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淪陷區民間社會的研究，多以各階層的個體和群體為典型案例，考察其在多個或單個歷史事件中的言論及行為抉擇，進而「以小見大」地歸類總結出淪陷區民間社會的民族情感及國家認同的面向。然而這一研究方法因先入為主的局限，在選取史料上常發生偏向。就上述日記史料而言，卻表現出了區域性差異、階段差異和心態差異等，呈現出了諸多值得再探討的空間。
1．戰爭創傷：一場規模巨大的國家間戰爭，必然在佔領與抵抗之際產生重大傷亡，也給民眾生活帶來巨大的痛苦。但激烈的戰爭畢竟是短期行為，硝煙過後即相對平靜生活的恢復，特別是東部大城市，多是日偽統治的穩固區域，國共勢力難以造成壓力，如東北的長春，華北的北平，華東的上海、蘇州、寧波等，均是如此。相對而言，中日雙方的軍事較量主要集中在中東部，特別是平漢、粵漢鐵路與津浦鐵路間的河南、兩湖、江西、安徽等地及相關鐵路沿線，一些中東部城鎮受軍事反覆爭奪的影響較大。在華北和華東的戰區、國共與日偽爭奪激烈的遊擊區．如晉察冀、冀魯豫、冀中、山東、蘇北等地，呈現出敵我反覆爭奪、城鎮尚可安定、但鄉村遍燃戰火的形態，軍事搶奪、經濟掠奪與堅壁清野並存，戰區民眾被迫捲入戰爭，要應對中日多方的政治、軍事訴求，不得不在戰爭中求生存，渴求和平生活的願望極其強烈。
2．區域差異：相較而言，以長春為代表的東北都市，以上海、蘇州、寧波為代表的江南城鎮，以北平、天津為代表的華北都市，在初期軍事佔領後即恢復經濟生產和日常生活的平靜，但生活仍然困難，就業不易。輔仁大學生董毅時常為文科生如何立足社會而憂慮。佔領初期的香港，考慮到經濟壓力，日軍一直在執行減少香港人口的政策，致使香港經濟與社會處於持續動蕩中。處於戰區和遊擊區的中東部縣城和集鎮，經濟生產與民眾生活時受戰爭影響；而戰區和遊擊區鄉村，民眾無法跳脫戰爭，飽受苦難。一直處於戰爭邊緣、事實上又遠離戰爭的西北地區民眾，他們與戰區民眾對戰爭的體驗完全不同。區域的差異性似乎並沒有影響到抗戰是全中國民眾的事情這一認知，但生活區域的差異也的確造成了對戰爭認識的巨大不同。
3．階段差異：整體而言，戰時中國淪陷區的民眾生活變動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一是日軍佔領初期，時間長短不一，經濟動蕩、逃亡較多，不久即恢復正常；二是1937—1941年間，日偽統治的多數地區呈現出經濟相對平穩、民眾生活平靜、城市受戰爭影響小的形態，不少民眾抱持不認同日偽政權統治心態但又選擇為生存而沉默的態度；三是1942—1945年間，受太平洋戰爭爆發影響，日偽統治區開始承擔支援日本對美作戰的後勤供給功能，淪陷區經濟日益緊張，生活質量下降，此時抓捕勞工、捐獻鋼鐵、強徵慰安婦等事件屢有發生，民眾更加不滿，直至抗戰即將結束，不少人看到形勢變化才主動配合國共力量從事反抗日偽工作。
4．心態各異：政治上：無論是長春的偽軍小隊長施明儒、北平輔仁大學生董毅、上海五金店員、香港報業人員及著名作者薩空了，對於日偽統治均不認同，表現出近代以來民族主義教育在底層民眾中的巨大影響力，但這不代表一般民眾的心態。《良民日記》記載蘇州日常生活時，主要是從中立立場進行描述的。當1936年柏林奧運會紀錄片在北平上映時，輔仁、北師的學生幾乎都去觀看了，並沒有人認為那是納粹精神的宣揚，而且認為日本隊的好成績是替東亞黃種人揚眉吐氣。生活上：由於底層民眾多以較少的不動產為生，鄉村以土地為主要生產資料，城鎮也以本地小本經營或從事公務員工作為生，加上父母年邁必須奉養，根本無力長途遷移；多數民眾缺少清晰的民族一國家意識，並未把「誓死不做亡國奴」的輿論宣傳視為人生底線，也沒有真正清晰地認同國民政府的政治合法性和中共抗戰的意義。貧困民眾衡量生活的前提，就是如何得到一個溫飽、平和的生活。
從民族—國家立場去考察淪陷區民眾生存狀態時，我們發現其實生活的邏輯極其強大，人性是難以徵服和改造的。即使在最黑暗、最貧窮的日子裡，人性的追求、利益的糾纏、兩性的相悅、市井的娛樂、青春的荷爾蒙，也會時時上演，也會如常表達。或許，民族主義的追求與生活邏輯和生存之道的選擇，有時融合一體，有時雙軌並行。我們需要從更多視角切人，深切體會強權重壓下人性的扭曲、道德的淪喪和人性的反應，或許只有如此，我們才能走在正確整理那場殘酷戰爭的歷史遺產的道路上，才能深刻透析國家與民眾的關係、人性的無所不在和需要理性對待的複雜性。
回到歷史場景下的思考才有意義。
原文刊於《民國檔案》2020年第一期，注釋從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