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英傑
[摘要]
本文基於對總需求衝擊在宏觀經濟波動中的長期非中性的理論，對疫情衝擊下的世界經濟波動做了基本的描述和分析，並就我國如何在短期和中長期應對總需求衝擊提出了建議。本文認為短期的救助措施不可或缺，但長期的以提高供給質量為核心的政策措施，比如加大公共衛生基礎設施建設和教育投資，以及加速推進要素市場化配置進程，才是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基石。
[關鍵詞]
COVID-19;總需求衝擊;基礎設施建設
[中圖分類號] D63 [文獻標識碼] A
COVID-19疫情對全球經濟的衝擊，更多地表現為需求的急劇萎縮，屬於需求側的重大擾動。這一重大擾動的特殊性在於其誘因的特殊性，即具有強烈傳染性的疾病所致。Hirshleifer通過分析 14 世紀西歐的「黑死病」疫情，詳細探討了突發災害事件對宏觀經濟的短期和持續影響。[1]此次疫情使人類的衣食住行皆遭受限制，陸海空交通一度幾乎中斷，第三產業受到重創，波動漸次蔓延至第二第一產業，最終導致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的受損。需求的緩慢恢復、資源的重新配置以及全球產業鏈態、供應鏈態的重塑，使得世界經濟的發展前景處於極大的不確定性之中。
本文首先概覽總需求衝擊在宏觀經濟理論中的定位，然後分析當前全球經濟特別是實體和金融在總需求衝擊下的狀況，最後提出我國應對之策的相關建議。
一、宏觀經濟理論中的總需求衝擊
在現代增長理論的主要開拓者Harrod的開創性文章中，總需求在經濟增長中起著關鍵作用。[2]凱恩斯主義更是強調需求在促進經濟增長和就業中的核心地位，比如Robinson（1962）和Kahn（1959），Sen（1970）和Wan（1971）在他們的著作中亦作如此認知。[3][4][5][6]後凱恩斯主義或結構主義的非主流經濟學家也建立了總需求決定增長的模型，他們認為從長期來看，經濟增長率可以通過增加總需求來提高，例如，增加政府開支。然而，這些模型在肯定總需求的同時，似乎拋棄了總供給，而這恰恰與主流增長理論家所鍾愛的總供給因素決定長期增長的觀點背道而馳。
在大多數宏觀經濟模型中，總需求和總供給相互作用決定經濟的短期表現，但當涉及到對經濟增長的長期分析時，總需求則退出舞臺，由總供給單方面決定增長的結果。比如早期的新古典主義（Solow, 1956)）形式，[7]以及後期的新增長理論或內生增長理論形式，[8]都同樣忽視了總需求。總需求的變化只是會導致產出趨勢的暫時偏離，而這種趨勢完全是由供應因素決定的（資本積累、勞動力增長和技術進步），因此GDP是「趨勢穩定」的。在真實的商業周期文獻中，可能會出現持續的偏離趨勢現象，但這通常被解釋為意味著供應方面的因素如技術的衝擊，在經濟波動中起主導作用。因此，對於總需求衝擊是否會對產出和生活水平產生長期、不可逆轉的影響，正統的經濟增長理論幾乎無一例外地給出了否定的答案（Dutt &Ros,2007）。[9]這些理論試圖表明，在長期均衡中，人均收入的增長率取決於供給側因素。他們沒有在分析中引入總需求，假設經濟總是處於充分就業狀態，所有的儲蓄都用於投資。因此，對於主流宏觀經濟學家而言，總需求只與短期和周期研究相關，而與增長研究無關。其明顯原因是，市場機制解決了長期失業和總需求與供應總量偏離的問題。
概而言之，在凱恩斯主義增長模型中，總需求決定增長，忽視了總供給的作用；而在新古典主義和新增長理論的主流增長理論中則沒有總需求的位置。當然，也有學者一直在做二者的融合工作，試圖建立一個綜合總需求和總供給的增長模型。比如Cornwall（1972，1977）、Palley（1996，2003）從後凱恩斯主義的角度，Martin & Rogers（1997）、Blackburn（1999）從內生增長理論的角度，都在做著綜合的工作。[10][11][12][13]Dutt（2006）非常正確地批評了主流增長理論完全忽視總需求的作用，認為除非對技術變革的本質做出極端假設，即技術對需求的變化沒有足夠的響應，總需求擴張的影響將是有限的或完全無效的。[14]但事實上技術的內生性，允許總需求（投資需求的外生變化或政府政策的變化）在長期影響經濟增長方面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在實際經濟生活中，收入分配的改善通過低收入階層邊際消費的提升可以提高經濟增長率，擴張性的財政和貨幣政策可以對增長產生積極的影響。另外，在意外的危機比如此次疫情發生時，必須重新考慮提高儲蓄率和削減政府赤字以提高經濟增長率的效果。因為通過減少總需求，這些政策的效果很可能會抑制長期增長。還有，為應對危機而採取的緊縮財政和貨幣穩定政策很可能產生長期的壓抑效應，從而加劇危機本身的影響。當然，我們強調總需求的作用，也並不意味著在現實中，能夠可以通過擴大總需求來無限期地實現增長，這就需要考慮供給方面的因素，比如技術變革的響應能力。
雖然新古典增長理論也曾經意識到在他們的理論中忽略了總需求對增長的作用，但主流增長理論即使是承認需求對經濟增長的短期作用，總體上還是不承認需求衝擊的長期性影響，即認為需求衝擊長期來看是中性的。
Blanchard和Quah（1989）在他們的開創性論文中提出基於總需求衝擊對產出沒有長期影響（即總需求長期中性）的假設，來識別需求和供應擾動。[15]然而，總需求衝擊的長期中性假設並非毫無瑕疵。Blanchard和Quah自己也提出了關於這種假設可能不正確的擔憂。通過資本積累或邊做邊學，需求擾動可能會對產出產生持久的影響。最近，Keating（2013）發現，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經濟體中，總需求衝擊對產出具有長期影響。作者還總結了一些需求衝擊對產出產生永久性影響的理論，包括貨幣的非超中性、長期財政政策效應和勞動力市場的滯後效應。[16]其中一些理論，如Tobin（1965）發現總需求對產出有積極的影響。[17]相反，另外一些學者，如Dornbusch和Frenkel，（1973），Baxter和King（1993）得出的結論則是，需求衝擊對產出的影響可能是模糊的或負面的。[18][19]最近，Chen和Net?unajev（2016）的研究結果表明，積極的需求衝擊可能導致產出的永久性積極變化。[20]作者雖然沒有研究消極的需求衝擊是否也有可能導致產出的永久性消極變化，但既然需求衝擊的非長期中性特徵存在，消極衝擊對產出和就業的長期副作用也不能不考慮。
我們贊同Fazzari等人（2013）的觀點，作者認可如果不擴大供應，經濟增長不可能無限期持續下去，但在提出的模型中，需求幾乎在所有時間點都驅動著增長。[21]第一，實現充分就業是一個長時段的任務，而在這段時間之間的任何地方，增長路徑都是由需求決定的，供給側（如技術）決定的是經濟增長的上限。第二，增長路徑波動的區間基本上是由需求決定的，因為它的區間下限來自簡易的凱恩斯乘數原理。第三，雖然在作者的簡單模型中，供給側路徑假設是外生的，但現實中是實際需求所決定的經濟表現，而不是充分就業，會對供給側產生影響。即使是在偶爾實現的經濟周期的高峰時期，勞動力和資本的數量以及生產率很可能取決於需求決定的經濟績效——因為在正常情況下，經濟體系是低於充分就業的。
所以說，新古典增長理論以及內生增長理論等所謂正統增長理論，其背後都存在兩個主要假設，第一，在總需求衝擊之後，經濟會收斂到其「正常」增長路徑；第二，這種「正常」增長路徑不受總需求衝擊的影響，而是由其背後的實際因素如技術所決定的。真實經濟周期理論及其代表（Prescott，1983）,[22]Dutt和Ros（2007）的研究很好地說明了，為什麼在總需求衝擊之後，即使經濟一開始就在「正常」軌道上，它也可能無法回到「正常」軌道。
總需求衝擊的研究一般放在擴張性衝擊方面，就業不足時，可以使經濟從低水平均衡狀態遷移至高水平均衡狀態；即使就業充分，如果有內在的技術變化，總需求的擴張也可以導致產出的永久性增加。當然，大規模的總需求收縮（比如此次疫情所致）可以使經濟從一個高水平的均衡狀態轉向一個資本存量和產出較低的均衡狀態。如果一種衝擊因素在短期內能對經濟增長產生影響，但否認其在長期中的作用，認為其應是長期中性的觀點，無論理論上多美，現實中總是會碰壁的。我們強調某種衝擊因素的長期中性，是希望儘量剝去這種因素的人為外衣，回歸其自然本性，任由那隻看不見的手去操控，去實現經濟的自動和諧。我們以為，那些更為現實的經濟學家之所以在討論長期增長時，認為總需求問題應該放在中心位置，而不是像在有關增長的標準理論、經驗和政策分析中經常出現的那樣，被歸入研究中短期波動的範疇，正是要不僅僅檢討總需求衝擊的人為力量的存在價值，也是要在出現純自然因素所導致的總需求衝擊發生時，我們的政策幹預應該放在如何能夠使經濟力量（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等）表現得更為中性。
二、總需求衝擊下的世界經濟波動及應對舉措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2020年4月發布的《全球金融穩定報告》指出，這場由COVID-19引發的危機對全球經濟的最終影響，以及復甦的時機，都非常不確定。報告指出，這場危機對全球金融體系的穩定構成了非常嚴重的威脅。
從實體部門看，全球33億就業人口中約81%受到全部或部分工作場所關閉的影響，全球汽車、航空業收入降幅超過40%。世貿組織預計2020年全球貿易將萎縮13%至32%，波羅的海乾散貨指數已較2008年初下跌90%。從國際投資看，疫情減緩了企業的投資與擴張，聯合國貿發會預測2020年全球外國直接投資將下滑30%至40%。
截至5月10日，全球累計確診病例超396萬例，累計死亡病例超27萬例。美國更是重災區，累計確診病例超130萬例，累計死亡病例超7萬例。在疫情衝擊下全球經濟面臨衰退。從供給端看，企業面臨經營受阻、停工停產、產業鏈斷裂；從需求端看，疫情防控需要封城封國，居民足不出戶，需求大幅下挫，股票市場、大宗商品市場哀鴻遍野，特別是國際油價暴跌，能源價格在2020年第一季度下降了18.4%。在流動性匱乏重壓之下，黃金價格亦是「跌跌不休」。全球製造業和服務業採購經理指數（PMI）史無前例的下滑幅度反映了實體經濟的步履維艱。
4月14日IMF《世界經濟展望》預測，2020年全球經濟收縮3%，其中美國、歐元區和日本GDP分別下降5.9%、7.5%和5.2%。為防止出現經濟危機，各國紛紛出臺刺激性財政政策，截至2020年4月14日，在宣布實際直接財政支出的37個國家中，G7國家佔75%；中國佔11%；剩下的24%由29個主權國家分享。
這次疫情對發展中國家也是一次重大考驗。最近幾個月，新興市場遭遇了由避險情緒引發的前所未有的資本外流。不過，新興市場並沒有面臨普遍的國際收支危機。總體而言，在危機爆發前，主要新興市場的經常項目赤字處於可控範圍，資金主要來自外國直接投資和適度的外幣債務。只有個別國家容易受到外部衝擊，如阿根廷和土耳其。這些都為發展中國家應對疫情衝擊而採取積極主動的財政政策提供了較大的空間和迴旋餘地。
在總需求急劇萎縮的衝擊下，為維護市場穩定，世界各主要國家央行配合財政刺激政策也頻頻出招。COVILD-19所引發的世界經濟動蕩與2008年金融危機相比，原因迥異，但各中央銀行的行動卻異曲同工。初期不斷蔓延的疫情對商業活動造成了沉重的打擊，人們的預期和未來經濟發展的極大不確定性，導致全球資產價格下跌，促使投資者拋售高風險資產，這些風險資產的出售進一步推低其價格，降低了潛在借款人的淨值，使得放貸機構不願向信用較差的借款人放貸，此時金融市場的狀況與2008年類似。如果此時央行不出手阻止資產價格大幅下跌所形成的惡性循環，金融市場的動蕩將很快波及到實體經濟，後果將極其嚴重。
各國央行紛紛通過降低借貸成本為商業經營提供短期信貸，吸收信貸風險，降低長期借貸成本，已阻止可能出現的惡性循環，維持正常的商業和信貸活動。最近幾個月，特別是美聯儲大舉降息，實施無限量化寬鬆政策、重啟購債行動，雖然後續美國政府提到會降低購債頻率，美國政府的這些舉措主要用以維持信用流動、支撐企業與家庭信心，試圖抵消公共衛生事件帶來的經濟衝擊。歐洲央行、英格蘭銀行也是採取降息和購買資產行動，日本雖然降息空間有限，但通過資產購買計劃，其購買規模和頻率絲毫不落於後。
央行的資產購買行為雖然增加了市場流動性，但相較於市場的需求來說，特別是短期貸款市場仍然吃緊。於是，央行借貸便利計劃也成為一種可用的工具。除了重啟2007-2009年金融危機期間的一些借貸措施外，美聯儲4月初宣布，在疫情期間提供高達2.3萬億美元的額外援助，向市政當局、企業和中小企業提供貸款。對於企業部門，一方面，實行稅收減免優惠，另一方面，向大企業提供約5000億美元貸款和貸款擔保，設立約3500億美元小型企業基金，小企業如果不裁員，有機會不用償還貸款。對於居民部門，直接支付現金超2500億美元，擴充失業保險約2500億美元。對於政府部門，地方政府將獲得約1500億美元的財政援助，聯邦政府將進行超過3000億美元的直接支出。英國央行重啟了一項為銀行貸款提供資金的定期融資計劃（TFS），其中還增加了面向中小企業的定期融資計劃。歐洲央行還將非金融貸款列為優先處理事項，還通過擴大長期貸款計劃（TLTRO III），激勵銀行向企業和家庭發放貸款。日本央行的措施包括兩項，一項是為企業融資提供便利，另一項是確保回購市場穩定。
從實際操作來看，各主要經濟體央行應對COVID-19的政策範圍和實施速度已經達到或超過2008年金融危機期間的水平。中央銀行通過降低利率、購買資產、建立貸款計劃，乃至修改金融法規，來支持金融市場以期將長期經濟損失降到最低。
三、中國的應對之策
Bashar（2012）的研究表明，衰退通常源於不利的總需求衝擊，比如突如其來的需求緊縮，而衰退的持續本質上取決於需求衝擊如何影響經濟。[23]如果需求衝擊不影響供給方面，只對就業和產出水平產生暫時影響，那麼即使沒有實現任何需求管理政策，我們預期經濟可能會迅速復甦。但如果最初的需求衝擊引發了一些供給方面的衝擊，並間接影響了長期的總供給曲線，那麼經濟可能會受到衰退的長期影響。在疫情得到初步控制之後，各主要研究機構普遍預計全球經濟將會有一個V型反轉，大都認為此次疫情衝擊可能僅限於需求方面的短期衝擊，沒有影響到實際的供給潛在能力。
鑑於此，我們的政策切不可用力過猛，既有應對短期經濟下滑的急就章式的策略，亦應更多地從實現經濟長期可持續發展的視角提出相應的政策。
短期來看，通過財政補助方式，如消費券、現金補貼等形式直接發放到家庭、個人，促進個人、家庭消費能力的提升。Bai et al.（2015）的研究指出，家庭的購物努力帶來了更高的產出和可衡量的生產率。[24]當需求高時，家庭在商品市場上投入更多的購物努力，導致更大的產出、就業和衡量的TFP。Bai et al.（2014）運用美國1960年第一季度至2009年第四季度購物方面的數據進行的研究表明，需求衝擊佔產出波動和索洛剩餘量的97%以上，而真正的技術衝擊只佔這些波動的不到2%。[25]另外，通過財政稅收和相關金融政策對企業尤其是中小微企業進行緊急救助，對於穩經濟保就業具有極為重大的意義。Cai和Li（2013）證明，在突然的負需求衝擊下，當企業破產產生足夠大的連鎖效應且固定成本較高時，應該對破產企業進行救助。作者的模型是靜態的，沒有考慮其中的道德風險。[26]雖然如此，分門別類、因企施策，向企業進行緊急救助對於穩定社會預期極為重要。
為應對此次疫情所帶來的緊縮性需求衝擊可能產生的長期不利影響，我們更應該立足長遠放眼未來，使得我們的政策實施更具歷史性價值。我們認為，以下兩個方面最為關鍵最為緊迫。
（一）加大基礎設施建設力度
目前來看，主要是以新基建為亮點的基礎設施建設一馬當先，在以投資重啟經濟的過程中似乎要發揮頂梁柱作用。2018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首次提出「新型基礎設施建設」的概念，強調「加快發展5G 商用步伐、推動發展人工智慧、工業網際網路、物聯網等」。「新基建」區別於傳統「鐵路、公路、機場」等傳統基建項目，主要包含「5G基建、特高壓、城際高速鐵路和城市軌道交通、新能源汽車充電樁、大數據中心、人工智慧、工業網際網路」等方面。
2020年以來，中央多次強調「新基建」的建設。比如，3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會議再次強調，要「加快5G網絡、數據中心等新型基礎設施建設進度。要注重調動民間投資積極性」。實事求是地說，從長周期的視角來看，新基建終將取代舊基建成為經濟增長的核心驅動力；但在短周期的視角下，考慮到財政空間、政策時滯、穩增長目標，新基建尚難以接過穩增長的大旗，傳統基建以及基建補短板極有可能仍是後續的政策重心。有研究表明，人均GDP水平越高的地區，對基建的依賴度越低。以2017年的數據看，如北京、上海、廣東的基建佔GDP比重分別為8.4%、6.5%、9.6%；人均GDP水平越低的地區，對基建的依賴度較大，如西藏、青海、貴州等地區的比值分別為88.3%、60.1%、47.8%。對於三、四線小城市而言，囿於技術水平、資本存量、產業結構以及居民消費偏好等，舊基建對託底經濟以及促進經濟增長的意義相對較高，強推新基建可能反而不利於該地區的產業鏈循環以及經濟增長的穩步推進。鑑於此，在新一輪刺激經濟措施出臺之後，「熟悉的配方、熟悉的味道」之謔語，殆亦非過當之論。
中央提出「六穩」，即穩就業、穩金融、穩外貿、穩外資、穩投資、穩預期，涵蓋了經濟增長的全鏈條。我們以為，其最終指向是「穩民心」。此次經濟下滑之挑戰應對之策出臺背景，大異於2008年金融危機後所面對之形勢。其相異最大端者恐在於疫情暴發後所暴露出的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短板，與民生需求日益高昂（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所體現於日常生活生存之就業、醫療、教育、住房諸方面之匱乏）之間張力之強大前所未有。所謂「 穩民心」之措施者無他，正是習近平總書記所講：「從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入手，採取針對性更強、覆蓋面更大、作用更直接、效果更明顯的舉措，集中力量做好基礎性、兜底性民生建設，統籌做好教育、收入分配、就業、社會保障、醫療衛生、住房等方面的工作。」
「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也應該是對我們的投資方向所提出的要求。投資的目的是提升未來消費的空間和質量，同時也能夠起到刺激當下經濟的作用。能夠把二者完美結合起來的項目，就是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的民生工程，加之2020年是脫貧攻堅的收官之年，投資方向正確與否，投資結構優化與否，不僅關乎經濟增長指標之高低，更關乎人民是否得到了實實在在的收益，關乎人民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關乎民心之向背。如所言不虛，我們的投資「要著力解決好人民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特別是要下大氣力解決好人民不滿意的問題，多做雪中送炭的事情」。
比如教育，教育的均等化與人民群眾的要求還有相當大的距離，城鄉之間、區域之間乃至同城不同區之間，差異甚大。此次疫情的發生，空中課堂、智慧教育的及時補臺，讓我們看到了彌補教育公平實現教育服務均等化的可能現實路徑。5G網絡亟需加大投入，這一點市場完全可以做到，政府僅需投入引導性資金如財政貼息及稅收優惠等政策，即可以實現四兩撥千斤之作用。欠發達地區教育所需網絡基礎設施建設之資金，可採取多種市場化手段，特別是採取定向中小微企業、高科技企業之政策，吸引民間資本進入，完全可以把資本的逐利性和教育的長期性結合起來。通過採用統一教材、名師統一授課，可以實現貧困地區特別是交通不便地區學生和大城市學生接受同樣教育資源的目的。果如此，「擇校費」「擇校生」「學區房」現象恐怕也會慢慢消失。
除了國家教育經費要繼續向貧困地區傾斜、向基礎教育傾斜、向職業教育傾斜，幫助貧困地區改善辦學條件，對農村貧困家庭幼兒特別是留守兒童給予特殊關愛之外，借力抗擊疫情，國家專項債也要強制有一定比例面向教育領域。百年大計，教育為本。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教育是人類傳承文明和知識、培養年輕一代、創造美好生活的根本途徑。他還強調，實施科教興國戰略，要始終把教育擺在優先發展的戰略位置，不斷擴大投入，努力發展全民教育、終身教育，建設學習型社會，努力讓每個孩子享有受教育的機會，努力讓全體人民享有更好更公平的教育，獲得發展自身、奉獻社會、造福人民的能力。
同樣的還有醫療。醫療短板在此次抗疫中也非常突出，無論是醫療設備還是基本的醫用口罩、防護服等，以及醫護人員比重、醫院，都顯得捉襟見肘。醫院的建設、醫療設備的購置、醫護人員的培養、遠程診斷設施的建設都需要大量的投入。更為重要的是，醫保制度的完善，特別是農村居民醫保待遇的提升亦應於此緊要時期出臺相應的制度措施，寧可減少舊基建的投入，也要把投資結構的優化和投資效率的提高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
美國有關智庫也建議美國要抓住這次疫情的機會，加大公共衛生基礎設施的投入，以此推動生產率的提升和就業崗位的增加。其認為，2009年的大衰退很大因素是沒有進行基礎設施的投入所致。如果沒有基礎設施的投入，預計美國非農部門勞動生產率2020-2029年年均增長將比有基礎設施投入的增長降低0.3個百分點。有基礎設施的投入，則勞動生產率年均增速為1.7%，若無基礎設施的投入增加，則勞動生產率年均增速降至1.4%。
教育和醫療皆為人力資本之核心構成，而人力資本對一國經濟之極端重要性當是不言而喻的。Madsen和Murtin（2017）採用橫跨1270—2010年的英國經濟數據，對英國經濟率先突破馬爾薩斯式增長陷阱進入現代經濟增長的成因進行了研究。他們的研究發現，教育是推動英國經濟長期增長的首要因素。過去740年英國的年人均GDP增長率是0.5%，教育貢獻了其中的59%。作者認為，即使是制度因素也可能是通過影響教育或創新，進而間接促進了經濟的發展。[27]人力資本累積是推動人類社會跨越經濟增長各歷史階段的關鍵因素，可以說得到了學界的一致認同。
當前，我國已經跨越了馬爾薩斯式增長陷阱，進入了現代經濟增長階段或者稱以「索洛模型」為代表的新古典增長階段。在這一階段，創新型國家戰略隨著社會由溫飽型向小康型過渡而日益得到重視和實施，對創新型人才的需求也更為凸顯。不同經濟發展階段對人力資本和學歷教育的需求差異較大，目前我國人力資本發展正處於自主創新這一階段，加大對創新人力資本的投資會對我國經濟增長產生顯著正向影響。當然，鑑於我國城鄉差距、區域差距較大，東中西地區人才需求存在階段性差異，不能一概而論，而是要區別對待，將資金投入到人力資本最薄弱環節、最吃緊處，實現教育投資、教育資源的最優配置。
除了教育和醫療，還有住房等民生基本問題，涉及到人的生活質量問題，涉及到一個國家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就業是民生之本，但就業的目的還是為了有一定收入以實現個體的、家庭的可持續高質量發展。在當前不確定性依然較大的情形之下，我們以為，創造就業具有緊迫性，但通過增加對教育、醫療、住房等民生領域的大力度投資這一「曲線救國」形式，比如，可以專項增加對貧困線以下家庭嬰幼兒營養補助、中小學教育補助、食品補助，以及對農民工、城鎮失業人員的定向職業培訓等，使得個人投入、家庭投入能夠有一定程度的減輕，即使是就業率不能馬上得以提升，直接收入不能馬上增加，社會的和諧穩定也一定能夠實現。
（二）推動要素資源市場化步伐
2020年下發的《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於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明確提出，通過深化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促進要素自主有序流動，提高要素配置效率，進一步激發全社會創造力和市場活力，推動經濟發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
改革開放40餘年來，我國經濟體量穩居世界第二，經濟質量也不斷提升。但正如黨的十九大報告所指出的，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一些突出問題尚未解決，發展質量和效益還不高，創新能力不夠強，實體經濟水平有待提高，等等。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需要在轉變發展方式上下功夫。
轉變發展方式，其目的在於實現從以要素驅動、投資規模驅動發展為主向以創新驅動發展為主轉變，引發質量變革。按照英國經濟學家馬歇爾的樸素定義，生產要素就是生產某種商品所需要的東西。現在看來，主要包括勞動、土地、資本、技術、知識、管理、數據等。概而言之，生產要素主要分為人力資本要素和非人力資本（物質資本）要素，技術、知識、管理可以納入人力資本要素，土地、資本、數據等可以納入物質資本要素。
改革開放以來，生產要素的大規模投入對國民經濟總量的迅速增加功不可沒，而如今多面臨瓶頸約束：人口老齡化的壓力使得過往依靠低成本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紅利退去，實體經濟轉型不夠導致高槓桿風險堆積；獨生子女政策又致數十年來國民儲蓄率高居全球，資本邊際收益日下，已是學界共識；資源過量開採引發生態環境觸及底線，保護生態這一發展的「生命線」已刻不容緩。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之關鍵處，在於落實「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這一根本要求，遵循經濟規律，推動生產要素的自由有序流動。
市場的最大功能是發現價格，如果要素價格統一由某一主體（人或機構）決定，那麼市場就沒有存在的必要。計劃經濟的徹底失敗，從理論和實踐上都證明了市場的力量。如果要素不能自由流動，則市場不是完整的，而是局部的、割裂的，由此局部的、割裂的市場所決定的價格必定是扭曲的，扭曲的價格這一溫床所滋生的市場尋租規模的擴張會極大損害經濟社會的公平公正，其對創新的阻礙也是顯而易見。要充分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暢通要素流動渠道，保障不同市場主體平等獲取生產要素，推動要素配置依據市場規則、市場價格、市場競爭實現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優化。
此次疫情導致國內大量中小微企業倒閉，一方面是需求端的急劇萎縮所致，另一個方面來看，也是由於生產要素特別是資本要素的自由流動嚴重缺失引發交易成本（如融資成本）居高不下，導致產業結構長期無法自然升級進而陷入一種產業結構的長期「低端化」。非常時期，當有非常之舉。總說實體經濟融資難融資貴，其實融資難是主因，要素市場化條件下，不存在要素「貴」的問題。藉此抗「疫」時機，為緩解實體經濟融資難的問題，應加速推進利率市場化進程，在一定幅度提高居民儲蓄利率的基礎之上，穩妥推進存貸款基準利率與市場利率並軌。降準降息必須有提升存款利率之舉措相配合，庶幾無經濟滯脹之虞。與此同時，要增加有效金融服務供給。特別是健全多層次資本市場體系，構建多層次、廣覆蓋、有差異、大中小合理分工的銀行機構體系，優化金融資源配置，放寬金融服務業市場準入，推動信用信息深度開發利用，增加服務小微企業和民營企業的金融服務供給。推進資本要素市場化配置，還要不斷完善股票市場基礎制度，尤其要完善投資者保護制度，推動完善具有中國特色的證券民事訴訟制度，對那些欺詐發行的上市公司以及相關的保薦單位、會計師事務所等中介機構，要嚴刑峻法，絕不姑息。同時，還要進一步完善債券市場，主動有序擴大金融業對外開放。
傳統的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特別強調資本積累的作用，把儲蓄率和投資率對經濟起飛的影響看得極為重要。在經典的索羅模型中，只要保證資本積累，所有的國家無論其初始的人均收入存在多大差異，都最終會趨於收斂，但全球經濟發展的實踐證明並非如此。20世紀80年代興起的內生增長理論則強調人力資本和技術創新的內生性，試圖擺脫新古典增長理論關於技術創新的黑匣子難題。但正如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道格拉斯·諾斯（North，1989）所指出的：「我們列出的因素（創新、規模經濟、教育、資本積累等）不是增長的原因，這些是增長本身。」[28]新近興起的以阿西莫格魯為代表的制度增長學派認為，以規則、規章、法律和經濟政策等為代表的制度，是經濟增長和跨國經濟差異的根本原因，能夠從根本上影響投資對技術、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的激勵。
要素市場化是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最重要的制度創新。以要素市場化配置為重點，輔之以完善產權制度，努力實現產權有效激勵、要素自由流動、價格反應靈活、競爭公平有序、企業優勝劣汰，構建一個市場機制有效、微觀主體有活力、宏觀調控有度的經濟體制，不斷增強我國經濟創新力和競爭力。創新型國家建設的主體是創新型企業，要素市場化之所以能夠激發市場主體活力，就在於實現了生產要素麵前人人平等。不是通過不平等競爭，要素價格的雙軌制等，來實現企業的超額利潤，而是在競爭公平的氛圍之下，企業通過自身的力量競爭生產要素，配置生產資源，實現效益最大化。這才是經濟發展的真正動力所在。
[參考文獻 ]
[1]Hirshleifer J.Disasters and Recovery:The Black Death in Western Europe[R].The RAND Corporation MEMORANDUM RM-4700-TAB,1966.
[2]Harrod, R. F. An Essay in Dynamic Theory[J].Economic Journal, 1939(49).
[3]Robinson, J. Essays in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 [M].London: Macmillan,1962.
[4]Kahn, R. F. Exercises in the Analysis of Growth[J].Oxford Economic Papers, 1959(11).
[5]Sen, A. K.Introduction, in A. K. Sen (Ed.). Growth Economics [M].Harmondsworth, UK: Penguin,1970:9–40.
[6]Wan, H.Economic Growth[M].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1971.
[7]Solow, R. M. A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56(70).
[8]Barro, R. J. & Sala-i-Martin, X. Economic Growth[M].New York: McGraw-Hill,1995.
[9]Dutt, A.K.& RosJ.Aggregate Demand Shocks and Economic Growth[J].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Dynamics,2007(18).
[10]Cornwall, J.Growth and Stability in a Mature Economy[M].London: Martin Robertson,1972;Cornwall, J. Modern Capitalism: Its Growth and Transformation[M].London: Martin Robertson,1977.
[11]Palley, T. I. Growth Theory in a Keynesian Mode: Some Keynesian Foundations for New Growth Theory[J].Journal of Post Keynesian Economics, 1996(1);Palley, T. I.Pitfalls in the Theory of Growth: an Application to the Balance of Payments Constrained Growth Model[J]. Review of Political Economy,2003(1).
[12]Martin, P. & Rogers, C. A. Stabilization Policy, Learning-by-doing, and Economic Growth[J].Oxford Economic Papers,1997(49).
[13]Blackburn, K.Can Stabilization Policy Reduce Long-run Growth[J].Economic Journal,1999(109).
[14]Dutt, A. K.Aggregate Demand,Aggregate Supply and Economic Growth[J].International Review of Applied Economics,2006(3).
[15]Blanchard, O.J., Quah, D.The Dynamic Effects of Aggregate Demand and SupplyDisturbances[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89(4).
[16]Keating, J.W.What do We Learn from Blanchard and Quah Decompositionsof Output if Aggregate Demand May Not be Long-run Neutral?[J].Journal of Macroeconomics,2013(38).
[17]Tobin, J.Money and Economic Growth[J].Econometrica,1965(33).
[18]Dornbush,R.,Frenkel,J.A.Inflation and Growth: Alternative Approaches[J].Journal of Money Credit Bank,1973(5).
[19]Baxter,M.,King,R.G.Fical Policy in General Equilibrium[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93(3).
[20]Chen,W.& Net?unajev,A. On the Long-run Neutrality of Demand Shocks[J].Economics Letters,2016(139).
[21]Fazzari,S.M., Ferri,P.E., Greenberg,E.G., Variato,A.M.Aggregate Demand, Instability, and Growth[J].Review of Keynesian Economics,2013(1).
[22]Prescott,E.C.et al.Can the Cycle be Reconciled With a Consistent Theory of Expectations?Or, a Progress Report on Business Cycle Theory[R].Working Paper 239,Federal Reserve Bank of Minneapolis,1983.
[23]Bashar，O. H.M.N.The Dynamics of Aggregate Demand and Supply Shocks in ASEANCountries[J].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 2012(23).
[24]Bai, Yan, José-Víctor Ríos-Rull.Internationaland Macro Demand Shocks and Open Economy Puzzles[R].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apers & Proceedings , 2015(5).
[25]Bai, Yan, José-Víctor Ríos-Rull, and Kjetil Storesletten[R].「Demand Shocks as Productivity Shocks.」 Unpublished,2014.
[26]Cai,Dapeng&Li,Jie.Negative Demand Shocks, Knock-on Effects andEmergency Goverment Ballouts[J].The Manchester School,2013(3).
[27]Madsen,J.B.&Murtin,F.British Economic Growth Since 1270: the Role of Education[J].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2017(22).
[28]道格拉斯?諾斯.西方世界的興起[M].北京：華夏出版社，19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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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楊英傑，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文史教研部副主任、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