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8日，41歲的青年翻譯家孫仲旭在廣州因抑鬱症自殺。在媒體的關注下，生前清貧的孫仲旭令翻譯家群體一時成為公眾眼中的新焦點。
近日，華商報記者採訪了多位翻譯家以及出版社編輯。有人說翻譯家收入低、工作強度高，也有人說從事翻譯工作沒有社會地位。
從什麼時候開始，翻譯家這麼不好做了？
十幾年譯400萬字，在廣州只夠買個衛生間
7月19日孫仲旭曾在微博上引用了一句尼採的話：「凝視深淵過久，深淵回以凝視。」這句話雖然是他個人的翻譯，但被網友當成了他真實生活的寫照。
翻譯過《麥田裡的守望者》、《門薩的娼妓》等30多部作品的孫仲旭，曾在微博裡表示留給兒子十幾年來譯的400萬字，可以讓兒子在老家蓋座平房，娶個媳婦，但在廣州只夠買個衛生間。
譯林出版社綜合編輯部主任王理行告訴華商報記者，如今出版社執行的依然是國家版權局1999年頒布的《出版文字作品報酬規定》，翻譯作品每千字20—80元，而且想拿到這個80元的上限並不容易，大多數稿酬在50到60元左右。「現在在這筆基本稿酬之外，印數稿酬每多10萬冊，可以獲得又一筆基本稿酬。」然而，大部分翻譯作品銷量只有幾千冊，除非像《挪威的森林》那樣極少數的暢銷書，譯者林少華或許可以得到十倍基本稿酬甚至更多。有人說為什麼不能按照版稅付酬？「版稅也要以銷售量來計算，如果按照版稅來算，譯者可能更吃虧。」王理行說。
譯著不能評職稱，翻譯人才嚴重短缺
曾翻譯村上春樹的《當我談跑步時我在談些什麼》的翻譯家施小煒，在翻譯《1Q84》時，曾經連續奮戰7個月，翻譯過程中腰痛發作，持續三周只能仰臥在床上，將電腦放在肚子上繼續翻譯。高強度的工作、低水平的收入，很多從事文學翻譯的人完全出於興趣愛好在堅持著。「有人說不能指望翻譯發財，我說應該改成不能指望它來謀生，因為發財是絕對不可能的。」從事5年翻譯工作的王薇說。
曾在日本長期生活的施小煒認為在國內當職業翻譯家維持生活相當清苦，「日本習慣按頁數算費用，大概一張稿紙400字3萬日元，相當於兩千多人民幣，這是比較高的稿酬，一般的稿酬大概600元左右人民幣。但在我們國內可能很難達到這個水準。我因為在大學裡教書，有工資收入，我的研究專業又是日本文學，所以有報酬更好，沒有報酬也會做。但是如果靠翻譯為生，我覺得挺難的。」
一位業內人士告訴華商報記者，翻譯家基本都是兼職，很多是高校老師，或者曾學過外語為興趣而翻譯的人，極少數人是因為找不到合適的工作，才先接點翻譯的活兒。這樣的結果導致目前翻譯的人才嚴重短缺，尤其是高質量的人才。
「在高校裡，翻譯不算科研成果。另外，老師們需要用業餘時間翻譯，可能半年才能翻譯20萬字，到手只有一萬多稿酬。最終，真正有水平的人會用這個時間寫論文評教授、誰來做翻譯？」王理行說。
對翻譯的未來悲觀，再這樣熬下去不行了
老編輯趙勇對翻譯的未來非常悲觀。過去編輯是對照原版翻譯稿子的，在市場化的衝擊下，年輕的編輯們用軟體查查錯別字就完成工作了。同樣一本好書，老牌出版社的編輯會對照各種版本的內容，找翻譯家翻譯半年才出爐，現在一些出版社找幾個研究生，一人翻譯10頁，不到一個月就出書了。
很多人甚至用上了翻譯軟體，「古典作品不用掏版稅，用軟體譯出來，譯者再順一順，一本譯作就出來了。我甚至遇到一個外語學院的院長問：『你們出版社用什麼翻譯軟體？』我只好告訴他：『我們從來不用翻譯軟體』。」王理行說。
「當個翻譯太難了！」曾翻譯美國女作家黛安娜·迪克遜的長篇小說《隱諱》的陝西翻譯家孔保爾感慨：「從事翻譯工作不僅收入低、強度大，還沒有地位。我翻譯了10本書，做了31年，也不敢說自己是作家、翻譯家，去年推掉了幾個翻譯任務，點燈熬油的，五十多歲再這樣熬下去不行了。」 華商報記者劉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