策開始，批評和反對「左」傾錯誤政策。在對待福建事變和十九路軍反蔣行動的態度上，他同博古的策略主張完全不同。中共六屆五中全會和二蘇大會以後，張聞天的地位明升暗降。從黨中央排擠到中央政府，又從中央政府排擠出去。組織上呈現分化的趨勢，在策略思想和路線上則出現明顯的衝突。首先是在廣昌戰役失敗後的中央軍委會議上博洛發生了公開的激烈的爭論。接著，張聞天著文公開批評流行的「『左』傾總要比右傾好些」的觀點。到長徵出發前，張聞天在撰寫的動員長徵的社論中，對「左」傾軍事路線進攻中的冒險主義、防禦中的保守主義採取了否定態度，宣傳了國內革命戰爭的長期性，保持有生力量等毛澤東的軍事思想，站到了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路線的一邊。在長徵途中，他同毛澤東、王稼祥結成中央隊三人團同錯誤軍事路線作鬥爭，直到取得遵義會議的勝利。
由夏衍的質疑引起的這一番探究，我們進一步認識到，在第三次「左」傾路線時期，張聞天的思想經歷了一個由「左」傾到反對「左」傾的發展過程。在九一八事變特別是一二八事變以後，反對「左」傾的一面逐步發展起來。首先在熟悉的文藝、宣傳方面有所突破。到中央蘇區以後，又從比較熟悉的經濟、文教逐步擴展到統一戰線、軍事指揮、肅反等領域，最後上升到反傾向鬥爭、戰略思想等高度。在反對「左」傾的一面逐漸發展的過程中，張聞天同「左」傾中央主要領導的關係也經歷了一個思想上由一致到分歧而至對立、組織上由聚合到疏鬆而至分化的發展過程。掌握了1931年至1934年長徵出發前張聞天思想變遷的徑路，理清了張聞天自覺轉變的過程，再來看「歌特」的文章，顯而易見，它絕不是一個孤立的現象。它是張聞天掙脫「左」傾錯誤的起步，是它對「左」傾思想的第一次突破。「歌特」之為張聞天，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作為「左」傾中央的主要負責人之一，張聞天首先開始在局部反對「左」傾錯誤，寫出《文藝戰線上的關門主義》這樣的反「左」文章，是完全可能的。而此文的發表，不僅指導左翼文藝運動開始自覺地擺脫「左」傾關門主義，成為左翼文藝運動前後期劃分的界碑，而且說明「左」傾臨時中央領導核心的指導思想開始出現了分歧。對於張聞天來說，恰正成為他從「左」傾錯誤開始向反對「左」傾轉變的標誌。
我們的考證得到各方面的認可。《文藝戰線上的關門主義》和《論我們的宣傳鼓動工作》收入1985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張聞天選集》；1991年出版的《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評論張聞天化名歌特於1932年11月發表的這兩篇文章是「對『左』的指導思想的突破」的「徵兆」。（該書第113頁）
第二大難題：博（古）洛（甫）
交接在何時何地進行？
在張聞天研究中，我們遇到的又一個大難題是：博洛交接在何時何地以怎樣的方式完成的？
對於這個黨史上的重大問題，1984年9月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關於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若干情況的調查報告》作出如下回答：「洛甫同志接替博古同志的職務，是1935年2月5日前後在雞鳴三省一帶，當中央政治局常委進行分工時決定的。」這個回答是對的，但還不夠。人們要問：雞鳴三省一帶，究竟是哪裡？2月5日前後，是前還是後？究竟是哪一天？我們在徵委會調查的基礎上進行了一番考證。
關於博洛交接地點的考證。陳雲當年的遵義會議傳達提綱、周恩來1972年的講話、楊尚昆1975年的回憶文章，都說博洛交接的地點是在雞鳴三省。那末，雞鳴三省在哪裡呢？它是一個什麼樣的地方呢？舊地圖上標明為雞鳴三省的地點，位於四川、雲南、貴州三省交界、赤水河與渭河交匯處，亦稱「岔河」。這是一個渡口，周圍峰巒環繞，都是懸崖峭壁，無路直通扎西。實地考察，中央縱隊那麼多人馬根本沒有辦法在此處宿營過夜。經調查，事實上長徵中也沒有紅軍部隊在這裡駐過。所以，博洛交接的地點雞鳴三省不可能是特指的這個雞鳴三省即岔河。
雞鳴三省同時又是一個泛稱。是說這裡地處三省交界，公雞啼鳴，三省皆聞。
這樣，博洛交接的確切地點自然要到泛稱雞鳴三省的地域範圍內去尋找。由此產生了分歧。曾經有貴州畢節縣林口，四川古藺縣石廂子和雲南扎西縣（今威信縣）水田寨諸說。何說為是？它必須滿足兩個條件：一是屬雞鳴三省範圍，一是中央縱隊在這裡住了一夜。現存電報、日記證明，同時符合這兩個條件、有資格被確認為博洛交接的確切地點的是水田寨附近之高坎（或花房子）。1935年2月3日22時朱德致各軍團首長的電報、2月4日23時半朱德致各軍團首長的電報，這兩則電報說明，中央縱隊2月3日抵石廂子，在那裡住了兩夜，定2月5日「進到水田寨宿營」。又，2月5日21時半，朱德致林彪電、2月6日22時，朱德致林彪電，這兩則電報說明，中央縱隊2月5日在水田寨地域住了一夜，2月6日走出雞鳴三省範圍，到達石坎子。
當時的電報、日記又告訴我們，2月5日晚上中央縱隊並沒有駐在水田寨街上。2月5日21時半朱德致林電說到，水田寨街上「滇軍一部守老堡與我對峙」；軍委三局政委伍雲甫2月5日日記：「由石廂子出發，經水田寨，團匪據炮樓二座擾亂，繞山道至花屋子宿營」；五軍團參謀長陳伯鈞有病坐擔架行軍，2月5日日記也記，到水田寨「因敵固守碉堡，不能立即攻克，造成對峙形勢」，「晚間彎過敵堡」，「到宿營地時已次日二時了！」一些當時在軍委工作的老同志如呂黎平（軍委一局作戰科參謀）、李質忠（軍委總部機要科機要員）、曾三（紅軍通訊學校校長兼政委）等回憶，同電報、日記所說類似。（均見《紅軍長徵過昭通》一書）
經實地調查，中央軍委駐地在水田寨街西邊二三裡路的幾個小村寨，由東向西為：樓上、花房子、高坎、芭蕉灣。從實地考察和訪問當年目擊者的結果分析，芭蕉灣不夠安全；花房子架了很多電線，是通訊部門駐地；高坎居中，中央負責同志在此開會較為相宜。不過,花房子有前後兩造,不排除中央負責同志在此開會的可能。地點基本肯定下來，時間從上述電報、日記所載可以確定為2月5日。
肯定博洛交接的時間為2月5日還有重要的書證：2月4日和5日中央蘇區與中共中央之間的來往電報。1935年2月4日，留在中央蘇區的中央書記處書記項英致電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提出「目前行動方針必須確定」，究竟採取什麼方針「均應早定」，並批評黨中央和中央軍委「自出動以來無指示，無回電，也不對全國布置總方針」。（見《中共黨史資料》第22輯，中央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年版）2月5日，中央分局又電中央，提出關於中央蘇區「行動方針」的「兩個意見」和「對各個蘇區的領導」問題，「請立復」。（見《中共黨史資料》第22輯）要求中央決策真是到了十萬火急的地步，改變中央領導狀況到了刻不容緩的地步。張聞天感到，現在是到了執行遵義會議決定的「常委中再進行適當的分工」的時候了。於是就提出「要變換領導」。項英的這兩份電報可以從一個側面說明「洛甫那個時候提出要變換領導」的直接動因，同時也是博洛交接在2月5日進行的一個契機。正因如此，張聞天接替博古擔任黨中央總書記後所要解決的第一個重大問題，就是中央蘇區的戰略方針和組織領導問題。2月5日中央書記處給中央蘇區分局的電文就是實現博洛交接後張聞天主持中央發出的第一個電文。電文開頭稱「政治局及軍委討論了中區的問題」，指示「應在中央蘇區及其臨近蘇區堅持遊擊戰爭」，「不許可有任何動搖」，並要求「立即改變你們的組織方式與鬥爭方式」；關於組織問題，重新任命了革命軍事委員會中區分會的組成成員，其中重要的一點是讓陳毅重新回到軍事領導崗位。電文結尾又說：「先此電達,決議詳情續告」。（詳告2月5日會議決定的長電於2月13日發出）這就清楚地說明，2月5日實現博洛交接後召開了政治局會議，討論確定了中央蘇區的戰略方針和組織問題。
2月4日至5日的這些電報，確實是確定博洛交接的時間為2月5日的有力證據。
張聞天從2月5日就任總書記後，立即同毛澤東配合合作，團結政治局和軍委領導同志，貫徹落實遵義會議精神，糾正「左」傾軍事路線錯誤，把領導全黨、全軍實現戰略轉變，粉碎敵人圍追堵截的歷史重任承擔起來。從現存有關文件、電報、日記和回憶材料，結合歷史狀況和實地調查，我們對博洛交接後洛甫的作為進行了考察和必要的考證。說明：從2月6日至10日，從水田寨至扎西鎮，一路行軍一路開會，作出了回兵黔北的決策（2月6日至7日在石坎子、大河灘），通過了《遵義會議決議》（2月8日在院子），作出中央紅軍縮編的決定和二、六軍團戰略方針與組織問題的決定（2月9日在扎西鎮江西會館），召開了軍委縱隊幹部大會，傳達了遵義會議精神和中央的戰略決策與當前任務（2月10日在扎西鎮）。可見，張聞天就任總書記以後於2月上旬召開的扎西會議是黨史、軍史上的一次重要會議。它是遵義會議的繼續和完成。2月上旬的扎西，成為長徵途中落實遵義會議精神、實現全黨全軍偉大歷史轉折的總指揮部。
這個問題的解決同樣得到各方面的認同。2011年7月出版的《中國共產黨歷史大事記》第一次如實作了以下記錄：「（遵義會議）會後，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雲南扎西（今威信）連續召開會議，決定以張聞天代替博古負中央總的責任，審查通過《關於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並決定加強對中央蘇區和中央分局以及對紅二、六軍團和紅四方面軍的領導。」（該書第28頁）
「四重證據法」
從破解兩大難題的實踐中，我們體會到，對重要、複雜的問題進行考證，要綜合運用四種方法，這就是：
一、人證，口述歷史，證言。包括大量回憶錄、訪談錄。
二、書證，即書面的、文字的證據。通常說的檔案是最主要的內容。包括：日記，書信，電報，文件，批示，講話，談話，會議記錄、紀要、簡報，報刊資料（新聞報導），書籍,等等。當然，對其真實性、可靠性、正確性，也需要考辨。
三、物證。除了實物之外，包括實地考察、社會調查等。
四、聯繫事件的來龍去脈，人物的思想發展，理論觀點的源流影響，人物之間的相互關係、相互影響，不同事件、人物的比較、對照，國際、國內大勢等等，進行分析、論證。這是正確認識和解決現當代歷史事件和人物研究中遇到的問題時需要運用的重要證據和方法。姑且叫做「史證」。
通過綜合運用人證、書證、物證、史證四種方法，分析研究，使史料成為證據，來考定歷史人物的作為、著述，歷史事件的真相。這種方法，套用王國維「二重證據法」的概括，我把它稱為「四重證據法」。其要義是從四個方面尋找史料並進行考辨、考釋，使之成為證據，得出結論或者證實結論。
上面說的四重證據法，是事後歸納出來的。當初只是遇到了問題，按照唯物史觀從事實出發、在聯繫和發展中進行研究的要求，想各種各樣的辦法來求得解決。歸納出四重證據法以後，遇到問題就比較自覺地綜合運用這四種方法來解決問題了。在運用的過程中，證明綜合運用四重證據法是有效的，是可以幫助我們較好地解決問題的。在以後的研究工作中，我們比較自覺地運用四重證據法，解決了黨史、國史上的五個重大的疑難問題。筆者將在下文予以詳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