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野千鶴子 活字文化
最近，韓國新冠疫情加劇，疫情下的低迷經濟狀況衝擊著普通職場人，而女性職員更是首當其衝。根據韓國2月份的就業統計數據，在上個月激增的申請臨時休假的618,000名職場人中，女性職員佔比62.8％；從年齡層來看，韓國20-30歲的女性工作者就業率下降的幅度最大，下降了1.7％（5萬名），而相同年齡層的男性就業率反而上升了0.2％（2.5萬名）。這些數據都表明這次疫情與1997年和2009年兩次經濟危機時一樣，大多數情況下都是韓國女性被先解僱。
部分選擇休假的「媽媽職場人」找不到照顧孩子的替補，所以並不能及時回到工作崗位上。當越多女性職場人選擇休假後，韓國企業不僅會有更大可能性在遇到危機時先解僱女性職員，還會在將來僱傭女性時產生更多顧慮，這可能讓女性職場人在將來面臨更大的就業危機。
為什麼面臨疫情衝擊，夫妻雙方中申請在家育兒的通常默認為母親？而企業首先選擇裁撤的員工也是女性？今天，活字君與書友們分享日本東京大學女性主義研究學者上野千鶴子在其著作《父權制與資本主義》中的篇章：「男性有兩套用來維護自己利益的父權制式的策略。第一個是在僱傭勞動中排擠女性;第二個是與男性勞動相比，女性勞動被看作是無足輕重的，並將女性關在封閉的牢籠裡。」
上野千鶴子，1948年生，自年輕時代起即不斷批判日本父權結構，是最著名的女性主義學者。現任東京大學人文社會學系教授；曾任芝加哥大學人類學系客座研究員、波恩大學客座教授、哥倫比亞大學客座教授和墨西哥大學研究所客座教授。代表著作包括《裙子底下的劇場》、《性感女孩大研究》、《近代家庭的形成和終結》、《女人的快樂》、《尋找自己的遊戲》、《女人遊戲》、《資本制與家父長制》、《高齡化社會 : 四十歲開始探討老年》、《上野千鶴子対談集》、《賦國家主義以社會性別》等。
「中斷一再就業」型的陷阱
對「既要工作又要孩子」的女性，資本主義和父權制給出的回答是：「OK，兩個都給你，但是你必須將它們很好地安排進生命周期的各個階段中。」在孩子需要母親的時候，女性要毫不猶豫地回到孩子身邊，待孩子長大後再回到職場。這種生活方式的提案對於母性與個性兩者都想要的女性而言是理想且和諧的。事實上，這種「中斷一再就業」型生命周期的形式在女性之中得到了廣泛的支持，並在頃刻間成了大多數女性的選擇。甚至還沒有進入社會的女學生們也接受並進入了這種所謂的理想生活。
當然，這種經過「中斷一再就業」後出現的「家庭主婦一勞動者」的生活方式究竟對誰有利呢?結果一目了然。「中斷一再就業」型女性的生活，看上去對女性有利，但事實上是對資本主義和父權制有利。
這是因為對資本主義而言:第一，可以把結婚前的女性作為快銷勞動力並過河拆橋；第二，可以以低廉的薪酬僱用作為未成熟勞動力的中斷一再就業型家庭主婦勞動力。對父權制而言，這樣可以使得在育兒期間確保丈夫擁有免費專職育兒妻子，在進入後育兒期之後，丈夫也可以不負擔任何家務勞動還可坐享女性帶來的額外收入成果。
對於中斷一再就業型的女性而言，她們生活艱辛的現實情況昭然若揭，但至今大多數的女性還是會主動接受這樣的生活。這是因為這種生活對女人而言是有利的，更具體地說，是對育兒有利的。
由於育兒期的中斷，導致了女性的中斷一再就業以及家庭主婦向勞動者轉化。女性並沒有順理成章地接受未來勞動市場的不利因素。也正因如此，她們對於育兒產假制度和再僱傭制度的普及抱有深深的期待。多數女性認為，只要有回歸職場的保證，就不會被社會拋棄，就不會對看不見的未來抱有不安，這樣她們就能夠更愜意地度過育兒期了。而只要有回職場的保證，女性就可以安心地體假。然而，即便是沒有回歸職場的保證，女性仍會抱著不安的心情選擇去休假。不論如何，處於育兒期中的女性想要、也必須要專心育兒，這樣的意識形態壓力在不斷作祟。
我們不得不提出以下疑問:如此這般的生活真的「對女性有利」嗎?
母性的「崇高價值」是種虛偽的意識形態
這對於父權制下的女性而言的確是方便之舉，所謂父權制下的女性、就是將父權制的母性意識形態的規範進行內在化的女性，她們認為照料孩子是母親的職責所在。正是父權制使得女性無償地背負了全部的再生產勞動。倘若如此，那麼對於進入育兒期專職育兒的女性而言，她們的生活並非對女性有利，而只是對處於父權制(下的女性)有利罷了。
當然，僅僅從宏觀社會體系發揮的效用上來討論育兒這一行為，或許會遭到微觀當事者的反對，他們會以母親的體會和孩子的經歷來反駁。特別是有人認為，女性進入育兒期後，她們專職育兒的生活並非對女性自身有利，而是對孩子有利。這種母性意識形態要求女性作為母親應該有獻身和自我犧牲的精神。而這種崇高的動機讓一心專注育兒的人們相信女性就應當為孩子著想，比起自己，要優先考慮孩子。從這種理論來看，「工作的母親」自然就成了將自己優先於孩子的自私的母親。
這種獻身的意識形態被眾多話語所美化，比如母親的自我犧牲有著金錢也換不來的崇高價值，再如，母親可以親身感受到新生命的活力。而在父權制下的這種「崇高的價值」並不會綁架男性，也正因如此，這種意識形態的虛偽性暴露無遺。但即便如此，將這種意識形態正當化的話語仍層出不窮，正可謂是無中生有。
不管怎樣，女性還是「為了孩子」而辭職了。然而，是誰來斷定這種做法是「為了孩子」呢?孩子自己是無法判斷的。所有有關育兒的意識形態最終都逃不過一句「這都是為了孩子」的陳詞濫調罷了。
跨越時代及文化，我們看到了多種多樣的育兒方法，而其中究竟什麼オ是「為了孩子」?這恐怕只會讓讀者陷入極度的混亂。比如說，讓我們來看看以下兩種相反的育兒方法:著名的規律母乳法(餵奶要按照規定的時間和規定的量)和自律母乳法(嬰兒要喝奶的時候才餵奶)。在很長一段時期中，美國的育兒書一直都遵循著規律母乳法:「即便嬰兒因為飢餓而哭叫，也要嚴格按照規定的時間餵奶。」而就是這樣的育兒書，告訴母親這都是為了孩子。日本傳統的母乳法與此正相反、長久以來都是不讓孩子一直哭泣，即刻要滿足孩子的要求。美國的育兒方法也是以《嬰幼兒保健常識》為轉折點，才開始由規律母乳法轉向自律母乳法的。然而原本重視孩子「主體性」的自律母乳法，總是被批判道:「正因如此、教導出來的孩子才會沒有忍耐性，總是會依賴別人。」
哺乳的方法以及排便的訓練決定了一個人的人格(personality)，這種誇大其詞的看法出現於20世紀30年代的美國。那些被稱為「文化與人格」( culture and personality)學派的人遍布世界各地，他們不斷鑽研嬰幼兒的哺乳和排便的方法。但如今看來，他們的學術成果不過是牽強附會、譁眾取寵罷了。人類在長大成人的過程中，除了哺乳和排便之外，還會受更多其他因素的影響。對於那些持決定論觀點的人，也就是認為母乳期的生理活動決定著未來人格的人，我只能說他們真是太過天真了。
這種決定論遵循的是弗洛伊德的一般理論，這種理論認為前俄狄浦斯階段決定著一個人的一生。所謂「絕無僅有的嬰幼兒期體驗」的危險論斷披著科學心理學的外衣，將女性逼迫進專職育兒的生活中去。
所有的育兒科學都只是披著科學外衣的某種意識形態罷了。以「孩子的發育」為主題的一切學術研究都逃離不了這種意識形態的特點。即便是完全相反的育兒法和育兒觀都是從「為了孩子」的觀點出發，企圖將它們的一切說辭正當化。並且它們還會因學者的不同立場帶有某種偏見。那些認為「由母親來進行專職育兒是有利的」的學者會從數據上導出其結論;而與之相反的，那些主張要父母共同來育兒的學者則會從另一個角度出發找尋其立論的數據。除了在怎樣的環境下養育孩子這一單純的事實之外，育兒法的多樣性並不會給予我們有關所謂「正確的育兒法」的任何解答。不僅如此，這種研究只會使讀者越來越混亂。
倘若如此，我們就不應該去追尋「什麼オ是正確的」，而是應該去思考「這些人究竟希望什麼是正確的」。明白了這點，那麼當下的這種「三歲之前孩子需要母親」的育兒觀，其中所蘊含的意識形態特點就一目了然了。支持這種育兒觀的人們，是希望實現這種想法的人，即在孩子三歲之前母親能夠專職育兒，處於育兒期的女性應當離開職場。將這種意識形態內在化的男性把帶孩子的女性趕出了勞動市場，而將這種意識形態內在化的女性則選擇主動離開勞動市場。結果，就出現了由於育兒所導致的女性的中斷一再就業的勞動形態。
當下所盛行的母性意識形態還給母親的專職育兒時間打了優惠折扣「直到孩子三歲」便可，但這也著實讓人不快。如此，專職育兒時間達到不了直到孩子「六歲」或「十二歲」的標準，相反的，也不會縮短至孩子「出生後一年之內」。專職育兒期的時長如果是直至長大成人的話未免也太長了，而只到一歲為止的話又會太短。但這長短之論究竟是就誰而言的呢?這種時間的長短絕不是由女性或孩子自己決定的。並且，恰如其分的時間長短是會隨著時代的變化而逐漸改變的。對社會而言，更確切地來說是對市場而言，女性直到孩子長大成人都待在家裡是一件棘手的事，而讓她們休整一年便立即回歸職場也同樣是一件麻煩事。
20世紀80年代的育兒意識形態是「三歲之前孩子需要母親照料」。而在它的影響下，女性暫時離開了勞動市場。中斷一再就業之後，女性到了所期望的「事業家庭雙豐收」，但這不僅不是自我價值的雙重實現( dual role)，反而成了雙重負擔( dual burden)。這樣的生活狀態在現實中很快就顯露出了原形。
父權制的物質基礎
父權制的物質基礎指的是，男性對女性勞動力的統治。這種統治通過防止女性接觸經濟中必要的生產資源，或者通過控制女性的性機能來維持。[ Hartman，1981:日譯本65-66頁]
因此，廢除父權制不是通過改變每一個男性的態度、扭轉每一個男性的意識而達到的。而是只有通過改變現實的物質基礎，即制度與權力結構才能達成。
父權制下的性統治不僅存在於一對男女關係中，它也存在於家族集團中男性成員與女性成員之間，以及更廣泛的社會領域中的作為階層的男女關係之間。在近代家庭中，一夫ー妻制的關係成為對女性進行性統治的制度性基礎。雖說如此，但這並不意味著只要不進入一夫一妻制關係(通過單身或離婚等方式)就能從性統治下逃脫。因為作為制度的父權制能進行跨領域式的滲透，且與其他社會領域密切相關。所以即使能逃脫一夫一妻制這種直接的性統治，她也不得不面對各種其他社會領域中的性統治。
在男性看來，女性的表面獨立，往往會招來誤會。女性即使不直屬於男性親屬的特定組成，還是會從屬於男性統治下的總體文化。[Elson＆ Peason，1981:日譯本1頁]
甚至連「戀愛結婚」的意識形態都是非自由的，無法逃離父權制的陷阱。浪漫愛情( Romantic Love)也許可以將女兒從「父親的權力」中解放出來，而另一方面會使其落入「丈夫的權力」的統治。戀愛的瘋狂魔力是掙脫「父親統治」萬有引力的離心力，也是將自己推向「丈夫統治」之下心甘情願的自我放棄。無論是何種統治，如果無法控制被統治者的內心就無法得以實現。「戀愛結婚」的意識形態是一種意識形態機器。它是使女性在前近代大家庭向近代核心家庭過渡的歷史時期轉換中自行選擇父權制的一種近代形式。
在廣義的父權制之下，對於女性而言、男性構成了一種「利益集團「。異性戀關係，與其說它連接起性別不同的彼此，倒不如說連接起處於這種關係中並擁有共同利益的同一性別的人。列維·史特勞斯(Lei Strauss)對婚姻的定義亦是如此。他認為，相比夫婦之間的盟約，不如將婚姻定義為男性成員間互相交換姐妺的義兄弟盟約。從未開化社會到工業社會，社會中的男性成員通過種種制度性手段合謀達成了剝奪女性成員的權利以維護其共同權益的目的。
從父權制的角度來說，資本主義也只是父權制下的一種制度性的變種而已。從勞動中靠性統治獲取利益的不僅僅是資本家，男性勞動者們也由此獲利。馬克思主義女權主義者們猛烈批判了長久以來由男性主導下的工會，他們團結一致地對女性進行排擠和壓迫。
男性有兩套用來維護自己利益的「父權制式的策略」。第一個是在僱傭勞動中排擠女性;第二個是與男性勞動相比，女性勞動被看作是無足輕重的，並將女性關在封閉的牢籠裡。
男性主導下的工會對兩套父權制式的策略不太可能只擇其一或都不採用。[Waby，1986:244]
由此，「男性勞動者的優勢地位是在犧牲女性勞動者的基礎之上建立起來的」。[Hartman，1981]
沃爾拜(Walby)進一步指出，再生產中女性的劣勢地位並不能解釋女性在生產中的不利地位，反而是男性集團對女性的組織性排擠和貶低迫使女性不得不忍受她們在再產生中的不利地位。
因為「父權制下的性別分工(以及其中出現的女性勞動的貶值)早在資本主義出現之前就已經產生了」[ Walby，1986:85]，所以我們甚至可以將資本主義視為父權制的近代形態。
原標題：《將女性囚禁於母職，是父權制的圈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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