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時間看了電影《何以為家》,讓我感到如鯁在喉。這是一部黎巴嫩影片,講述一個小男孩,生在一個沒有合法身份的難民家庭,他的父母生育了一個又一個孩子,在目睹了一系列的人間悲劇以後,他把自己的父母告上了法庭:你們既然沒法好好養我,為什麼要生我?從孩子的視角看,他的質問是很惹人心疼的。生在這樣一個家庭,為什麼他會沒有得到關愛,為什麼要忍受痛苦的骨肉分離,為什麼要過朝不保夕的生活——這一切都是因為他的父母做得不夠好!
然而從電影拍攝者和觀眾的視角——換言之,遠離了那個混戰國家的生活安寧的人們的視角,這樣的質問是否仍然站得住腳?他們生活的困苦,絕大多數的原因是因為社會環境的混亂、保障的缺乏、經濟的剝削、宗教文化的影響、不平等的性別觀念、教育的缺乏……數不勝數。而父母不夠愛孩子,是所有這一切原因中,最微不足道的一個。在這樣的情景中,作為父母本身,當然無論對孩子做多好都不算太多,而第三者視角,略過了前面一切宏大的因素去要求父母更愛孩子,是否又過多了呢?
這也讓我想到自己工作中接觸到很多抑鬱症的患者,他們中的有些人會說覺得周圍的親人、朋友不理解自己,缺乏關愛。他們中的有些人,無論從哪個方面去了解病史,都會發現他們講的是真的,有的是孤身一人在陌生的城市工作學習,周圍尚沒有貼心的朋友,家人在很遙遠的地方,不知道他們的情況,父母年老體弱自顧不暇,甚至有的人根本沒有親人。
但有的人卻並非如此,他們周圍的親友在用一種大眾常見的方式關愛著他們,比如在他們表達自己的痛苦時,沒法好好安慰他們,只是簡單地讓他們吃好點、別太累;或者安慰說,這沒什麼好難過的,別人的情況比你糟多了也都過來了,讓他們要堅強點等等。以心理諮詢師的驗光看,這樣的回應是比較蹩腳的,但同樣毫無疑問的是,親友這樣的安慰和行動是出於善意的。
內心痛苦是一件普遍的事,自從人類有心智以來,從古到今,在任何地區和文化中,都可見到豐富而厚重的描述。但是把自己的內心痛苦描述為「缺愛」、「缺乏理解」,卻並不是一件在時間和地域上普遍的事。別說我們閱讀古代中國和外國的文學作品,很少會讀到書中人物抱怨自己缺愛的故事,就算在當代人中,我也能感覺到強烈的年齡斷層——跟醫生講缺愛這件事的人,絕大多數是年輕人和中年人,而老年人雖然抑鬱症、焦慮症等造成明顯個人痛苦的精神疾病也不罕見,但他們卻很少認為自己缺愛和缺乏理解,他們可能更多會訴說身體不適、生活遭遇了挫折、事情的結果不如自己的期待等。
這種急劇的轉變,讓我認為和社會傳媒、心理學的廣泛科普有切不斷的聯繫:「無條件的關愛」這樣的詞在大眾中越來越深入人心。我並不認為這個概念是錯誤的,但是科普和傳媒的話語卻往往帶有這種隱含的意思:關愛是別人施與我的,如果我感受到了不對勁,那一定別人對我的愛出了什麼問題。這種隱含意義可能並非傳播者的本意,但許多人表現出了這樣的態度,很有可能是傳媒在討論愛的時候,把病人當做了愛的接受者,而他們的親友是愛的產生者,這種愛的關係是單向的。
按照巴哈歐拉的教義,家庭是人類社會構成的基本單位,必須依照神聖的原則進行教育。家庭成員必須學習各種美德。家庭紐帶的完整性必須得到一貫的重視,其成員的個人權利不可踐踏。兒子的、父親的、母親的權利都必須得到確保,誰都不可以獨斷專行。兒子對父親負有一定義務,同樣,父親對自己的兒子也負有一定義務。母親、姊妹和其他家庭成員都有各自特定的權利。所有這些權利都必須受到保障,同時還要維護家庭的團結。傷害一人等於傷害全家;一人安逸等於全家安逸;一人榮耀等於全家榮耀。
——阿博都-巴哈《弘揚世界和平》
阿博都-巴哈的這段話給了我不一樣的觀點。在家庭中,一個人並不是孤立的,即使是病人,也不能只考慮病人免於痛苦的權利,需要同時考慮到其他家庭成員的權利。而現行社會風氣下,許多人對「關愛」的需求是超過了一個普通人能力所能提供的。大多數普通家庭的現實情況是,每個人都或多或少真心愛家人,但每個人都有或多或少的問題使得他們無法完美地表達他們的愛。要求每一個人都必須像心理諮詢師一樣專業而富有同理心地回應家人的痛苦,是過分也不現實的要求——這簡直比做心理諮詢師還要要求高,畢竟諮詢師只要求在諮詢時間內對來訪者以這樣的態度回應和支持,並不要求在任何場合任何時間都報以這樣的態度。如果真的這麼去做的話,提供支持的那些家人就很有可能自己情感耗竭而陷入精神不健康的狀態。
家庭是互動的系統,有一個深陷痛苦之中的病人的家庭也不例外。身為病人,盡力發現其他家庭成員的關愛,以及盡力承擔自己在家庭中的責任(即使身為一個病人),而身為旁人,在病人因為各種原因難以感受到關愛、難以承擔責任時,幫助他們發現關愛,幫助他們承擔責任。只有這樣才能促成家庭系統的健康運轉,而在一個普通的存有關愛的家庭中,病人的康復也必須依託於家庭系統的健康運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