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先次的大戰」的用語，多使用於日本政府首腦，外交官的外交場合發言中，或天皇，政府代表在戰爭追悼祭奠的悼詞裡。
一 安倍談話中的歷史認識
今年8月7日，筆者有幸被邀請參加了中國駐日大使館主辦的《戰後70年座談會》。與會者多為「友好人士」，當然，發言的內容也都是政府愛聽的話。若真想取得國際社會的共識，為何不去聽聽苦口忠言？否則，座談結果不過是一種阿Q式的自我滿足。改革開放至今，政府官方仍未改變只愛聽恭維，奉承話的舊習，這是筆者對《戰後70年座談會》的第一印象。
一方面，譴責現在安倍政府的在歷史認識面的倒行逆施是會議的主題，此點和不愛說恭維話的筆者亦能達到共識，所以雖有些掃興，但覺得還沒有白來。藉此機會，也可吐露一些自己的見解。但屁股還沒坐穩，又受到第二次衝擊，我們的東道主程永華大使，竟在流利的日語講演中使用了「先次大戰」這一日本政府的官方用語！震驚，也許只是歷史研究者的敏感？私下一望，筆者並沒有發現其他「友好人士」像我這樣感到吃驚，板起臉。
「先次的大戰」的用語，多使用於日本政府首腦，外交官的外交場合發言中，或天皇，政府代表在戰爭追悼祭奠的悼詞裡。每年日本「終戰」（日政府不願意承認敗戰，從1960年代之後採用「終戰」為公式用語）紀念日前後，都是此用語頻繁出現的時機，當然也可見於戰後50年的《村上談話》，和戰後70年《安倍談話》的內容中。
先看一下今年8月14日安倍談話內容:
「由於那場戰爭（先次大戰）失去了三百多萬同胞的生命。有不少人在掛念祖國的未來、祈願家人的幸福之中捐軀。……廣島和長崎遭受的原子彈轟炸、東京以及各城市遭受的轟炸、衝繩發生的地面戰鬥等等，這些導致了許許多多的老百姓悲慘遇難。」
「先次大戰」 （原文「先の大戦」）在日本政府公式的拙劣翻譯中被譯為「那場戰爭」，使其更接近於昭和天皇的口頭禪（あの…戦爭）。
對戰後70年的《安倍談話》，中國的媒體、輿論只對「謝罪」的詞語、文章表現吹毛求疵、斤斤計較，卻很少有人注意到安倍的設下的巧妙圈套。即在「謝罪」文章表現面的讓步；在「國家歷史觀」主張面的反擊。國家的歷史見解，事關重大，又沒有過公布的先例，所以此談哈中的表現，也十分巧妙，晦澀，像是一個愚人的陷阱。單刀直入地講有三點，一是有關戰爭的性質的見解，二是有關戰爭的原因的見解，三是有關「戰爭受害對象」的規定。
先看戰爭性質的解釋。從安倍談話——「一百多年前，以西方國家為主的各國的廣大殖民地遍及世界各地。……殖民統治亦波及到亞洲。……日俄戰爭鼓舞了許多處在殖民統治之下的亞洲和非洲的人們」——的詞語中不難看到，安倍欲表示的是，日本發動的近代戰爭，是為了對抗西方國家殖民統治的亞洲解放戰爭。
其次有關「戰爭的原因」， 從安倍談話——「在世界經濟危機發生後，歐美各國以捲入殖民地經濟來推動區域經濟集團化，從而日本經濟受到重大打擊。此間，日本的孤立感加深，試圖依靠實力解決外交和經濟上的困境。……其結果，日本迷失了世界大局」。——的內容看，其強調的是戰爭起因於歐米殖民地經濟的團塊化現象給日本帶來的打擊，時間序列，戰爭對象的表現隱晦無倫，實際上不是在指對中國的侵略，暗指的是日中戰爭中美國的對日經濟封鎖和日本的外交孤立。暗示對美戰爭的開始原因，是出於一種被迫的自衛。如同後述，「戰爭」之語，並不和中國發生關係。
第三，有關「戰爭受害對象」的規定。此內容多聚集於「先次大戰」這一用語的寓意中。像安倍談話——「先次大戰（那場戰爭）失去了三百多萬同胞的生命」——一樣，「先次大戰」是日本國內「310萬」犧牲者的對象語。可是「那場戰爭」開始於何時、何地? 其是否包括1931年以來的「滿洲事變」（9.18事變）和1937年開始的「日中戰爭」（抗日戰爭）？卻是一個謎。可以肯定的是不包括「滿洲事變」（9.18事變）。但是否包括「日中戰爭」（抗日戰爭）？此點卻沒有硬性的規定。第一次安倍內閣時的2006年12月，日本國會曾有過對此含義的質問，政府的公式回答是「並沒有法律規定」，也就是說，「先次大戰」（大東亞戰爭）是一個多意詞，其範圍使用者可以主觀地去發揮解釋。
實際上，這用語背後隱藏著國家歷史認識的立場，更包含著許多政治上的秘密。
二 「先次大戰」的用語來源
「先次大戰」之語，到底有什麼政治寓意？追溯歷史，其原型被稱為「今次戰爭」，我們可以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後，1941年12月20日大本營聯絡會議的《有關今次戰爭的稱呼與平時、戰時界限》的文件中首次發現。其內容有二，一是今後將「今次的對美英戰爭」與「支那事變」統稱為「大東亞戰爭」，二是宣布了「平時與戰時的分界線」定為1941年12月8日。
此文件，是決定使用「大東亞戰爭」稱呼的政府文件，明確指出「大東亞戰爭」是「對美英」的戰爭。這一政府用語，從此文件之後一直被使用到日本的敗戰。
敗戰後的美國戰領期間（1945-1951），日本政府受到佔領軍的禁令，不能再繼續使用 「大東亞戰爭」的舊語，卻又不情願接受GHQ（聯合國軍司令部）賦予的「太平洋戰爭」之新稱。因為「太平洋戰爭」之語開始於聯合國軍對日本軍國主義的批判，和對日本侵略戰爭的非道義性，殘酷性的譴責，宣傳。幾經籌謀之後，當時的幣原喜重郎內閣在1946年3月，通過敕令第142號，以法令的形式規定今後將「大東亞戰爭」之稱改為「今次戰爭」。
不用說，「今次戰爭」四字是從前述1941年12月20日《有關今次戰爭的稱呼與平時、戰時界限》文件的規定中取意而來，從作案目的，詞語效用和用詞來源三個方面都不難看出，「今次戰爭」只不過是「大東亞戰爭」的代用詞。
之後，經過半世紀以上的歲月輾轉，「今次戰爭」逐漸演變為「先次戰爭」，「先次大戰」 「那場大戰」被政府官方沿用至今。
三 「先次大戰」與「日中戰爭」
通過以上的歷史因緣可以得知，在時間概念上講，「今次大戰」實際上只是「大東亞戰爭」的同位詞，太平洋戰爭的代用語。一般指的是1941年12月8日，日美開戰以後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無條件投降的這段時間。
從詞語起源的1941年12月《有關今次戰爭的稱呼與平時、戰時界限》的文件來看， 「支那事變」似乎也被列為「大東亞戰爭」的一部分，但這裡「包括」的「支那事變」，指的是1937年7月以後的「事變期間」，還是指在1941年12月以後的大陸方面的戰事？界限，定義點並不明確。若從此文件「未來時態」的性質——決定今後的稱呼——看，不會包括日美開戰前的時間段。且參考該文件第二段內容 ——「平時與戰時的分界線定為1941年12月8日」 ——也可知道，日本政府不僅把「日中戰爭」(抗日戰爭)稱為「支那事變」，而且寓意這「事變」不是戰爭，代表著一種「平常」事態。文件欲表現的是，由於日本在1941年12月8日進入了戰時狀態，所以1937年7月7日開始的 「支那事變」，今後也可被看作是「大東亞戰爭」的組成部分。
從以上分析可看出，「今次戰爭」，「先次大戰」的用語中隱藏著一個日本政府的水面下的立場，即 「戰爭」一詞僅限於珍珠港奇襲後發生的對英美的戰事（包括在大陸方面的作戰），而1931年9月（「滿洲事變」）至1941年12月間的對中國侵略，只不過是一個「平常」事態下的〝事變〞。此才是 「今次戰爭」「先次大戰」這一政治用語的寓意和要害所在。
為何把戰爭故作為「事變」？可以說，「滿洲事變」， 「支那事變」稱呼的政治寓意，都在於矇混，欺騙國際輿論，逃脫侵略戰爭的責任。對軍國日本其益處有三：
一 可以不接受日內瓦公約的束縛，逃脫殺害，虐待俘虜，傷兵的責任。
二 可以用「事變」為藉口，為實際的「戰爭」購買武器，資源，或籌集軍事貸款。
三，具有一種隱蔽戰爭規模的修辭上的含義和對中國的輕視。
資料：內容稱「支那事變」不是戰爭，所以不受紅十字條約（日內瓦公約）約束 JACAR :Ref.C01005048800№454.
今天，「支那事變」的稱呼，除了少數民間右翼使用（靖國神社用語，右派用語）外已成為死語，但其寓意和精神，卻被 「先次大戰」的政府用語繼承下來。
四 「先次大戰」的新含義
在戰後的今天，「先次大戰」的用語中，又增加了一層新的含義。即藉此向世界申述自己國家在「戰爭」中的受害。變為了導引出310萬日本戰歿者的對象用語。
複習一下安倍談話的有關部分:
「由於那場戰爭（先次大戰）失去了三百多萬同胞的生命。……廣島和長崎遭受的原子彈轟炸、東京以及各城市遭受的轟炸、衝繩發生的地面戰鬥等等，這些導致了許許多多的老百姓悲慘遇難。」
日本在上次大戰中，共死亡了約310萬人。其中軍人、軍屬的總數為212萬。絕大多數死於太平洋戰爭期間。這也就是日本政府僅對「先次的大戰」進行反省的理由。目的是強調自己國家的戰爭受害。細心的人也許還會注意到，在「先次大戰」的用語頻繁出現的每年8月15日前後，國家電臺NHK的各種特輯節目中，出現的總是「太平洋戰爭」的主題，宣傳的也是自己國家，國民被害的記錄。如衝繩戰，廣島，長崎的原爆，東京的地毯轟炸，或塞班，硫磺島的玉碎及西伯利亞戰俘收容所的慘狀等等。幾乎不觸及1941年12月以前的記錄，也鮮有在中國戰場的描寫。「支那事變」，對日本政府來說，並不是一個宣傳「悲慘」的題材。實際上，日軍在大陸各戰場的戰役，戰鬥中，都沒有出現過類似於太平洋戰場上的那種慘敗，而8年間日軍在整個大陸地區的死亡者總數，也不超過一次僅為期數月的菲律賓戰。
圖來自藤原彰『餓死した英霊たち』、2001年。數據為1963年厚生省統計。
「我們只不過是敗給了美國人的物質，數量。在中國大陸，我們不是打的很不錯嗎？」這是在戰後許多舊軍人，政治家不斷重複的一句老話。從很多戰後編輯的聯隊史，戰史記錄看，日軍在中國留下的多為勝利的自豪和對戰爭記憶的緬懷，並不是在記錄戰爭的悲慘。
「今次大戰」，寓意的是日本在太平洋戰爭中對美國的屈服，是在申述自國民的戰爭受害。主觀上，並不一定包含對日中戰爭，抗日戰爭的反省。對此寓意，知日派的程大使可曾曉得？斤斤計較於「謝罪」用語表現的中國政府可曾有過警覺？滿足於「9.18」的修辭而一直沿用 「事變」用語至今的國內學界，可曾有過注意，反省？
被愚者，應該明白自己在何處被愚弄。在戰後70年的今天，筆者認為，這種智者型的思考，反駁，應該比耀武的閱兵式，比一意羅列宣傳數字的責任追究更為重要。（文/姜克實）
（姜克實，愛思想網專欄學者，日本岡山大學歷史學教授，是日本國內唯一的擔任日本近代史教育的外國人。）
轉自「燕南園愛思想」微信公眾號（ai-sixiang），騰訊文化合作媒體，未經授權，請勿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