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衛·布羅姆維奇（澎湃新聞 蔣立冬繪）
耶魯大學斯特林講席教授大衛·布羅姆維奇（David Bromwich）近日來到中國，在北京大學、復旦大學進行了多場演講。他在研究教學之外，對美國政治亦十分關心，時常為《倫敦書評》《紐約書評》等刊物撰寫時政評論。借他造訪思南書局之際，《上海書評》請他深入分析了身份政治陷入的困境及其對美國政治產生的深遠影響。
馬克·裡拉（Mark Lilla）的新書《過去和未來的自由派：身份政治之後》（The Once and Future Liberal: After Identity Politics）痛批了身份政治，您在很多年前就討論過身份政治導致的困惑，它最大的問題在哪裡？
馬克·裡拉：《過去和未來的自由派：身份政治之後》
布羅姆維奇：
已經有好幾個編輯找我寫馬克·裡拉這本書的書評，但我對身份政治已經說得夠多了。裡拉這本書要告訴我們的事實很簡單：2016年總統大選中川普能勝出，很大一部分歸功於白人身份政治。而白人身份政治本身就是對一般意義上的身份政治的一種反應或抵抗。所謂一般意義的身份政治，說的是某些人群所具有的部落主義（tribalism），這些人根據各種牢固的行為習慣，根據那些他們認為與生俱來的特點，或者說他們共同接受的特點而聯合在了一起。民主黨試圖把少數人群的身份認同疊加以形成一個佔多數的身份認同。比如黑人身份政治聲稱，只有黑人之間才能互相傳達黑人體驗的本質，而這種體驗在黑人群體之外是無法交流的。現在，白人身份政治對白人也是如此；川普無需闡明就高效利用了這一點。
你總能在美國左翼文化的著述中找到一連串少數人群的名單——拉丁裔、非裔、男同、女同、跨性別者、殘疾人等等。在一般的政治討論中，這些人總聚在一起，又形成一個個利益群體。民主黨大致認為美國的人口構成在未來將以非白人為主，所以只要不斷提身份政治就能保持優勢。
現實證明，那些認為靠人口結構就能保證自由左派佔據主流的想法是錯誤的：比如認為拉丁裔全都支持移民，所以會為非法移民提供更便捷的入籍服務；華人會認同黑人因為他們都是有色人種等等。我的一位中國朋友說，矽谷的中國員工們聚在一起，集資購買了一架專機，在俄亥俄州和賓夕法尼亞州等搖擺州為川普拉票。他的消息很可靠，我也相信這是真的。所以並不是所有亞裔都自動支持希拉蕊·柯林頓。亞裔選票會分流，女性選票也不是鐵板一塊。許多白人女性兩次投票給歐巴馬，這次卻投給了川普。所以，政治上的親緣和忠誠度要比身份政治所能解釋的複雜得多。
我不記得馬克·裡拉是否表達了這一點，但我認為身份政治起源於學術界，比如性別研究、種族與移民研究等。這是身份政治思考方式的最大資源，它已經給美國政治帶來了巨大的傷害。
裡拉說自己是自由派（a liberal）。可從任何角度看，他都是個文化保守派。我在某種程度上也是。裡拉在過去並不算以政治自由派著稱；然而他在書中卻自稱「我們自由派」。今天還有人自稱自由派是比較奇特的，因為別人並不知道你的意思。現在連民主黨的左翼都不用自由派了，他們自稱「進步分子」（progressive），這個詞在政治上很含混，但它最常用也最討人喜歡。真正的自由多元主義是講寬容的，而不是各群人各自劃分地盤。
您剛才提到身份政治起源於學術界，能具體說一下嗎？
查爾斯·泰勒等：《多元文化主義：檢視承認的政治》
布羅姆維奇：
身份政治從美國學術界發生，同時也來自加拿大的文化多元主義，尤其是加拿大哲學家查爾斯·泰勒（Charles Taylor）的思想；這種思維方式有著自己的認識論與倫理基礎。它認為我們作為個體，僅僅憑著個體思維，無法找到自我或在社會中的意義。（他們說）啟蒙運動構建了一種空虛。麥可·桑德爾（Michael Sandel）在他第一本反羅爾斯自由主義的書中談到了「無負擔的自我」（the unencumbered self）的錯覺。他認為不存在所謂的自我獨自思考；相反，我是由我在其中長大的各個社群所組成的。查爾斯·泰勒和許多美國學者都支持這種思想。麥可·沃爾澤（Michael Sandel）寫了一系列文章捍衛「部落主義」，認為群體身份是人們思考自我的天然方式。他們認同自己生長於茲的社會群體。誠然，你會有自己的個性色彩；但在道德和想像層面，正是這些群體因素浸潤了你，才使得你成為一個完整的人。於是此類隱喻變得有機起來，幾近德國浪漫主義，而這是我不相信的。依照這種說法，是你的有機「根系」（roots）造就了你。這種思維方式本身就足以對人們產生巨大影響，毋須大學訓練的理論家的幫助。想想英語中的常見用法吧：人們談起「我的根」的時候，永遠是好的。同理，人們說「我的家庭」時，「家庭」也總是好的。但我們知道現實中有非常不幸的家庭，肯定也會有一些我們想擺脫的醜陋的根。
如果說種族、宗教、文化不能定義我們是誰，那我們該由什麼來定義呢？
布羅姆維奇：
首先，定義我們是誰並沒有那麼重要。到底有多少人會邊走邊說：「先讓我定義我是誰，然後我才能根據我的身份去做我應該做的事。先讓我定義我是誰，然後我才知道要坐什麼樣的計程車，讀什麼小說。」當然，如果你深信身份文化，你會去讀關於身份的小說，你也會去坐符合你身份認同的計程車，諸如此類。但我認為，我們無需通過大量明確的意識形態和智識辯護，也能擁有豐富的自我形象和自我意識。很多人真心害怕的是，如果我在這世上無根無基，就會灰心喪氣，就會無依無靠，孤苦伶仃。左翼社群主義及其身份政治的賣點即是：社會能讓你感到有家，這就好比基督教說教堂就是教徒的家。還有什麼可以抵擋沮喪？還有什麼能讓你在一個不錯的世界中感受到心安理得的幸福？其實我們快樂的很大一部分是運氣，而運氣是無法量化的。如果你不來自於一個貧困家庭，如果你沒有經歷過可怕而不幸的婚姻，如果你沒上過騙子的當，最重要的是，如果你生來身體和精神都很健康，那你的運氣已經相當不錯了。
作為一個人，還有什麼組成了我？我認為社群主義者忽視的一個重要因素就是友誼。生活中一些對我最有意義的事來自於我與朋友的關聯，朋友的支持，只能和朋友開的玩笑，過去共同的感受，或者只是彼此的心理認同。這很重要。而且，根據我的經驗，友誼是能夠超越身份群體的，除非你執意留在其中。我是猶太人，在一個不算特別正統保守的猶太社區裡長大，可那確實是我成長的環境。但我後來娶了一個非猶太人為妻，她來自政治上很保守的家庭，自幼的習慣和教養和我完全不同。這是我擁有的最偉大的友誼，我還有很多其他朋友，他們也都來自不同的背景。如何解釋這一現象呢？我認為友誼也能幫助我們應對生活的挑戰。身份認同的敘事只是賦予自我一種嚴格限制（一個自由人不情願聽命的那種限制）的方式罷了。
布羅姆維奇：《政治的其他方式：高等教育與群體思考》
您如何看待美國校園裡的「自由派惡霸」？比如內布拉斯加大學林肯分校（UNL）的英語教師欺負一個正在為右翼組織「美國轉折點」（Turning Point USA）招募新成員的低年級學生（罵學生是新法西斯並朝她豎中指）？
布羅姆維奇：
這是一個典型的美式狗血情節。這個年輕的保守學生完全有權在校園裡招新，那位英語教師因為這件尷尬事已經被剝奪了一些特權。她罵粗話恐嚇這名學生，還試圖把她趕走——她的行為已經越過了底線。這超出了學術環境中任何人的尊嚴所能承受的程度。
如果我是那裡的管理層，我會做什麼？肯定要訓誡那個老師，但不會特別尖刻。我只會說（並附帶處罰條件）：你的行為很不合適。那個保守派學生有權發表她的意見，你也有權和她爭論。她身處在公共場所。你也想要表達自己的意見？那你可以再擺一張桌子說「我的想法比她好」，但請不要罵粗話。
但是在內布拉斯加州，這變成了一場非常激烈的小型競爭，引起了州立法機構的反響，並且使人們擔憂起學校中的審查制度。我站在那些想表達自己意見的人那一邊。然而，這位年輕的保守派學生不應該上電視，把這擴大成一個國家層面的問題。她的感情受到了傷害。她很年輕，碰到這種事很容易成為焦點人物，不管你是左是右。想想那些一被校園警察叫停就立即開始錄像的有色人種學生。我並不是在談論黑人遭到警察毆打或射殺這種可怕和暴力的遭遇；而是現在遇到很小的一點摩擦，就會有人把它錄下來然後上電視，想把它變成一個聯邦級別的案子。部分來說，這種情況是由真人秀、社交媒體和人們能夠製造並消費此類故事的速度導致的。
內布拉斯加州事件是個以小見大的例子：從中可以看出，保守派觀點在大多數的校園裡——不管是大型州立大學、常青藤盟校還是其他許多私立學院和大學——是格格不入的。除非在有宗教信仰或者以保守主義著稱的大學，在美國校園中公開發表保守主義言論，要比發表左翼或自由主義言論難得多。美國校園裡的政治言論和辯論的情況讓我很擔憂，因為很少見到公開的討論。演講只出現在特定的論壇上，而嘉賓都是受邀而來的。所以，你會看到像塔那西斯·科茨（Ta-Nehisi Coates）這樣迎合左翼大眾的人，或者像理察·斯賓塞（Richard Spencer）這樣取悅右翼大眾的人來演講，他們吸引的都是像他們一樣的人群。而整日忙於學習的學生，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覺得談論政治很棘手，所以不如不談政治。
現在我們經常聽到喜劇演員抱怨講笑話越來越難了，容易動氣的玻璃心實在太多了。您覺得幽默這門藝術在目前的環境下是否處境艱難？
布羅姆維奇：
有個喜劇演員克裡斯·洛克（Chris Rock）就說他不會再去大學表演了，因為學生總擔心哪裡笑得不對。現在受歡迎的幽默好像都是那種極端粗俗的，而且明顯是面向這類那類特定人群的。你得說些驚世駭俗的東西才能讓人發笑，而即便此時，那笑聲也是尷尬的。舉個最近的例子：米歇爾·沃爾夫（Michelle Wolf）在白宮記者協會晚宴上的長篇表演。
怎樣的幽默才算到位？ 如果你的文化中有一套既定的規範、陳規、自滿，以及固定的觀念能給喜劇演員提供素材，或顛覆或驚嚇，都能惹人發笑——在此類場景中，喜劇才有可能。但目前的美國，我覺得整體上的情緒是錯亂的。人們感到不安，他們不知道規範是什麼，他們想要笑話敵人，但現在要笑話敵人只能人身攻擊，誹謗中傷，怎麼醜陋怎麼來。誠然，幽默本來也包括一些帶侮辱性的內容，但必定有智慧，有微妙之處。這意味著你要羞辱的對象擁有一些社會地位，而你要去顛覆之。現在像史蒂芬·科爾伯特（Stephen Colbert）或吉米·坎摩爾（Jimmy Kimmel）之類的喜劇人好像喜歡用一種徹底的、無底線的猛攻去反對川普及他所代表的文化。那是純粹的羞辱。我不看脫口秀，但偶爾點開視頻，看幾眼臺詞，它們並不好笑。有些人肯定會覺得很發洩：「噢現在我也能說這個了！」但不，它們不好笑。
笑話關乎一個社會中需要被暴露的那些矛盾，我們暴露矛盾時的笨拙引人發笑。在校園場景中，你不能開種族的玩笑。那不好笑，或者你得假裝它不好笑。現在社交媒體無處不在，學生們會感到一直在被記錄，也使得他們不敢亂開玩笑亂說話。你胡說八道的時候，別人說不定在錄音呢。你不想被別人發現自己對不該發笑的事情發笑。所以要笑，可真得有點自我無意識才行。這很遺憾。
川普
美國媒體簡直痴迷於川普（大部分痴迷於譏笑他）。您覺得這是媒體和政府之間制衡關係的健康表現，還是傳統媒體在後真相世界失去方向的表現？
布羅姆維奇：
這很病態，而且必須怪媒體不好。川普靠每天發發推特、說些引人義憤的怪話就能佔據新聞頭條：今天威脅炒掉司法副部長，明天威脅轟炸朝鮮，後天曬他和內塔尼亞胡親切握手，反正每天都有新花樣。當然這是一種表演技巧。川普是真人秀明星，他很懂得這一套。在許多其他方面他相當無知，但在吸引眼球上他相當懂經。
美國的主流媒體如《華盛頓郵報》《紐約時報》《紐約客》、CNN等擁有一定社會信譽的報刊、電視新聞，的確對川普痴迷不已。比如電視新聞網，除了CNN還有別家，川普為它們帶來了巨額收益。只要它們報導川普，就能增加付費訂戶和收視率。這簡直像每天都有劫機事件和辛普森案審判可以報導。這底下是一種不老實，那些對此有貢獻的記者也都心知肚明，雖然他們拼命譴責川普，嘲笑他，揶揄他和他的家人，說到底還是為了收視率。收視率好了錢包才能鼓起來。他們要是不報導川普了會怎樣？假設《紐約時報》每天在頭版報導：一、氣候變化；二、美國參與的戰爭：幫助沙烏地阿拉伯在葉門幹的那些勾當，幫助一些伊斯蘭教徒在敘利亞幹的勾當，以及依然還在阿富汗幹的勾當。今天深入報導這個選題，明天深入報導氣候變化，只有川普真有大新聞時才能上頭版。《紐約時報》的訂閱會一落千丈，無利可圖，記者會不知所措，因為他們腦子裡每天只有川普。
主流媒體必須要為川普主導美國政治文化負主要責任。它們比川普本人還要賣力地將他拱到中心。你可以說這是從希拉蕊·柯林頓開始的，她競選時以川普的對立面出現，而這也幾乎是她唯一討喜的地方。有兩個記者喬納森·艾倫（Jonathan Allen）和艾米·帕恩斯（Amie Parnes）寫了一本《破碎》（
Shattered
），是研究希拉蕊競選的比較好的讀物，其中提到希拉蕊的團隊在2016年費了很大的勁兒去想選她當總統的理由。他們差點兒就用了「因為該輪到她了」的競選標語。相比之下，川普則把以下幾點牢牢烙進了人們的腦海：我懷疑移民，反對移民；我會結束戰爭；我會給你們工作，百萬計的工作，通過叫停「糟糕的貿易協定」。希拉蕊基本上在說川普是個怪物，而我不是川普。結果我們都看到了。媒體也是這個調調，但我們需要些別的東西。我希望反川普陣營能夠想出點辦法來。
《破碎》
近年來的美國和英國大選暴露出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根本沒有招人喜歡的候選人，很多人想投票都無從投起……
布羅姆維奇：
這是民主制在全球範圍內的大問題。這問題的根源在哪裡？我只能大致猜測一下。好像真正有才能的領導人才不像過去那樣願意走從政路線了，他們更願意去金融、科技或商業領域，在幕後發光。從政要求你生活在公眾的注視下，這已經不再吸引人才。現在的民主黨裡，大家最常討論的是拜登、沃倫和桑德斯。我比較喜歡桑德斯，他腦子清楚，提倡的政策清晰合理。但有個朋友傷感地指出，這些人的年齡加起來已經有兩百十九歲了。年輕人才在哪裡？川普也很老了，但他對特定人群來說是個熱情的魅力領袖。我希望有新人能夠出現，讓美國遠離戰爭，強調氣候變化，讓已經貴得離譜的教育回歸公眾價值，在經濟上能像小羅斯福一樣有勇有謀、有想像力，但我不知道這人在哪裡。唯一的安慰大概是共和黨也沒什麼像樣的人選。
川普是局外的獨立人士。要知道，1990年代他還想過以民主黨身份參選呢。遠在參與出生地運動和茶黨之前，他就有政治野心了。他沒有思想，沒有原則，不需要黨派，是個徹底的投機者，但他卻成了美國多數黨裡最重要的人物。
現在看來，如果通俄門調查沒有實錘，川普參加連任選舉的話，很可能會再度勝出。雖然有一半的美國人不喜歡他，但他的支持率還是比別的人要高。至少有三分之一的美國人是他的鐵桿支持者，不管他幹什麼蠢事說什麼怪話。他們如此喜歡他的原因，是他們如此恨另一邊。川普曾經說過：「我就算在第五大道上開槍打人，他們還是會選我。」好像的確如此。
我們如果誠實的話，就得承認：美國每一百年才出一位偉大的總統。在以華盛頓為首的修憲諸君之後，只有林肯和富蘭克林·羅斯福配得上偉大。他們兩人都有真思想，從踏上政壇其就關注當時最重要的問題，成為總統後依然如此。對林肯來說，重大問題是奴隸制。他深思熟慮後，幫助成立了一個新黨派表明立場：要廢除奴隸制。羅斯福的大問題是大蕭條。他的表述很簡單，讓人們明白最基本的需求，然後動用國家力量製造就業，減輕痛苦，同時要避免法西斯主義等極端解決方案。林肯和羅斯福懂得如何向普通百姓解釋他們要推行的政策，並引導美國度過了分裂時期。我們現在需要這樣的領袖，因為全球化，因為2001年的「9/11」事件給了美國領導人窮兵黷武的藉口，因為全球性的新經濟環境和經濟危機的持續影響。然而沒有人提出一份可操作的政策方案，能夠被清楚明了地解釋，並有自信去開始執行。
川普當然不解釋。他沒有那種解釋事情的腦力，但他很會喊口號和給人起外號。他能贏得共和黨提名，部分原因是他給人起的外號頗有些粗俗的智慧，讓人過目不忘。十六位候選人根本沒辦法去回應他起的那些外號。想在大選中擊敗這樣的人，你得擁有兩樣武器：一，你得有川普沒有的清晰頭腦和智性；二，你得有幽默感，能夠拆解他張口就來的辱罵。
從2016年總統大選到#MeToo運動，厭女症（misogyny）成了關鍵詞。您覺得這是被希拉蕊濫用的誇大之詞，還是女性有不快經歷的普遍性依然被遠遠低估了？
希拉蕊·柯林頓
布羅姆維奇：
2016年之前，大部分人從來沒聽說過「厭女症」這個詞。這是個希臘語單詞。希拉蕊·柯林頓喜歡甩這些大詞，比如另一個希臘語單詞「恐外的」（xenophobic）。「恐同」（homophobic）是近年出現的美式希臘詞。
我覺得許多人喜歡女性，但並不喜歡希拉蕊。其中的差異很明顯。為什麼人們不喜歡希拉蕊？其中包括了那些覺得比爾·柯林頓是個無賴但還是忍不住有點兒喜歡他的人。比爾·柯林頓頗有政治天賦，這點人人都能明白。他絕對不會滿口拋厭女症、恐外之類的詞。他走進屋子，將目光集中在你身上，決定了他即將徵服你。他能讓你覺得你是全世界最重要的人——哪怕五分鐘。你絕不會忘記那種經歷。他是徹頭徹尾的政治動物，簡直為政治而生。希拉蕊不是這樣。她是那種頭腦清楚的精英管理者——比比爾·柯林頓腦子清楚得多。她也有幽默感，但是那種文雅的、反諷的、嘲嘰嘰的幽默感，既不暖心也不隨和。希拉蕊說的話不會讓一個德克薩斯人在酒吧裡開心大笑，那不是她的勝場。不喜歡她的人說她精於算計、易怒、傲慢；跟她相熟的人說她不是這樣，我也相信他們。
回到厭女症。今天的女性要比以往處境更危險、承受更多仇恨女人導致的暴力嗎？絕對不是。在美國，女性的地位、得到的工作機會一直在穩步上升。但上升的速度還不夠快。工作關係中高頻率發生的濫用權力事件（尤其是演藝圈和新聞圈）顯示我們還有巨大的改善空間。
#MeToo運動的一些宣傳令人不安，比如社交網絡裡黑名單滿天飛會導致現實生活中的後果：有人會因此丟掉工作，沒有機會辯解或是與當事人對質。
這不是法律程序，也不是能保證公平的程序。這是一種道德恐慌——之前也發生過。1990年代初有針對弗羅裡達、加州、紐約和其他地方的兒童診所的虐童指控，有無辜的男女被判入獄多年，因為有人說他們對小孩做了令人髮指的事情；證據在哪裡呢？小孩會亂說話，當時還有僱來的治療師誘導孩子說涉及性侵的話。
美國人很容易陷入道德恐慌，這是我們清教主義傳統的遺留，這涉及政治的方方面面。1950年代的麥卡錫主義有類似的地方。我成長的年代已是麥卡錫主義強弩之末，還記得那種氣氛。如果有人覺得你說話的方式不太對，他們會說你在讀共產主義垃圾。這將你置於防禦狀態，且一路上坡，很難再回到理性討論上來。
如果真的有這麼普遍的厭女症，那麼是不是應該有同等普遍的厭男症，只是沒有說出來？
布羅姆維奇：
如果有隱蔽的厭男症，我還沒聽說——而且也不會有人告訴我，是不是？不過整個社會似乎還沒有到那麼極端的反對男性的程度。
現在有針對某些類型男人的黑名單，說他們都是有性騷擾風險的。我看到的一份名單裡有搖滾明星，也有大學裡的運動員——所以假如你是個女大學生，在跟任何音樂人或運動員出去喝一杯之前都要三思。也許這已經接近系統化的厭男了。
在我成長的年代裡，針對女性的性別歧視是流行文化的一部分。現在隨便找一部1950年代的好萊塢電影看，性別歧視簡直撲面而來。再看現如今的電影，變化真是太大了。
布羅姆維奇：《愛德蒙·伯克思想傳記》
您寫了《愛德蒙·伯克思想傳記》，能為不熟悉伯克思想的中國讀者解釋一下他為何重要嗎？
布羅姆維奇：
伯克的思想對今天的社會和國家依然重要，因為他作為政治寫作者和思想家的洞見，他對政治行為中權力和審慎的敏銳分析。某種程度上說，他最大的課題是政治
代表
（
representation
）。一個社會如何產生出一種政治結構和政治行為準則，能夠保持社會穩定，過去與現在的連貫性，還要為將來的理性判斷鋪平道路？這是他一直在追問的問題。
伯克的解決方案不是民主。而是一種「混合憲政」，既能夠表達如他本人那樣的熟悉政治和當前問題的代表的需求，也能夠表達貴族恩主及其代表的需求——已經佔有權力和大量財產的那些人。歸納起來的話，伯克的作品是對代議政府的高政治（the high politics of representatice government）的捍衛。他的思考跟漢密爾頓和麥迪遜等美國憲法締造者的思考離得並不遠，麥迪遜在《聯邦黨人文集》中也捍衛了代議政府，也就是一種混合憲政體制，立法、司法和行政權分離，並互相制衡。伯克是這種設計的早期鐵桿擁躉。他還在理論和實踐上對濫用權力進行了批判。他一直很警惕濫用權力的危險。在南北戰爭中，他通過批評北方政權來嘗試提供一種憲法反對派的正確範例，接著是1780年代末到1790年代中期對東印度公司及英屬印度總督沃倫·黑絲廷斯的檢控。
我對伯克感興趣的原因之一，是他對大眾心理的敏銳分析。有序的政治讓位於大眾情緒，這意味著什麼？這種退化的進程令伯克恐懼，他成為1790年代初大眾情緒發洩的災難的思考者，特別是他寫法國大革命的文字。七八年前我完成伯克思想傳記第一卷的時候，依然覺得那些文字要比寫印度的文字更陌生一些，但現在，你看支持川普的群氓和反對川普的群氓，他們各自的發言人每天在小報、電視、社交媒體上叫罵，有時候甚至有肢體衝突，比如2017年的夏洛茨維爾暴力事件。這跟伯克在1790年代初看英吉利海峽對岸的法國時沒有多少不同。
確切來說，伯克不是一位政治理論家。他沒有霍布斯那種系統化的政治理論。他更像是心理學家，好比莎士比亞可以被看成一個心理學家那樣。他能看到人們行動的普遍動機和重要人物進行公眾表演背後的動機和潛在的暗示。他能給你線索。
布羅姆維奇：《道德想像：文集》
「道德想像」（moral imagination，語出自伯克《反思法國大革命》，以「同情」為其基礎）是您最近一部文集的標題，也是您的座右銘。鑑於如是經驗與十九世紀小說、1930年代的現實主義電影、十八世紀的道德哲學相關聯，為什麼它在今天仍有意義？您如何回應對其不足以標識一種批判立場的質疑？
布羅姆維奇：
我援引這些例證的原因只是為了聲明原創性不在我而已。我想表達的是，道德想像這一理念不是我生造的。所以我從喬治·艾略特這樣的作家那裡找例子，或者回到雷諾瓦、奧菲爾斯、伯格曼、費裡尼、小津安二郎的電影中的特定場景中去。
我認為，任何時候，當一個人能夠切身體會別人或一群人的困難，或是與自己的處境截然不同的情境，道德想像的價值就變得醒目。以庫切的《恥》為例，那是一部強烈的令人不安的關於寬恕的小說。主人公是一個文雅的學者，不太考慮對或錯的問題；他不是清教徒式的古板，只是道德懶惰而已；但他想體面地對待他人。他的女兒在南非被一群黑人強姦了。他該怎麼辦？這個故事問了一個關乎道德想像的問題。這個例子尤其典型，其困難在於如何放棄強有力的公正概念，放棄強姦罪必應被懲罰的想法。小說的結尾並不確定，因為女兒自己不想復仇。她被深深傷害了，可能終生無法痊癒，但她不想復仇。
要寬恕很難。忘記可能容易些。有意識的寬容在這部小說裡更複雜了，因為此處沒有基督教背景，也就等於沒有既定的道德體系。於是也沒有明顯的寬恕。她不想去喜歡這些人，但她也不想把他們想像成復仇的對象，或是公正審判的對象。其中有種思想在。我覺得道德想像在構思這樣一部小說時起了作用。
我在《道德想像》一文中引用了甘地在《印度自治》裡的話，那段對話講的是，要向來你家裡打劫的人妥協。這既關乎寬恕，也關乎更多的東西。我沒法從道德想像裡申發出什麼政治藍圖，只是想繼續提倡這類對個人思考和感受的保護。它很難描述，但對每個人都很重要，當我們看到它，就會立刻認出它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