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新浪財經
12月5日，由瞭望智庫、財經國家周刊主辦的「2020第五屆新金融論壇」在北京舉行，主題為「非常時期的金融責任與擔當」。中國銀保監會副部級幹部於學軍出席並以「當前我國貨幣環境正在出現變化，對宏觀經濟發展及調控將會帶來影響」為題發表演講。
我國外貿形勢出現明顯好轉 超出預期
近年來，受我國生產製造成本持續上升以及中美貿易摩擦的影響，我國進出口進入相對不穩定時期。數據顯示，2015-2019年我國外貿進出口明顯大起大落，五年增長分別是-8%、-6.8%、14.1%、12.6%、-1%。從長期來看，我國外貿依存度持續下滑，已從2006年峰值時期的64.2%下降為2019年的31.8%。
今年以來，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以及美國總統大選等因素的擾動，中美經貿摩擦愈演愈烈，進一步延伸到科技、金融等領域，致使中國外貿進出口受到明顯的衝擊。一季度，在去年下降1%的基礎上進一步下降8.4%。
但於學軍表示，今年下半年以來，我國外貿形勢出現明顯好轉，成為我國宏觀經濟中最超預期的一個方面。
自5月以後，隨著我國抗擊疫情取得巨大成功，復工復產復商復業等進展迅速，外貿進出口形勢也隨之發生了明顯變化，自上半年降幅收窄到減少6.6%，比一季度明顯好轉。以後降幅收窄更加明顯。據10月份的最新統計數據顯示，我國外貿進出口已累計完成3.71萬億美元，按美元計價只比去年同期減少0.8%，其中出口還增長了0.5%。從7-10月的最近四個月來看，則分別增長7.2%、9.5%、9.9%和11.4%。另從全國港口貨櫃吞吐量大幅度增加也可得到印證，其中10月份全國完成的外貿貨櫃達到1401萬標箱，同比增長11.5%。因此，大部分的分析認為，中國今年外貿進出口有望實現正增長。「我認為實現正增長沒有問題。」他說。
目前，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控制仍處於蔓延狀態，尤其是歐美一些地區又出現了二次反彈，控疫形勢較為嚴峻。受新冠肺炎疫情的重大衝擊，今年全球貿易出現大幅度萎縮，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其最新公布的《世界經濟展望》報告中，預計2020年全球貿易將萎縮10%以上，而世貿組織預計全球貨物貿易將萎縮9.2%（兩者可能口徑不同）。同時，這些國際機構也指出，今年全球貿易出現大幅度萎縮，除了受新冠肺炎疫情蔓延的衝擊之外，主要是受中美貿易摩擦、英國與歐盟的貿易協議等帶來的影響。
中國的外貿進出口何以出現逆勢增長的態勢。
那麼，在全球貿易大幅度下滑的大背景下，中國的外貿進出口何以出現逆勢增長的態勢呢？於學軍給出了兩個原因：
第一，我國是全球最大的生產製造中心，工業門類齊全，尤其是以電子消費產品為代表的生活類消費品的生產製造，更具有產業鏈、供應鏈的明顯優勢。廣東的一些電子消費品生產企業反映，如果將成本、產品質量和效率等多種因素綜合考慮進來，那麼，毫無疑問，中國仍具有明顯的競爭優勢。
另一方面，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之後，我國最早控制住了疫情的蔓延、擴散，並率先恢復生產，使這些生產製造的優勢得以體現。而印度等不少東南亞國家因難以扼制疫情的蔓延，以至許多生產無法組織恢復。所以，現在有不少訂單重新轉而投向中國，出現所謂的「爆單」現象。
「最近有報導反映，中國的外貿企業又面臨久違了的產能跟不上、招工困難、國際物流成本大幅增加等難題，爆倉、甩櫃情況頻發。據日本有的媒體最新報導，中國國內供應鏈先於其他國家得以恢復，轉移到國外的一部分生產回歸國內，這也拉動了中國的出口。因此，目前中國在世界主要經濟體出口總額中的所佔份額呈上升趨勢，超過了歷史之最。世界對中國出口產品的依賴程度愈加明顯」，於學軍說。
第二，與人民幣重新面臨升值壓力有關。於學軍分析稱，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嚴重衝擊，美聯儲從今年3月以後開始實行無限量的QE政策，雖使其資產規模迅速增加，由2月時4.2萬億美元至8月已超過7萬億美元，同時美元指數也從接近100快速下降為現在大約為91，就此也改變了自2013年以來的強勢美元局面。
「美聯儲超寬鬆的貨幣政策以及美元的明顯走弱，使人民幣從5月開始進入升值通道，由之初的大約7.1：1美元，升值到現在的6.55：1美元」，於學軍指出，面對人民幣重拾升勢的局面，不少企業界、經濟界人士均齊聲呼籲人民幣不能過快升值。現在外貿企業已感到人民幣升值帶來的明顯壓力。
「因為人民幣升值就意味著出口企業的收入減少，人民幣升值百分之幾，出口企業的收入就相應減少百分之幾」。
但於學軍強調，正是因為人民幣升值或面臨升值壓力，才有利於促進中國企業的出口。而一旦人民幣出現貶值或面臨貶值壓力，就不利於中國的外貿出口。所以，自5月以來，中國出現的外貿出口逆勢增長的局面，實與同期發生的人民幣升值有關。反過來看，正是由於出口強勁，才帶動人民幣升值壓力，兩者是一種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的關係。
「或者再簡單一點講，凡是人民幣面臨升值壓力的時候，中國的外貿形勢就好；凡是人民幣面臨貶值壓力的時候，中國的外貿形勢就不好」。
於學軍還指出，人民幣出現升值壓力時，人民幣資產的吸引力也開始體現，外資就會加速流入中國。據最新統計顯示，今年前三季度，中國利用外資總額超過8000億元人民幣，同比明顯增加。9月末境外機構持有國內債券的託管面值達到2.6萬億元，比年初增長38.3%。最新到11月的數據是2.76萬億元，已經連續24個月增持。
人民幣匯率由貶值轉化為升值，使中國的貨幣環境悄然發生變化
在於學軍看來，自5月以來，人民幣由前幾年的貶值壓力轉變為升值壓力，背後的主要原因是美聯儲貨幣政策的大幅度調整。為了應對突然暴發的新冠肺炎疫情以及經濟出現明顯的下滑，3月16日美聯儲將基準利率一次性調整為0，同時還實行無限量的寬鬆貨幣政策。隨著美聯儲的資產負債表從4萬多億美元陡增到7萬多億美元，美國的貨幣供應量也大幅度跳升，其廣義貨幣M2由之前的大約15萬多億美元迅速增加到超過18萬億美元，於是我們看到，美元又出現了全球膨脹之勢，並使美元開始進入貶值通道。
「最近，花旗銀行、高盛集團、彭博社等均一致認為，明年美元仍將走軟，有的甚至預測還會貶值20%。同時也有文章指出：美國空前的刺激性政策易放難收，預計將延續到2024年。而中國在常態化的貨幣政策下，人民幣資產的收益率明顯高於其他發達經濟體，從而推動國際資本向中國流動」，他說。
第二，顯然和疫情控制有關。中國控制疫情迅速有力，並統籌抓好經濟社會各項工作，經濟快速恢復，現在國際上普遍看好中國的經濟增長。而反觀美國，新冠肺炎疫情控制很失敗，總統大選又紛爭不斷，短期內經濟恢復增長難言樂觀。
中國外貿進出口及其順差的增長，大量外資的流入，使中國的貨幣環境悄然發生微妙的變化。首先，外匯儲備又開始趨於增加，為此央行已於10月10日發出公報，將遠期售匯業務的外匯風險準備金率從20%下調為0，這是自2018年8月之後再次恢復到0。同時，人民幣匯率也達到自2018年6月以來的最高水平；第二，貨幣供應量增速明顯提高。至10月末的最新統計，我國M0、M1、M2三個層次的貨幣供應量分別增長10.4%、9.1%和10.5%。其中廣義貨幣M2的增速是時隔三年之後重返雙位數增長，之前的三年即2017-2019年，增速均不到9%；更突出了M0和M2的變化，其中M0的增長十分驚人，因為2012年之後M0就進入單位數增長，特別是近三年，分別只增長3.4%、3.6%和5.4%，今年一下子超過了10%；M1的增速也不同凡響，由前兩年即2018、2019年分別只增長1.5%和4.4%，一下子超過9%。
「今年以來，中國各個層次的貨幣增速出現這麼大的變化，顯然與年初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有關，上半年我國緊急出臺了不少抗擊疫情的宏觀調控政策，加大貨幣信貸的投放力度，支持抗疫救災、復工復產等，『六穩六保』各項工作任務均取得顯著成效」，於學軍指出。
除此之外，有無由於全球主要經濟體貨幣政策出現的巨大調整，進而引發全球貨幣增加過多，並對中國的貨幣環境形成潛移默化的影響呢？於學軍給出肯定答案，「我認為是存在的，並且未來一段時間這種影響還會越來越大，表現也會越來越明顯」。
貨幣政策發生的變化對宏觀經濟發展及其調控帶來新的考驗
宏觀經濟最重要的調控手段是貨幣政策，而貨幣政策的調整變化最後都會作用到貨幣供應的增量變化上。縱觀近20年來中國的貨幣政策操作，其基礎貨幣的投放與控制，從大的方面來看，一是受外匯儲備的增減變化影響很大；二是2013年之後新出臺的一些政策性操作工具，如中期借貸便利、抵押補充貸款、逆回購等。一般情況下，當外匯儲備處於不斷的增加狀態，就以收購外匯並形成外匯佔款來投放基礎貨幣；而當外匯儲備處於減少的情況下，就以其他政策工具投放基礎貨幣，並對衝因外匯儲備減少而收回的貨幣。
於學軍指出，今年新冠肺炎疫情突然暴發以來，由於全球各國貨幣政策集體調整所帶來的貨幣環境的變化，人民幣由貶值壓力轉變為升值壓力，外資從流出轉變為流入，必然會對中國的貨幣管理形成多方面的潛在影響。
「這使基礎貨幣的投放渠道、貨幣特徵等都會隨著發生變化，並對宏觀經濟調控、資本市場、企業經營管理等帶來深刻的影響。而這種變化、影響，一般是看不見、摸不著的，短期內外界甚至很難把握和理解」，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