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選——將細菌戰的訴訟、調查和受害者救助作為宿命的人
王選出生在上海，插隊落戶到了義烏崇山村，那是她父親的村莊，是鼠疫最厲害的地方，她叔叔死的時候只有16歲。」「王選是學英語的，最想的是去美國留學的，但偏偏去了日本，她不喜歡日本，一直想不通為啥來日本留學，當她參與細菌戰訴訟那一刻她發現世界上還有會義烏話又會日語又會英語又是細菌戰受害者遺屬的除了她，並沒有第二個。1996年末，王選第一次到美國史丹福大學參加中日關係研討會，遇到了張純如，也遇到了哈裡斯剛出版的《死亡工廠》一書，王選被書中的內容震驚：從1937年就開始謀劃在中國東北建立生化武器實驗基地、日本最高級的醫學界精英參與以人體實驗拿到科學數據、建立工廠進行大規模生產細菌武器，到在中國進行實戰攻擊；東京審判期間、美國如何以戰犯免責作為交換條件，將人體實驗資料買走，聯手掩蓋所有的罪惡，免於戰犯起訴的731部隊醫學博士戰後佔據日本醫學、生物製藥、教育、科研各領域——一手的、不為世人所知的美國檔案資料揭秘。王選當即花20美金買下別人用過的一冊舊書，想著一定要把這本書翻成中文。之後王選又和日本記者近藤昭二一起將這本書翻譯成了日文。王選參與了細菌戰的訴訟，帶著日本律師回到崇山村進行調查。
王選陪著七、八十歲的老人參與訴訟，在一審到日本出庭29次，二審出庭11次，以及數不清的到日本申訴，幾乎次次拖著受害老人上下東京地鐵。東京的飯田橋和水道橋是到達後樂賓館（原中日友好會館，受害者一般都住在這裡）的必經站點，從成田或者羽田機場出來，一路火車、地鐵，最後的一站就是這兩個地方。這兩座地鐵雖然不是東京最複雜的站，但也像兩個巨大的蜘蛛趴在哪兒，它織成的網，深入地下數層，有鐵路線、地鐵線等若干個站臺，幾十個出口，這哪裡是中國從來沒有出過村口的老頭老太太應付得了的？
這些老人來日本，都是帶一箱一箱方便麵，在日本吃一餐飯他們會心疼一個月，但方便麵箱子丟在地鐵上了，得找。更可怕的是人在不應該下時提前下車，或者應該下時沒有下來，王選都急出通身大汗，瘋了似得回頭去找。
王選會抱怨。近年來她的抱怨越來越多了，可能是心裡積累的疲累塵垢太多，可能是因為老了。她抱怨中國的留學生在日本越來越多，中國赴日團體和個人每年更多，但常常是她一個中國人站在法庭上，或者只有她和幾個受害老人出現在集會上；她抱怨中國的公益資助少得可憐，有的也都是或多或少地有「附加要求」，而她是絕不肯伸手要的；她抱怨不僅獲得不了支持，還處處受打壓，四處踫壁，跟作賊似的；她抱怨學界研究太少太慢關心的太少，而她做為民間分子始終得不到應有的承認……
細菌武器是二戰中出現的人類最殘酷的殺戮方式，它比原子武器有過而無不及，它的無邊無際的蔓延、反覆的隱蔽的殺戮、對所有生命體的無選擇滅絕都是相當甚至超過原子武器的，但今天全世界都對原子武器保持警惕，但對系列化武器卻遠遠沒有相應的重視。而中國作為受害國，卻集體忘卻了這件事，若不是日本人回到中國調查，掀起民間訴訟，整個的細菌戰記憶，就是一個大黑洞。
王選是一個具有國際眼光和人道主義情懷的人，這是她的大格局。這讓她不只是「愛國者」。她不僅能夠對中國受害者保持持久的悲憫——用十年的時間隻身帶著學生志願者在浙江的鄉村遍尋爛腳老人，讓這原本在國民黨時期和建國以後都沒有被認識到的疾病，顯露出來並和日軍細菌戰建立統計學上的聯繫，而且對於日本人——那些認識到錯誤並在中國人面前下跪的老兵充滿悲憫，她希望細菌戰能夠儘快成為過去，讓他們在死亡之前能夠卸下包袱安心地死去。「戰爭無贏家，所有的人在戰爭中都不可能得到什麼，只有失去」，很多參與到和平運動中的日本律師、市民，他們參與的初衷更多是愛國者，抱著讓日本從歷史的恥辱中走出來的想法，或者還有為某個政黨的政治目標的成份在其中，在這樣一個民主的社會裡，真正像王選這樣純粹的人也不多見。
常德：鼠疫圍城
第一個確診患者
1940年－1945年，日軍將生物武器大面積用於對中國的實戰，此嚴重反人類的罪行因為美國和日本的交易，而成為一個至今沒有完全揭開的秘密。1940年開始，日軍對華發動細菌戰
1941年11月12日，12歲的少女蔡桃兒，由母親背著來到的常德教會醫院廣德醫院，她在前一天的夜裡出現高燒惡寒、頭痛噁心，全身或局部淋巴腫痛。廣德醫院的副院長譚學華醫生檢查了她的體溫：「105°（40.5°C），脈搏115，看上去她患有急症，處於神志不清狀態」。到了深夜，蔡桃兒的體溫飆升到106度（41℃），脈搏116次。一夜的艱難煎熬之後，到第二天的早晨，「蔡桃兒的皮膚開始發紺，全面陷於危急。」譚學華寫道。冬天的太陽沉重地爬上位於常德東城門外的廣德醫院二樓時，蔡桃兒沒有看到。8時，醫生報告了死亡的消息。從發病到死亡，鼠疫留給蔡桃兒和醫生的時間只有36小時。蔡桃兒家住在常德關廟前街，家裡開著一家蔡宏盛木炭店。蔡桃兒並不是第一個死於鼠疫的患者，但她是第一個被確診，第一個被解剖，並留下珍貴的病理報告的患者。現在在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和倫敦國家檔案館裡還能查到她的屍體解剖記錄。1941年11月4日，星期二，大霧籠罩著洞庭湖和湖畔的常德。6：50，空襲的警報突然響起，毫無準備的人們拖兒帶女，哭喊著往外跑時，飛機已經在常德的上空。這是一次奇怪的空襲，從1938年就遭受空襲的常德人從來沒有經歷過這樣的空襲。1938年10月，國民黨政府火燒長沙，放棄了這座城市，之後，常德便成了日軍的新目標。11月12月間，猛烈的空襲到來，炸彈和燃燒彈在城市的居民密集區炸響，對於四處逃竄的人們，日軍飛機則低空對其掃射。僅12月的一次空襲，就超過1500人死亡或受傷。但這一次完全和以往不同。大霧天一大早，一架飛機獨自飛臨常德，它飛得很低，低到離地面只有20多米，它從西邊進入城市，沿著繁華的法院街、關廟街、雞鵝巷、到東門外五鋪街、水廟街，然後又折回，在中心區低空盤旋了三周，扔下些什麼東西，就飛走了。「飛機去後，我們看到在五舖街一帶的大街小巷乃屋頂上到處是谷、高粱、麥粒、破布、爛巾等東西。」張禮忠老人回憶說。一位充滿好奇心的男子很有頭腦，他在這些東西被清掃完之前，留了滿滿一簸箕，並把這些東西帶到教會醫院。譚學華對這些送檢物進行細菌培養，發現日軍飛機撒下的糧食裡有類似鼠疫細菌的存在，而糧店取來的糧食對照，則無此等細菌。
1941年11月清晨，日軍架飛機在常德上空撒投鼠疫細菌
當時中國僅有的有鼠疫背景知識（1936年曾受國際聯盟衛生部的邀請，赴印度的哈夫金研究所從事鼠疫研究）的專家，陳文貴，11月20日接重慶命令從設有紅十字總會救護總隊部的貴州省貴陽出發，24日到達常德。15、16、18日軍政部第4防疫大隊一個中隊前、衛生署第2路防疫大隊第14隊等防疫隊伍到達常德並攜帶了血清和疫苗。幾項防疫決定迅速做出：設立隔離醫院，向全市人口進行預防注射並發給注射證；雞鵝巷、關廟街等地被劃為疫區，警戒封鎖，斷絕交通，不準居民外出；開展滅鼠行動，動員居民捉老鼠；建立焚屍爐，疫病屍體一律燒掉；全城封鎖，所有的泊船碼頭、交通站點設立檢查站，只有持注射證的人才能外出。《陳文貴報告書》是自1949年衢縣、寧波、金華等地發生鼠疫後最權威、嚴謹的一份醫學報告，成為當年鼠疫最重要的一份歷史檔案，民國政府向國際社會指控日本施行細菌戰時，使用的基本材料就是這份報告。其中的6份解剖報告，特別是龔操勝的報告，從發病病歷，到屍體解剖紀錄，到24小時細菌培養，再到動物接種實驗，全部過程完備，從而在醫學科學上坐實了對常德鼠疫的認證。然而遺憾的是，這份「嚴謹的報告」卻依然沒有能夠找到投放物和鼠疫之間的必然聯繫，陳文貴檢查從常德帶回去的穀物時，距離投放日已經過了34天，培養之後，只發現有大腸桿菌、葡萄狀球菌等，沒有發現鼠疫菌。接種到小白鼠身上，小白鼠活得好好的，什麼也沒發生。報告的最後寫道：「結論：細菌培養及動物接種試驗，該項麥谷等標本中，未發現鼠疫桿菌」。陳文貴的報告收錄了譚學華等人進行了5份屍檢報告，但卻沒有採信譚學華從現場收集物中發現鼠疫桿菌的報告。1942年3月31日，民國政府通過外交渠道向國際社會控告日本政府，提交的就是陳文貴的報告。分析陳文貴報告的任務交給英國當時最權威的波頓研究所，幾天之後，他們做出分析報告：「在飛機和鼠疫病例之間顯然不存在已經被證實了的關係」。這是陳文貴報告中致命的缺失：空投物裡沒有發現鼠疫菌，實驗中也沒有造成小白鼠的死亡。最後波頓研究所認為陳文貴報告是：「為了宣傳目的而寫」。這一判斷，使日本細菌戰陰謀一滑而過，那個躲在幕後的鬼魅，一旦沒有被捉住，便繼續進行一次又一次的細菌撒布，死亡也一次次降臨毫無設防的城市鄉村和懵懂的平民百姓。
鼠疫在歐洲被稱為黑死病，曾經禍害了歐洲近半數人口。自然鼠疫發生時，第一步是在鼠類動物之間傳染，第二步是鼠類傳染到人類，一般是鼠類身上感染了細菌的蚤類叮咬了人而將鼠疫傳染給人，或者人類接觸到攜帶病體的動物及動物毛皮而傳染。此階段發生的多為腺鼠疫，特徵是高燒、腹股溝或腋下淋巴腫大疼痛等。流行病學上將此稱為動物型流行，是動物對人的波及，以局部地區性流行為主。人間最可怕的鼠疫，是肺鼠疫。它越過了從動物到人的階段，成為人和人之間，通過空氣和飛沫的傳染。它沒有明顯的地區性限制，會隨著人的流動而傳播四方。雖然肺鼠疫一般起於腺鼠疫之後，但它擴散、發病和死亡極快，幾乎不給人類留防備與掙扎的時間。伯力士參加過的1911前後的東北大鼠疫防疫，當時長春的數萬名患者基本上死於肺鼠疫。並且，在整整10年的時間裡，肺鼠疫在東北每年都捲土重來，極難撲滅。
1941年1月中旬，大個子高鼻梁灰白頭髮的伯力士又回到常德。伯力士一來常德，目標就是常德的老鼠們。伯力士在常德解剖研究老鼠，實際上是在捕捉鼠疫傳播的動向、死神行走的速度以及到達的範圍。伯力士發現這些老鼠身上都攜帶了―種叫做「印度跳蚤」的寄生蟲。「它們長著好看的流蘇披肩似的硬毛，然而卻是鼠疫細菌的攜帶者。通常人們認為老鼠是傳播鼠疫的主力，伯力士告訴大家，實際上跳蚤比老鼠更危險，跳蚤不僅是昆蟲裡最重要的病菌擴散者，更主要的是它們可以帶鼠疫菌存活很長時間。1月，他解剖了24隻老鼠，發現其中有5隻染疫，染疫率達20.03％，2月解剖168隻，染疫鼠32隻，染疫率19.04％。「當這些老鼠17％攜帶感染了鼠疫菌時，一場流行病馬上就要蓄勢待發了。」3月，伯力士解剖了810隻老鼠，發現疫鼠181隻，染疫率達22.35％，4月解剖350隻，染疫的老鼠達到了159隻，染疫率達到了44.29％！3月13日傍晚，伯力士在常德防疫處三十一年度第二次會議上報告說，老鼠中的鼠疫傳播，已經由溝鼠傳到家鼠，而家鼠因為是和人類同居一個屋簷下的老鼠，所以是將鼠疫傳給人類的主要鼠種。並且疫鼠的發現地已經遍及整個常德城，也就是說，整個常德城隨時隨地都可能爆發鼠疫。中央衛生署接到伯力士的報告後，3月17日緊急派出醫療防疫部隊第二衛生工程隊攜帶滅鼠工具和消毒器材，趕往常德。伯力士提出，凡是疑似病人，一律送隔離醫院檢驗；捕送死鼠必須用瓦罐密封，每隻加發獎金到1.5元，其它各自的死鼠要用開水燙死再用火燒滅；學校停課，旅館、浴室、飲食店、妓院停業一星期以觀事態；徵用民地以籌建鼠疫公墓。伯力士在常德期間，解剖的老鼠達到了6000多隻。他繪出了一條老鼠染疫曲線，在逐漸上揚高拋的曲線最高點上，人類的鼠疫和鼠類的鼠疫重合在一起——四月、五月，大量的死鼠伴著不斷發病死亡的人一起到來，「每天死人10人以上」，參加防疫的劉厚坤醫師回憶說，「有全家老幼都罹鼠疫而死的，也有得肺鼠疫等不到24小時即死的」。
常德很多80多歲的老人都記得他的名字：伯力士。儘管歲月久遠，但提起他，老人們的感激之情溢於言表。相信當年在石公橋進行防疫的決非伯力士一人，但奇怪的人，老人們提到的只有這一個名字。有關伯力士的零星資料顯示，伯力士是一名奧地利猶太人，畢業於維也納大學醫學系。從1919年他就到來到中國的東北。當時中國東北正爆發鼠疫。在哈爾濱，他取代一名逃跑了的細菌學專家，成為中國鼠疫專家伍連德最得力的助手。國際聯盟出版的伍連德《肺鼠疫療法》一書中有相當一部分英文內容都是伯力士撰寫的。伯士力在中國服務了將近40年，一戰時在部隊當軍醫，被俄國俘虜，在西伯利亞做苦工，1920年代逃脫來到中國的東北，一度窮困潦倒抑鬱想自殺。在東北期間，正好趕上東北鼠疫大流行，當時的鼠疫防治儒家伍連德向社會招聘醫務人員，他應聘很快就成為伍連德手下最器重的防疫人員。1930年伍連德到南京，為民國政府創建了中國海關的檢疫部門，初創者中，就有伯力士。1937年抗戰暴發，伍連德離開中國，伯力士留在中國，成為國聯援華防疫團的專家。整個抗戰期間，中國哪裡有鼠疫哪裡就有伯力士的身影，浙江金華、衢州、湖南常德，日軍投入鼠疫為害最厲害的地方，他都前往防疫。制定防疫規範，進行技術指導，培訓防疫人員，監視鼠疫的發展，預警鼠疫的流行，救治鼠疫病人，可以說是無所不為。在這之後的1943年福建、雲南滇西鼠疫大流行，他又轉戰到到時抗擊鼠疫。1945年抗戰勝利時，他在福建防治鼠疫，1948年全國解放前夕，他才離開中國，去了美國。後來，他在聯合國衛生組織工作，是國際最權威的鼠疫防疫專家，有了在中國從南到北廣大土地上30多年的防治鼠疫的經歷，沒有誰比他更專業的了。
困境
儘管日本有很多揭露731部隊、東京審判日美交易的書，但他們大多將重點放在人體實驗，對於在中國實施細菌戰的調查和敘述基本沒有，或者極少。
王選為了這場「細菌戰」，已經花掉二十多年的時間。王選帶著這些中國的老人們在日本奔走訴訟的場景。她知道對於老人們而言，對於王選而言，到底有多難。沒有經費資助，沒有翻譯，捨不得花錢吃東西，樣樣都要靠王選來解決。因為涉及的話題敏感，如果恰逢中日友好時期，王選一行人在哪裡開會，哪裡就會冒出幾個人驅散他們，民間組織也不能成立。到了日本接待他們的都是民間團體自發的組織，力量實在有限。他們就利用這些有限的力量，進行著以卵擊石般的艱苦搏鬥。2015年11月26日，來自日本、香港、大陸、澳大利亞、荷蘭等幾百人的訴訟團隊，準備赴日對安倍晉三參拜靖國神社提起訴訟，控告安倍違反和平憲法。然而，來自中國大陸的十幾名原告沒有去成，日本駐中國大使館的籤證官將他們全部拒籤。在1946年到1948年的東京審判中，細菌戰的事實被日美聯合的政治戲碼掩蓋了。事實上，美國很早就發現日本在侵華戰爭中實施了細菌戰，第一批佔領軍進入日本的時候，美國就專門派了調查官去調查。起初731部隊的成員並不和他們講實情，尤其刻意迴避了人體實驗和細菌戰。於是美國的兩任調查官都被蒙蔽了，沒有拿到細菌戰的核心證據。1946年9月，蘇聯軍方終於撬開在押的日軍原731部隊，也稱關東軍防疫給水部，細菌製造部部長長川島清、課長柄澤十三夫的口，證實該部隊進行人體細菌實驗，並大量生產細菌武器，在中國戰場各地實施細菌武器攻擊。就在蘇美兩國就細菌戰的材料展開激烈爭奪的時候，日本細菌戰的核心人物石井四郎，以提供「人體實驗」技術資料為交換條件，要求「免責」——不向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提出起訴，追究日本細菌戰戰爭犯罪責任。於是在東京審判中，關於細菌戰的問題說了不到10分鐘。而東京審判放棄的對天皇的戰爭責任追討，放棄的對細菌戰戰犯的審判，早已經使問題超越了民間，超越了法庭的範圍，而成為國與國之間需要坐下來重新對談的大問題，而這一問題戰後從來沒有得到認真對待，雙方也沒有機會就此問題進行談判。王選在美國國家檔案館查閱東京審判的材料時發現，當年的翻譯大有問題。同時熟練掌握英文和日文的王選一眼就看出來，「各種有毒細菌」這一敏感詞，在從日語翻譯成英語的過程中，被偷換了概念，直接被譯成了「有毒血清」。「細菌」與「血清」這兩個語義完全不同的一般用語的混淆，按常理很難逃脫他的雙眼。這其中必有貓膩，且可以判斷是國家層面的掩蓋行為。
應該被知道的日本人
摘自 南香紅《細菌戰：鼠疫圍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