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希特勒是奧地利人，卻作為德國的統治者挑起了世界大戰，那麼他的母國奧地利在二戰中充當了什麼角色？加害者？受害者？抑或兼而有之？本文原題為《希特勒與奧地利人——在完全一體化與局部鎮壓之間》，作者阿諾德∙蘇潘（Arnold Suppan），奧地利科學院院士，原奧地利科學院副院長，原維也納大學東歐歷史研究所教授；譯者陳琛，奧地利維也納大學漢學系碩士研究生。本文是在2014年9月1日於奧地利科學院的學術報告的基礎上整理而成，原刊於《抗日戰爭研究》2017年第1期，澎湃新聞經授權節選部分內容，原文注釋從略，現標題為編者所擬。1939年9月1日凌晨，德軍在阿道夫∙希特勒的命令下攻入波蘭，其中一部分軍隊（一支裝甲師、一支摩託化師、兩支山地師與三支步兵師）以奧地利人為多數。奧地利人繼1914年後第二次與英法兩國開戰了，他們很快就以各種身份或主動或被動地成為一場世界大戰的參與者。閃擊波蘭後，希特勒德國在22個月之內相繼發動了十次「閃電戰」：1940年初對丹麥、挪威、荷蘭、比利時、盧森堡與法國，1941年2月出兵利比亞，4月和5月對南斯拉夫與希臘，6月22日進攻蘇聯。12月11日希特勒對美國宣戰，甚至讓「奧地利人」捲入了與西方超級強權的對抗。1943年7月義大利也淪為戰場，1944年9月戰火燒到了匈牙利。
作為陸海空三軍還有黨衛軍的指揮官與士兵，奧地利人參加了上述所有的軍事行動。整個戰爭期間，有超過130萬名來自「東方邊區」（現在的奧地利）的成年男子與少年投入了戰鬥，其中的24.7萬人在歐洲與北非的各大戰場或大西洋與地中海的洪流中喪生。
對於戰後奧地利的社會而言，戰爭帶來的損失幾乎難以衡量。除了陣亡者，還有17萬終身殘疾的重傷員，再加上數十萬戰爭遺孀與戰爭遺孤，他們作為戰爭的受害者在戰後必須得到照料。儘管在東線和其他戰線損失慘重，儘管有很多醫護專列從東部駛來，儘管盟軍在1943年10月30日至11月1日的《莫斯科宣言》中聲明將重建奧地利，多數奧地利的士兵還是戰鬥到了1945年5月初德軍投降。其中的部分原因是他們被納粹的宣傳蒙蔽了。他們相信自己是在保衛歐洲免遭「野蠻的東方（等同於布爾什維克）」入侵，這也包括在被佔領的南斯拉夫與遊擊隊作戰。他們希望與親密的戰友一起回到奧地利的家鄉。大約50萬人最終被盟軍俘獲。儘管當時存在若干帶有一定地域歧視意味的嘲諷（「帝國德意志人」「普魯士人」「德國佬」和「東方邊區人」），但德奧士兵的參戰意願並無明顯差別。奧地利的軍官和士兵無疑也是眾多戰爭罪行的參與者——特別是在蘇聯、南斯拉夫（克拉列沃與克拉古耶瓦茨）、希臘（卡拉夫裡塔）與義大利（馬爾扎博託）。
阿道夫∙希特勒 視覺中國 資料圖合併思想的來源1918—1919年前後出現的合併思想一直活躍在眾多德國與奧地利政治家、外交官、軍官、教授、教師、公務員、律師、醫生、經濟界人士、工程師、記者、作家和藝術家的頭腦中。1928年7月的德意志歌唱節就是對此的明證之一。在弗朗茨·舒伯特（Franz Seraphicus Peter Schubert）逝世100周年之際，13萬名來自德國與奧地利各地的歌手乘坐彩車穿行於維也納的英雄廣場與環形大道。70萬人目睹了這一盛況。在時任奧地利總統的米夏埃爾∙海尼施（Michael Hainisch）看來，這一「歌手組成的軍隊」正是德意志民族統一的象徵。柏林的《沃斯報》（Vossische Zeitung）則認為，歌唱節是「來自整個帝國的德意志人向屬於德意志的維也納致敬」。
然而，當柏林與維也納在1931年3月19日決定「整合德國與奧地利的關稅與貿易政策」，在巴黎、布拉格、羅馬和倫敦掀起了憤怒的浪潮，特別是法國與捷克斯洛伐克的政府感覺受到了「德意志修正主義」的挑釁。通過國際聯盟的最高委員會，這個問題最終交由海牙的國際法庭裁決，後者以8比7的投票結果通過認定：德奧關稅聯盟雖然沒有違反《聖日耳曼條約》對德奧合併的禁令，卻違反了1922年《日內瓦協議》的1號記錄。這一裁決激怒了德國與奧地利的輿論，損害了分別以海因裡希·布呂寧（Heinrich Brüning）和卡爾·布萊什（Karl Buresch）為首的德奧兩國政府，為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以下簡稱納粹黨）贏得1932年的帝國議會選舉以及下奧地利、薩爾茨堡與維也納三個聯邦州議會選舉創造了有利條件。1934年共和保衛聯盟發動的二月起義以及政府軍對他們的鎮壓也幫助了納粹黨人。然而，由於總理恩格爾伯特·陶爾斐斯（Engelbert Dollfuß）在奧地利納粹黨人發動的七月政變（希特勒部分知情，後以失敗告終）中遇害，使希特勒對奧地利選民日益增長的影響力暫時中止。不過，1935年1月薩爾區全民公投的成功旋即打破了這一局面。
儘管德國與奧地利在1936年籤署了《七月協定》，抑或正是因為有這個協定，奧地利以及其他歐洲國家沒預料到，希特勒早在1937年11月5日就告知帝國戰爭部部長、外交部部長與陸海空三軍最高統帥，他要「徵服」奧地利與捷克斯洛伐克，也許就在1938年將採取行動，如果那時法國陷入了一場同其他國家的戰爭。「通過兼併捷克與奧地利取得的糧食足以供給五六百萬人，前提是採取強制移民措施，從捷克遷走200萬，從奧地利遷走100萬」（除了猶太人，尚不清楚希特勒在此還指的哪些人）。「將兩國併入德國可以從根本上減輕我們的軍事壓力與政治負擔。邊境線變得更短更理想，武裝力量可以解放出來用於其他目的，還有可能成立新的部隊，數量最高可達12個師，也就是說每100萬居民就可以成立一個新的師」。希特勒的論據一是必須遏制德意志文化在奧地利與捷克斯洛伐克的衰落；二是必須贏得「農業經濟空間」；三是爭取實現重要原材料（煤炭、礦石、纖維材料和食用油等）「有條件」的自給自足。總而言之：「為了解決德國問題，只有運用暴力這一條道路可走。這條道路從來就充滿了風險。弗裡德裡希大帝為了取得西裡西亞進行的戰鬥以及俾斯麥對奧地利與法國發動的戰爭在當時都面臨著空前的風險，而普魯士在1870年的迅速行動使得奧地利可以置身戰爭之外。」
合併的前前後後1938年2月12日，希特勒在他位於貝希特斯加登的「鷹巢」嚴厲斥責奧地利總理庫爾特·許士尼格（Kurt Schuschnigg）「背叛」了德意志人民。他要求大赦被逮捕的納粹黨人，任命納粹黨籍的維也納律師阿圖爾·賽斯-英夸特（Arthur Seyss-Inquart）為內政部部長，還要求把奧地利的經濟體系與德國合為一體。總參謀長阿爾弗雷德·揚薩（Alfred Jansa）仍想通過武裝抵抗來爭取大國對奧地利的支持，但是大規模的納粹示威遊行爆發了，祖國陣線組織了反遊行作為回應。
為了擺脫來自德國的壓力，許士尼格宣布在3月13日就奧地利的獨立舉行「全民公投」。他預計可以取得65%—75%的贊成票。但是黨衛軍與衝鋒隊在維也納與所有的聯邦州首府大肆活動，並且每隔一小時就會從柏林傳來一份最後通牒。在如此巨大的壓力下，許士尼格被迫於3月11日晚上宣布，奧地利屈從於暴力。許士尼格不希望「德意志人的血」白白流淌，因而放棄了軍事抵抗。就在當晚，奧地利總統威廉·米克拉斯（Wilhelm Miklas）被迫任命英夸特為新總理。
1938年3月12日下午，希特勒從他的出生地因河畔布勞瑙出發，開啟了他的得勝之旅，德國大軍緊隨其後。他經過林茨到達維也納，沿途有數十萬上奧地利人、下奧地利人和維也納人夾道歡呼。在軍隊進入的同時，奧地利納粹黨人攫取了一系列城市與聯邦州的權力。希特勒在林茨受到熱烈歡迎，他為此感到振奮，於是就在3月13日當晚接受了新內閣通過的關於「奧地利與德意志帝國再統一」的聯邦憲法，並下令通過一部平行的帝國法律。奧地利確實在一夜之間變成了帝國的一個州。奧地利的歷史似乎不可逆轉地匯入了大德意志的主幹道。1938年3月15日，維也納的英雄廣場上聚集了大約50萬興致勃勃的奧地利民眾。希特勒面對歡呼的人群誇張地宣布：「從現在起，德意志人民最古老的東方邊區應當成為德意志民族和德意志帝國最年輕的堡壘。」
13歲的維也納中學生利奧波德∙羅森邁爾（Leopold Rosenmayr）當時是一名許士尼格支持者的兒子，希特勒的講話也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所經歷的1938年3月瀰漫著一種令人難以忍受的緊張氣氛。數十萬高呼「希特勒萬歲」的人，加上那些被蓋世太保迫害的猶太人與政治反對派，是這種緊張氣氛的來源：
1938年3月11日的晚上，我像平時一樣寫著作業，並沒有意識到，一個得到如此彰顯的身份竟然可以製造出如此暴虐。我透過臨近克卜勒路的窗戶可以看到法沃裡騰大街，那裡正有很多人打著旗幟與橫幅向市中心走去。他們齊聲高呼納粹主義口號，其中有一句在後來不斷地被重複：「一個民族、一個帝國、一個元首！」那些人是從哪裡來的？是從法沃裡騰那個工人區嗎？那是一條長長的隊列，正在慶祝他們戰勝了一個內部分裂的奧地利，而這個奧地利正在走向沉淪。有不少人在「合併」的那幾天就不得不躲起來。因為在德軍開進奧地利的同時，黨衛軍首領海因裡希·希姆萊（Heinrich Himmler）已經帶著他的爪牙降落在阿斯潘機場。他們立即開展工作，逮捕許士尼格政權的支持者、社民黨人、共產黨人和猶太人。秩序警察與蓋世太保到達現場的速度比軍隊還要快。許多猶太人被納粹暴徒虐待或施以酷刑。許多猶太人的店鋪被洗劫。「追捕猶太人」為經濟社會領域的不滿情緒充當了「安全閥」。這種行為在奧地利這樣的法治國家意味著文明的完全崩塌。
美國記者威廉·夏伊勒（William L. Shirer）在巴洛克風格的卡爾教堂前碰到一群歇斯底裡的暴徒，他還在克爾特納大街目睹了青少年向猶太人的商店櫥窗扔石頭。另一名外國記者格迪（G. E. R. Gedye）在市中心見證了人群不斷地呼喊：「打倒猶太人！希特勒萬歲！勝利萬歲！消滅猶太人！絞死許士尼格！賽斯-英夸特萬歲！打倒天主教徒！一個民族、一個帝國、一個領袖！」就連德國人都開始對這種泛濫的反猶情緒產生了看法，這種情緒正是他們自己在奧地利煽動起來的。在短短幾個星期之內，奧地利的每個猶太商店都通過一個自我任命的納粹委託人完成了「雅利安化」（ Arisierung的常用中文譯法，納粹用語，意為把猶太人的財產變成非猶太人即日爾曼人的財產）。1938年4月28日，柏林最終下令「登記猶太人的財產」。
維也納大主教西奧多·因尼策爾（Theodor Innitzer）向希特勒保證了奧地利天主教徒的忠誠，在1918—1920年間擔任國家總理的社民黨人卡爾·倫納（Karl Renner）則通過4月3日的《新維也納日報》表達了對「合併」的支持。作為1919年奧地利和平使團的領導人，倫納認為「合併」是「對1918—1919年間的恥辱，對《聖日耳曼條約》與《凡爾賽和約》作出的切實賠償」。很多奧地利人的感受顯然同因尼策爾和倫納一樣。納粹的宣傳動用了一切媒介手段：招貼畫、報紙、電影、音樂、燈光、色彩、圖像、飛機、鐘樓、禮花。普魯士州的州長赫爾曼·戈林（Hermann Göring）是3月11日最後通牒的幕後導演，他公布了一套針對奧地利的大規模經濟方案。失去社保的人即刻被納入失業救濟範圍，而拍賣禁令可以取悅陷入貧困的農業界。希特勒在4月3—9日進行了一次「東方邊區之旅」，他在格拉茨、克拉根福特、因斯布魯克、薩爾茨堡和林茨受到數十萬人的歡迎，僅格拉茨一地就來了大約40萬施泰爾馬克人，在因斯布魯克則聚集了大約15萬蒂羅爾人。奧地利民眾歡呼雀躍的照片和影像傳遍了世界。著名英國歷史學家泰勒（A. J. P. Taylor）對眾人心態的概括在很大程度上是準確的：
對於「奧地利」的居民而言，希特勒在1938年3月佔領維也納意味著民族的解放；他們就此擺脫哈布斯堡王朝的最後遺存，與自己的民族國家團結起來。1938年3月12日下午，希特勒從他的出生地因河畔布勞瑙出發，開啟了他的得勝之旅，德國大軍緊隨其後。他經過林茨到達維也納，沿途有數十萬上奧地利人、下奧地利人和維也納人夾道歡呼。確實有99.6%的奧地利人在1938年4月10日投票贊成「奧地利與德意志帝國的再統一」，並支持「我們的領袖阿道夫∙希特勒的名單」。從那天起，在奧地利就一直存在討論，究竟有多少奧地利人會在國際聯盟監督下舉行的秘密公投中由衷地投票贊成「合併」呢？可以確定的是，會有各種各樣的人投反對票（最受威脅的猶太人、虔誠的天主教徒、祖國陣線的骨幹、君主主義者、共產黨人、支持社民黨的產業工人及其工會代表），加起來可能有100萬人，而擁有投票權的人總共有400萬。
與上述人針鋒相對的是奧地利的納粹黨人，還有在思想上與他們極為相近的「大德意志人」，他們也要佔到25%，甚至35%。因此，那些佔多數的「不問政治」之人的抉擇才是決定性的。他們與其說是支持納粹主義，倒不如說是更認同「合併」思想。他們在1938年初把過上更好生活的希望寄托在德意志帝國身上，因為後者使得大規模的失業狀況有了明顯改善。納粹主義首先俘獲了來自所有社會階層的青少年；因為至少在初期，納粹主義宣揚諸如紀律、忠誠、服從與意志等價值觀，以及通過「希特勒青年團」與「德意志少女聯盟」這樣的組織提供了一系列誘人的體育科技文化活動。另一個受歡迎的姿態就是將貨幣整合為2個帝國馬克兌換3個奧地利先令，這清楚地表明先令升值了；要知道帝國銀行給出的兌換建議本來只有1：2。奧地利納粹黨員的數量上升（截至1943年5月已有近70萬人）也表明，多數人贊同希特勒的極權統治。很多奧地利的男性和女性還紛紛自願加入或被徵召進入其他納粹組織，例如衝鋒隊、黨衛軍、納粹機動車司機軍團、德意志勞動陣線、納粹醫生聯盟、納粹公務員聯盟、納粹教師聯盟、納粹學生聯盟、納粹農民協會、納粹婦女協會等等。
「合併」對國際法與國際政治意味著什麼，美國的國際法專家查爾斯·范威克（Charles G. Fenwick）的判斷很準確：
今天我們見證的不是兩個主權國家之間的慣常條約，甚至也不是影響奧地利主權完整的德奧同盟協定，而是奧地利被德國完全吸收了。奧地利從此成為德國的一個省。這個國家的名稱起源可以追溯到10世紀甚至更早，如今卻在國際法記錄中消失了。然而，國際社會勉強接受了「合併」，只有墨西哥與蘇聯提出了抗議。英國外交部常務次官亞歷山大·賈德幹爵士（Sir Alexander Cadogan）早在1938年3月17日就承認，希特勒只不過是剷除了1919年巴黎和會的最後一處不公。政務次官奧姆·薩金特爵士（Sir Orme Sargent）則心灰意冷地斷言：
德國枉顧國際法，用赤裸裸的暴力佔領了奧地利，各個民主大國冷眼旁觀。從心理學的角度講，這對於所有其他可能妨礙德國的小國都是一個警告，會產生深遠的影響。奧地利共和國變成了「奧地利州」，從前的九個聯邦州縮減為七個大區。1939年4月14日生效的《東方邊區法》又將這些大區提升為帝國大區，由帝國總督和大區領導來管理。希特勒早在1938年5月就任命了7名奧地利納粹黨領袖為大區領導。直到格洛博奇尼克（Odilo Globocnik）因為嚴重腐敗被1938年4月10日全民公投的組織者、普法爾茨人約瑟夫·布呂克爾（Josef Bürckel）取代後，「外來」納粹黨人在維也納的存在才得到加強。但這個「啤酒桶」（維也納人對布呂克爾的蔑稱）在位時間並不長，1940年8月1日，他被帝國青年領袖、柏林人巴爾杜·馮·席拉赫（Baldur von Schirach）取代，後者一直對維也納文化頗有好感。
1938年10月籤署的《慕尼黑協定》將南摩拉維亞與南波希米亞地區共計33.5萬居民一併納入了上多瑙和下多瑙兩個帝國大區，相關大區的領導人及其管轄的民眾都為此感到歡欣鼓舞。類似情形也發生在1941年4月對南斯拉夫的戰爭之後，下施泰爾馬克、梅扎河谷與上卡爾尼奧拉被納入帝國大區施泰爾馬克與克恩滕。當地的絕大多數居民是斯洛維尼亞人（至少有75萬），無人徵求他們的意見，他們也絕不會同意。對於希特勒下令推行的強制日耳曼化政策，他們更是完全不能接受。
奧地利人還必須面對更多難堪的真相：1938年3月掀起逮捕浪潮以後，4月以來已經三次將政權反對者送往達豪集中營；對私人銀行、企業與房地產實行「瘋狂的雅利安化」（總共涉及單位7萬個）；將皇冠、權杖等帝國的權力象徵物從維也納的珍寶閣運往紐倫堡；1938年10月希特勒青年團對大主教宮殿發起衝鋒；11月對德國和奧地利的猶太人實施集體迫害，剝奪猶太人的職業和住所；1939年秋將首批猶太人運往位於總督轄區的隔都；希特勒與墨索裡尼達成的協議，背叛了講德語的南蒂羅爾人。這一切都沒有動搖民眾對「德意志民族的領袖與德意志帝國總理」的熱烈擁戴。1940年7月德軍戰勝法國之後，民眾對希特勒的支持達到了頂峰。直到1941年秋天，對蘇聯的戰爭導致東部戰線的陣亡人數恐怖上升，特別是3個「奧地利」師（維也納的第四十四、第一九七步兵師與下奧地利的第一〇〇輕裝師）在史達林格勒被圍殲，而希特勒又在1941年12月對美國宣戰，才使得多數「奧地利人」與德國人對希特勒非同尋常的崇拜降溫。
1943年2月18日戈培爾呼籲進入「總體戰」，意味著第三帝國的軍事處境變得更困難了。尤其對那些收聽「敵臺」的「奧地利人」來說（納粹黨人也聽BBC廣播），這是再清楚不過的。儘管如此，廣大民眾對希特勒的忠誠並沒有改變。1943年8月13日以後，維也納的帝國電臺用「布穀鳥鳴」向居民發布盟軍空襲警報，清楚地表明了納粹政權在空戰中缺乏防禦能力。僅維也納一地就經歷了55次空襲，造成8769人死亡；格拉茨、克拉根福特、菲拉赫、因斯布魯克、諾伊施塔特、斯太爾、林茨與薩爾茨堡也經常被空襲，死亡人數總共超過了10000人。還有數十萬因空襲流離失所的「帝國德意志人」（來自魯爾區等地）被安置在「阿爾卑斯與多瑙行政區」，他們絲毫不能幫助提振士氣，特別是那些來自柏林與漢堡的北德新教徒對「東方邊區」的住所頗為不滿。1945年3月12日星期一，盟軍的空襲摧毀了國家歌劇院一帶。外交家約瑟夫·申納（Josef Schöner）在二戰後的奧地利聯邦政府中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他把這一天稱作「對於我們心愛的城市黑暗的一日」。很多人都有同樣的感受。
戰爭的殘酷結束隨著紅軍從匈牙利西部向奧地利東部節節推進，1945年3月底以後，納粹政權的暴力恐怖統治再度升級。為了組建「人民衝鋒隊」，老年男子與大男孩兒都被徵召入伍。納粹試圖通過散布恐懼逼迫人們獻出最後的忠誠。在「東南牆」修築防禦工事的匈牙利猶太勞工被迫開始了前往毛特豪森集中營的死亡行軍。集中營的犯人、政治犯與戰俘被有組織地殺害。納粹的爪牙忙於搜捕隱匿的猶太人與政治反對派。大區領導席拉赫在維也納實行了軍事管制。流動的臨時軍事法庭判處數百名逃兵死刑。為了避免更多的傷亡與破壞，軍隊內部的抵抗者試圖通過軍事行動將維也納和平移交給蘇聯，他們的努力宣告失敗。
當地時間2015年5月10日，奧地利維也納，民眾造訪前毛特豪森集中營，紀念二戰結束70周年。 視覺中國 資料圖在「第三帝國」崩潰之際，1915—1924年間出生的奧地利青壯年男子中，已有約三分之一死亡或失蹤。數十萬蘇臺德德意志人、匈牙利德意志人、多瑙德意志人與下施泰爾馬克人，或是被驅趕，或是為了躲避紅軍，正在逃往奧地利的途中。「奧地利人」感受到了前線的逐步退縮，開始同納粹政權拉開距離，並且認為那些納粹黨魁是戰爭和崩潰的罪魁禍首。盟軍的宣傳也促使各群體（共產黨人、社民黨人、天主教徒和君主主義者）與納粹政權拉開了距離。紅軍的勝利進軍鼓舞了奧地利的親共產黨力量，兩個奧地利營在南斯拉夫人民解放軍的框架下得以建立。奧地利各地的逃兵數量都在增加，全無構築「阿爾卑斯山堡壘」的樣子。很多受害者都期盼著跟恐怖政權的執掌者與同流合汙者秋後算帳的一天早日到來，但後者中選擇自殺的不在少數。最終是盟軍迫使納粹當權者繳械投降並踏上逃亡之路，將奧地利從納粹統治下解放了出來。
希特勒與納粹政權的極權統治體現了極權主義的領袖原則與領袖崇拜。它是一個軍事化程度不斷提高的「人民共同體」，導致了本國人民在經濟和社會領域的持續墮落。它採用了史無前例的媒體操控手段以控制、動員群眾，代表著不斷升級的暴力運用與國家鎮壓。它對敵人（假想的或真實的）的排斥、告發與迫害有目共睹。它所推崇的「種族優越論」這一生物主義意識形態發揮了巨大的破壞作用。它本著一種令人難以置信的犬儒主義充分利用國際關係中的各種矛盾。它無視國際法，發動了殘酷的戰爭。它對各民族肆意地進行了整體奴役與滅絕。德國人、奧地利人與斯拉夫人之間的糾葛由來已久（源自奧匈帝國、捷克斯洛伐克與南斯拉夫的過去），然而只有希特勒與他的隨從做到了把各種不同的矛盾衝突捆在一起並將其激化為各民族或各族群整體之間的仇殺。
我們不應被持續發展的「現代性」（諸如汽車、裝甲車、飛機與火箭等科技發明以及高速公路與發電廠的建設）所蒙蔽，如果沒有納粹政權，德國與奧地利的工程師一樣會創造出這些科技成果。納粹主義試圖推行另一種激進的現代性。納粹政權奪走了至少37.1萬奧地利男女的生命。他們來自不同的受害群體：其中有24.7萬名陣亡或失蹤的士兵，65500名猶太人（多數在滅絕營被殺害），32000人死在集中營、監獄或者蓋世太保羈押中（其中有大約七千名羅姆人），24300人死於轟炸，2700名抵抗運動戰士被處決。這就意味著，從1938年3月13日到1945年5月8日，奧地利總人口的大約5.6%殘酷喪生。希特勒最後留下的遺產只有毀滅：「沒有任何建築、任何藝術、任何政治結構或者經濟模式，在道德準則方面最為稀少——簡而言之，他沒有為後世留下任何東西。」我們可以再補充一句：在人文、社會與文化科學領域也沒有新的進展。生於1923年的社會史學家萊因哈特·科塞雷克（Reinhart Koselleck）是「戰爭世代」的一員，他在2005年5月提出一個問題：「雖然我們在歐洲擁有一段共同的歷史，卻沒有共同的記憶，這一事實將會帶來怎樣的後果？」對於這個問題，直到今天都沒有一個有說服力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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