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家莊村委會
6月23日下午，呂家莊村第六生產隊組織噴除草劑，當天參加集體勞動的女社員有30多人
近60年裡，高能權一直是這個村莊的最高領導人。
如今，呂家莊村這位91歲的黨支部書記仍然每天準時出現在他的辦公室裡。20多年前的一場車禍使他的右腿膝蓋處埋下了幾根鋼釘，以至於走路的時候，步伐緩慢，總是留下一串拖鞋在地上滑動的聲響。一位村幹部叮囑，如果他走路時低著頭，就先別打擾，那是老支書在思考。
老支書的思考決定著呂家莊村的命運和未來。
比如他在1982年作出的思考，便直接決定了這個村莊現在的面貌。那一年，當「包產到戶」的浪潮席捲全國的時候，這個隸屬於河北省晉縣（今晉州市）東卓宿人民公社的生產大隊並沒有把地分了。無論在當時還是現在，老支書都說:「分了不沾（方言，指不行）。」
所以，如今只要走進呂家莊村，人們就會發現，工分、口糧和集體勞動這些人民公社時期的印跡，至今仍是這裡5558名社員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
這裡從生產工具到騾馬牲口都歸集體所有。
這裡的人們通常不叫「村民」，而叫「社員」。
這裡沿用著口糧的說法。上午把麥子收下來，下午就分到各家，購糧款按照市場價從年底的分紅中扣除。
這裡從幹部到社員家的房子都一般大，宅基地都是2分4釐（約160平方米），最後建成式樣相仿的2層小樓。
這裡有一望無際的麥田，成片的果園，時常能碰見社員們聚攏在一起，從事集體勞動。
對這個國家來說，這些都已經是久違的場景。
「幹好幹壞一個樣，幹多幹少一個樣」
幾年前，曾有新華社記者在呂家莊村拍過一張照片，內容為「河北農民加強冬小麥田間管理」，很快就被網友質疑是擺拍，因為「巴掌大的麥田，噴藥的農民竟多達6人以上」。質疑者言之鑿鑿地指出，自從人民公社制度土崩瓦解之後，在田間地頭只可能看到「單兵作戰」，這種「大兵團作戰」的場面早就一去不復返了。
其實，在呂家莊村，這種場景並不鮮見。
6月24日下午3點30分，第七生產隊的社員三三兩兩地騎著自行車，趕往村子西口的麥田集合。
當天，幾大門戶網站都在播報，說石家莊地區的氣溫將超過42℃，是全國最熱的地方。但是，「就是100℃，也得出來掙工分吶。」社員高紅軍（化名）說。他手裡攥著刮板，正靠在一棵楊樹下乘涼。
在這裡，只要參加集體勞動就可以記工分。於是，一位下了班碰巧從田邊經過的社員，也借了個刮板，加入到這個隊列。一名剛結束期末考試的初二學生也從這裡開始了人生中的第一次集體勞動。
當天要幹的活兒叫刮壩兒——30多畝地，每隔大約8米堆起一道土壩，以便澆地的時候能擋住水。這一天，生產隊長派來代班的，是一個「肚子最鼓的」中年人。他拿著記名的小本子，忙著給到場的23名社員派活兒。在這裡，不管幹的是什麼活兒，只要出一次工，通常記10分。依據年齡大小記工有所不同。那位初二的學生第一次勞動，10分只能記0．45個工，以後逐年增長。等結婚就算成年了，可以記0．98個工。在第七生產隊，去年1個工相當於15.5元。
「除此之外，幹好幹壞一個樣，幹多幹少一個樣。」帶班的直言不諱地說。現在算農忙的時候，人還少些，等春天沒活兒幹的時候你看吧，這個500多口人的生產隊會冒出130多個勞力，只要在地裡待上10分鐘，記了工，就一鬨而散。
正說著，刮壩兒的幾位也散了。有人掏出了香菸，有人躲到陰涼處玩起了撲克牌，高紅軍走到一旁的果園裡摘了個還沒熟的蘋果，啃了兩口。30多畝麥田，大概有3個標準足球場那麼大，但不到20分鐘，社員們就草草幹完活兒收工了。
帶班的對此早就習以為常，望著高低不平的壩兒，說了聲「就這麼著吧」，便搖搖頭交差去了。
兩天後，這次集體勞動的「後遺症」顯現了出來。「倒黴的」高紅軍被派到這片麥田裡澆地，水剛放出來，前天才刮出來的壩兒就頂不住了。「（水）都他媽的跑過來了。」高紅軍一邊罵，一邊鏟土堵壩。另一頭該澆的地沒澆到，他還得用鏟子往上撩水。
一個旁觀的社員把矛頭指向久不露面的生產隊長:「他們當官的也不做活兒，也不露面，掙的錢頂兩個人，你說社員們能做好了？湊活給你刮上點兒就算清咧。」
前一天剛播下去的大豆，被高紅軍一鏟一鏟拖泥帶水地挖出來，都填在缺口上了。「那能帶不出來啊？可你說我上哪兒找土去？要是自己的地，播種前就整平了，誰捨得糟蹋種子啊！」
幹了沒多久，眼看著別的社員已經歇了，高紅軍決定，澆不到的地就算了，其餘的地下午再說。
餘下來的休閒時光，過了而立之年的高紅軍一直在抱怨:現在的小年輕給集體幹活兒不賣力氣。他似乎忘了，就在兩天前，他自己也並沒有怎麼賣力地為集體幹活兒。
王平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