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城市決策的惟一的出路是民主程序，即讓每個群體都有機會參與立法與決策，讓其自行表達自己的價值和利益訴求。不同訴求必須在民主程序內進行折中平衡，取其最大公約數
城市在西方歷史上有特殊的含義。在中世紀的封建秩序中，教會與世俗君主從城堡中統治著分割的土地。城市卻在這個統治秩序之外，城市從一開始就是自由的。
自由在中世紀的含義就是免於國王和教會的不正當侵害。比如在倫敦，現在還保留著一個慣例：如果沒有市長的批准，甚至女王也不能踏入倫敦城。
至於在城市內部，則是自治的。其後隨著個人自由發育，行會解體，城市則普遍地成為市民的民主自治。在沒有封建包袱的美國，市鎮從一開始就是自由人共同參與的自治，美國的整個治理體系就是以市鎮自治為基本單位，自下而上地構造出來的。
在中國，城市的發育傳統與此完全相反。但自秦行郡縣制以來，城市首先是行政權力自上而下地進行統治的節點。20世紀中期建立的計劃經濟，使城市與權力的關係更為直接。
在城市內部，行政權力是支配性的。城市集中了國家機關和國有經濟部門，人們被普遍地納入到「單位」中。國家通過「單位」管理每個人，不僅安排每個人的經濟活動，也安排其政治生活及日常私人生活。在這樣的城市治理體系中，個人是被管理、被動員的對象。政府發布命令給單位，單位裡的人們及其家屬主動地被迫遵從。
但80年代之後，這種秩序逐漸地鬆動了。個人逐漸走出自上而下的國家控制體系，成為某種程度的「自由人」。此時，每個家庭都擁有數量不等的財產，有不同的利益，具有不同的價值觀念。
儘管如此，政府仍然延續著舊的治理模式，試圖自上而下地治理城市。藉助於保存下來的控制體系，這種方式仍能發揮一定作用。但政府顯然遇到了很多困難。最大的難題是，人們的利益已經分化，觀念也不再統一，因而，不可能所有人都認可政府的命令。相反，有些人可能會覺得自己的權利或利益遭到了侵害。比如，政府為了發展經濟而拆遷房屋，屋主會跟政府討價還價。或者像廣州禁止電動自行車，可能得到部分騎自行車的民眾的支持，但遭到電動自行車生產商和電動自行車消費者的反對。
面對這樣的趨勢，明智的政府的惟一選擇是，改變自己的治理模式。當城市市民已經成為一定程度的自由人的時候，政府的治理也必須以他們是自由人為預設。
在一個由自由人組成的城市中，政府制定出正確而可行之立法與決策的難度大大提高了，因為政府面臨收集民眾高度分散的偏好的難題。單靠政府單方面的科學決策或者調查研究，無法解決這個難題。
惟一的出路是民主程序，即讓每個群體都有機會參與立法與決策，讓其自行表達自己的價值和利益訴求。
每個人都有表達和參與的權利，並不意味著每個人的訴求都是正當的。民主意味著總有一些人的願望得不到實現。那麼，究竟誰的訴求該被忽略？既然人人平等，誰也不具有優越性，則不同訴求就必須在民主程序內進行折中平衡，取其最大公約數。
這也正是政府發揮作用的地方：立法及行政機構內部專業人員的作用就是理性地對不同訴求進行平衡，使得民意折中的結果，同樣合乎理性，合乎原則，而不純粹是利益博弈的結果。
由此可以看出，城市治理的發展方向是近代以來所確立的基本模式：自治。自治並不意味著沒有政府。但是，這個政府必須對民眾負責，其立法與決策程序必須是自下而上的，各群體市民能夠平等而廣泛地參與。否則，城市就沒有資格說自己是現代的，也不可能有一個良好秩序。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秋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