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寫北京著稱的老作家林斤瀾，在一篇題為《北京語言不共同》的短文中寫道：
老舍寫北京，王朔也寫北京，老舍寫北京市井市民，王朔也寫北京市井市民。老舍筆下全沒有王朔小說中的人物，王朔筆下也和老舍的人物不沾邊。兩個人寫的字，都是出色的北京語言。老舍把北京語言寫到家了，王朔的北京語言也獨創一格，兩個人的錘字鍊句，又仿佛南轅北轍，其實都是「北京人、北京事、北京話」——北京味兒的一種解釋。偏偏二位沒有「共同語言」，這兩位都是地道的京味兒作家，需要卻很不相同。
林斤瀾把老舍與王朔放在一起作對比，看出了不同時期北京語言的變化，實際上是人物和事物發生了變化。文學就是人學，人物變了，語言當然要變。老舍筆下的人生是掙扎、奮鬥的人生，而王朔作品的內容卻很少寫正常的人生奮鬥，不是寫貧嘴聒舌的嘻笑打鬧，就是寫男女挑逗、打情罵俏。在這方面可以說，他開拓了新時期文學的一些新內容，至少是新中國文學中前所未有的內容，為一代頹廢青年畫了像。它真實地反映了這些青年的生活和內心，反映了當代生活的這些方面，豐富了人物畫廊，拓寬了文學天地。
王朔的語言，據他自己講就算作「新京味兒」吧。他說：「我的小說靠兩路活兒，一路是侃，一路是玩。我寫時不是手對著心，而是手對著紙，進入寫作狀態後詞兒噌噌地往上冒。小說的語言漂亮，本身就是極大的魅力。寫小說最吸引我的就是變幻語言，把詞、句子打散，重新組合，就呈現出另外的意思。我作品中的語言主要從口語中借鑑，各行各路的流行語都有。寫小說要說人話，好讓後人知道這會兒的人是怎麼說話的。」
王朔在介紹自己創作所謂新京味時，是這樣說的：
我藉助最多的是城市流行語。老北京的方言我並不太懂。這些流行語來源很多，有語錄中的，重大事件中的，還有新典故等等。我從來沒生活在方言區中，我接觸的生活語言，還是談論時事政治這類的。即使如此，仍然不能照搬進作品，直接用口語，讀者會看不清楚。後來我變成有意識地運用城市流行語的規律，根據這些規律和故事發展的氣氛編一些貌似口語化的東西。有些事大家說得比較多，比如走穴、有二、三個詞彙，但有些事沒有那麼多詞彙形容，這就要運用城市流行語的規律，去編。我在這方面還不是特別到家，比較糙，出的快就只能往裡碼。有些話必須這麼說，你正著說就沒意思。
王朔在談新京味時還說，我在這方面受過兩個人的啟發，一個人是逮誰拿誰開涮，你剛一開口，他就啐你一道。這是一種生活態度。我雖然不怎麼樣，但你也沒什麼。你要真跟我急，我再啐自己一頓。反正我敢糟踐自己個人，你不敢。弄得你沒轍沒轍的。另一個人就是常說好話兒，說兩句好話兒費我什麼事兒呀？我該怎麼辦怎麼辦。辦正事時我一點兒都不傻，但我先拿大話填和住了你，你沒個不暈的。給你架得高高兒的。給你架起來，有些事你就幹不得啦，他該幹什麼照幹不誤。這都是北京人的生活形態，都屬於自己開道的。這兩種人沒有什麼別的可依賴，只能依賴自己。他們沒有金錢做後盾，有錢人可以無所顧忌地生活，他沒有勢力可依賴。他們又要保持一定程度的自尊，又要迅速被人接受，只好創造一種本能，生活磨練出來的，一種為自己開道的方式。這兩種人能迅速打入各個社會生活的圈子，許多圈子是很難進的，這兩種人就有這本事，誇誇兩下子就進去，而且一進去就熟得不得了。
這就是王朔接觸的現代的北京人，這些人確實與老舍筆下的人物不沾邊兒，也不是林斤瀾提到的北京市井市民，他們是王朔筆下的人。這些人大多生長在北京的機關大院或部隊大院中，他們一般都有良好的家庭環境，較高的經濟條件、略勝一籌的文化程度、較多一些的社會信息和見聞。他們在精神和經濟上都有自己的追求，解悶取樂的方式也與一般胡同串子不同。他們對追求的失落往往表現為對生活的調侃和對自己的嘲笑。
有人在歸納現代北京人特徵時有「北京人什麼話都敢說」一條，而王朔筆下的人物更是什麼都敢說，不僅僅敢說，而且是戲謔、嘲弄，把什麼都當成笑料，在他們眼裡沒有是與非、醜與美、善與惡。王朔本人也被他們拉入這個圈子之內而難以自拔，這到底是悲劇還是喜劇，且留待後人評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