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通化市東昌區區長把東方房地產公司老總姜義德找來,希望他能開發人民電影院地段,把電影院救活。
姜義德說:「區長,區裡要是給政策,我可以開發這個地段,給電影院回遷房子,讓他們自己救自己。」
區政府很快就下達會議紀要,決定由東方公司投資開發電影院地段。東方公司與人民電影院籤訂了拆遷補償合同後,撥了一筆拆遷補償款。電影院收錢後拖了三年也不搬遷,姜義德要求區政府兌現承諾,解決拆遷難題。區長讓東方公司再給電影院補償60 萬元,代電影院還債30萬元。雙方約定:東方公司在竣工後給電影院補償1800平方米商業房。
工程終於開工了,2004年9月底,東方公司開發工程竣工後,卻找不電影院的負責人。姜義德發現,電影院的賈經理拿著補償款到農村發展養魚業了。東方公司不得已在報紙上發公告,限期電影院接收竣工房產。
電影院看到公告後向法院起訴,要求東方公司賠償延期交工15天的違約損失。東昌區法院審理認為:東方公司晚交付房產15天是電影院有意造成的違約假象,裁定駁回其訴訟請求。
我代理東方公司出庭時,揭露了電影院的負責人挪用拆遷補償款涉嫌犯罪,引起檢察院重視,經立案偵查屬實,電影院的經理賈某因挪用公款犯罪被法院判刑了。
賈經理判刑後,電影院有人舉報區文化局長丁某利用拆遷導致國有資產流失,經檢察院反貪瀆職部門偵察,丁在電影院拆遷一事沒有問題,但有其他經濟問題,丁某被起訴後判刑了。這件事情發生後不久,電影院有人提出:「東方公司約定的還遷面積低於電影院原有面積約500平方米,造成了國有資產流失。如果政府不解決這個問題,我們就去北京反映情況。」
區長指示檢察院:「要穩定電影院職工情緒,必要時讓東方公司損失一部分利益。」
根據區長指示,辦案部門決定:「安排市房產局依據職工回憶,把拆遷協議中確認的電影院房產面積,擴大30%後出鑑定報告。」鑑定報告出臺後,辦案部門建議電影院對東方公司提起民事訴訟,「要求東方公司再向電影院追加補償建築面積500平方米。」
中級法院很快立案開庭審理並判決:「東方公司向電影院追加補償面積500平方米並賠償各種損失100萬元。」
我代理東方公司上訴到省高級法院,省高級法院撤銷了一審判決發回市中級法院重審。市中級法院審理後,再次判決東方公司給電影院追加補償500平方米並賠償各種損失100萬元。東方公司又一次上訴,省高級法院再次撤銷一審判決,裁定重審。
為此,我問省院的法官:「如果通化中院再次維持原判怎麼辦,一個民營企業折騰不起啊。」
主審法官樂了,說:「這次通化中院不會維持原判決了,我們會下一個內部函。」
通化市中級法院再次開庭前,新任電影院經理向政法委張書記反映:「電影院的案子在省法院輸了,都是那個陳律師搞得鬼。我們要求對他採取措施。」。
張書記把檢察院、區政府、公安局的有關人員召集到一起開會,張書記說:「今天我們都去法院旁聽,如果陳律師有問題或造假,公安機關馬上抓他審查,對流失的國有資產一定要強力保護。」
市中級法院開庭時,電影院的律師提出:「人民電影院是公益事業單位,東方公司應該按照拆一還一的原則給電影院補償。人民電影院被拆遷面積2300平方米,原拆遷協議約定還遷1800平方米造成了國有資產流失,電影院有權向東方公司追償。人民電影院地理位置優越,有巨大的財產價值,東方公司侵佔了國有資產利益,應該依法賠償企業的損失。」
我反駁道:「東方公司與電影院的拆遷合同已經履行完畢,該合同不可逆轉。雙方籤訂的產權調換安置合同,內容公平合法且在工程竣工後已經履行。區檢察院根據職工代表回憶的數據委託鑑定,且鑑定機構沒有資質,法院不應採納鑑定報告,電影院要求重新補償於法無據。」
電影院律師說:「原補償合同不合理,即使已經履行也應該撤銷重新補償。檢察院委託的司法鑑定是不可對抗的。」
我反駁指出:「檢察院委託的鑑定不具有法律效力,房產局不具有司法鑑定資質。人民電影院是文化企業,不享有所謂的公益事業單位特權。訴訟雙方是平等的民事主體,必須按照市場經濟規律行事,必須受《合同法》的約束。電影院要求增加面積補償,沒有法律依據。」
當鑑定人員出庭接受質詢時,我向其詢問:「房產局有無房產面積鑑定資質?」
三名鑑定人員分別回答:「我們單位沒有房產測繪資質,但工程造價鑑定必須計算工程面積,所以有權鑑定房產面積。」
我當即指出:「鑑定人員的答覆沒有法律依據,其鑑定結果無效。測量房產面積應該執行《房產測量規範》,對房產面積的測量要具體到測量界址、套內套外牆體、平面投影、對角等。本案的鑑定人員不是第三方中介機構,檢察院委託房產局根據電影院個別職工回憶製作的圖紙進行鑑定,沒有實地測量,使司法鑑定失去了公平性。法庭不應該採信這種違背客觀事實的鑑定。」
我向法庭提供若干證據,說:「人民電影院1998年發布公告宣布企業有固定資產248萬元,房產建築面積1827平方米。如今鑑定電影院原面積是2300平方米,難道房屋面積會像植物一樣生長嗎?」
電影院的律師迴避我的問題不答,卻主張:「電影院位於市中心繁華地段,商業價值巨大。東方公司通過開發獲得了超值利潤,應該向電影院補償。」
我說:「東方公司對電影院的開發使雙方都獲得了經濟利益。電影院的原房產已達到使用年限,固定資產為零價值。東方公司還遷1800平方米商業房產價值1245萬元,比電影院向社會公告的原248萬元固定資產增值了997萬元,淨增值超過了電影院建國以來半個多世紀的總收入十倍之多。在這種情況下,電影院要求東方公司增加補償是強盜邏輯思維。電影院原房產侵佔市區道路6米,開發建設時,這6米全部退還給市政,相當於減少被拆遷房產580平方米。這一損失已由東方公司承擔,電影院有什麼理由在法庭上大喊『不公平』呢。請法官允許我講一個阿凡提的故事:
一個窮漢餓極,走進一飯店,點一烤雞。飽飯,又點一茶。問曰:「小二,茅房在哪?」
店小二向後院一指,說:「拐角是也。」
窮漢到後院跳牆逃走。他沒錢,騙一餐飽飯。
多年後,窮漢發達。他來飯店,給老闆兩隻雞錢,曰:「老爺,我五年前騙您一雞,今還債,多一雞錢,利也。」
老闆道:「爾錢不足還帳。」
窮漢說:「老爺,我當年只吃一雞。」
財主冷笑道:「你自算,一雞三天生二蛋,一年最少200蛋也。200蛋成200雞,一年最少4萬蛋也,4萬蛋變4萬雞一年又生800萬蛋也,800萬蛋成800萬雞。累五年,多少錢?」
窮漢坐地喊冤,財主拉其到縣衙告官。
縣官怒拍驚堂木,財主跪行,告曰:「青天在上,窮漢五年前騙我一雞,今還我兩隻雞錢。一雞一年生200蛋,200蛋變200雞一年又生4萬蛋,如此循環,我讓其賠800萬隻雞錢,有何不平?」
縣爺再拍驚堂木,道:「告之有理,窮漢可有辯乎?」
窮漢無語,哭也。堂下走出阿凡提,縣官怒喝:「阿凡提,爾來何幹?」
阿凡提躬身道:「老爺明日再審此案,如其輸,我代還債也。」
縣官又拍木:「明日審案,退堂!」
次日,縣官早升堂,財主立等堂下。窮漢愁眉苦臉,忐忑不安。日升三竿,阿凡提未至。縣爺扔籤落地,「衙役,阿凡提竟敢蔑視本縣,爾等將其拿來。」
話落,阿凡提背一袋跌入。言道:「老爺,我今炒麥種種地,遲來告罪。」
縣爺大樂,喝道:「阿凡提,熟麥種地能出禾否?爾痴也。」
阿凡提道:「縣爺英明,熟麥下種不出禾,烤熟之雞能生蛋乎?」
縣官立拍驚堂木,喝道:「店東所告無理,窮漢還錢有道。判也:窮漢不必再還錢。退堂!」
這個「雞生蛋蛋生雞」的故事今天竟然被電影院公演到法庭上,我不能不感到遺憾。已經達到使用年限零價值的原電影院被拆除另建之後,電影院卻把原房產描繪成一個巨大的金飯碗。人民電影院原房產既然那麼值錢,為什麼要欺騙東方公司投資開發呢?這個現象只能有一種解釋:強盜吃不上飯的時候,可以跪下來向人乞討。吃飽後有了一點力氣,就想把施捨人的錢全部搶過來,連本帶利地狠狠賺上一筆。希望法庭能夠排除不正常的人為幹擾,公正地裁判此案,以維護法律的正義,以保護我市的投資環境。」
我在法庭上講故事是不允許的,但主審法官並沒有制止我。我接著又說:「在法庭上為當事人爭取合法權益是律師的職責,如果律師因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而遭到權力的制裁,我願意當第一個犧牲的人。也許開完庭有人會利用權力把我抓走,但我相信:法律最終是公平的。這次案件發回重審,省高級法院有一個內部函,為了防止有人濫用權力對律師迫害,我要求法庭公布省高級法院的指導意見函。」
張書記向旁聽的公檢法人員使了一個眼色,把帶來的人都撤出了法庭。張書記在走廊裡說:「電影院沒理,這個案子沒有什麼希望。想辦法找姜老闆協商解決吧。」
看到張書記帶著人員離開了法庭,主審的黃法官說:「陳律師,請你放心,法院一定會公正的。」
第二天,中級法院判決:人民電影院訴訟請求沒有事實根據,缺少證據支持。駁回其訴訟請求。
姜義德收到判決書時動情地說:「老天總算開眼了,如果沒有律師為我堅持,這個工程我最少得虧損1000萬元。」
多年後,已經擔任區委副書記的張書記找到我,說:「陳律師,當年我曾經決定要抓你,因為你是對的,就沒有抓你。今天我包保的一個企業遇到了法律問題想請你幫忙,企業挺困難的,沒有錢給你。」
我說:「你作為區委領導,承認真理,並敢於糾正錯誤,我認可你。你說的這件事情,我免費援助。」
如今,錯判案件的法官和有關領導都退出了崗位,姜義德老闆也斯人已逝。但「雞生蛋,蛋生雞」案件的教訓至今仍然有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