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節選自李超傑著《哲學的精神》
一、閒暇
一部人類的歷史，就是不斷勞作以求生存的歷史。但勞作不是人生的目的，而是達到人生目的的手段。所以，亞里斯多德在《政治學》中說：「人的本性謀求的不僅是能夠勝任勞作，而且是能夠安然享有閒暇。這裡我們需要再次強調，閒暇是全部人生的唯一本原。假如兩者都是必需的，那麼閒暇也比勞作更為可取，並是後者的目的，於是應思考，閒暇時人們應該做些什麼。」他認為，哲學和科學就是人們在閒暇之時能夠做、應該做的事情。我們現在使用的「學校」一詞即源於希臘語的「閒暇」，可見，對於希臘人來說，閒暇和求知有天然的聯繫。
哲學屬於有閒階層，是人類擺脫了實際生存壓力以後才有的「高級」文化活動。亞里斯多德說：「只有在全部生活必需都已具備的時候，在那些人有了閒暇的地方，那些既不提供快樂、也不以滿足必需為目的的科學才首先被發現。」「只有在生活必需品全部齊備之後，人們為了娛樂消遣才開始進行這樣的思考。」叔本華也說：「要真心探究哲學，我們的精神思想必須處於真正悠閒、自得的狀態之中。我們的精神思想不能追隨任何實際的目的，亦即不能受到意欲的指揮。」希臘之所以能夠成為哲學的故鄉，這與自公元前6世紀開始出現的有閒階層有關。這個階層的出現，有賴於下述幾個條件地存在：
第一，奴隸制的存在。從公元前8世紀開始，希臘出現了奴隸制城邦。到了公元前6世紀，奴隸成了希臘經濟中的重要因素。奴隸的來源不外三個渠道：部分希臘本地人淪為奴隸；海外擴張過程中的戰俘：用錢購買蠻族人為奴。關於各個城邦中擁有奴隸的數量，說法不一。據亞里斯多德記載，埃吉那擁有47萬名奴隸，科林斯則有46萬奴隸。這個數字很可能有些誇張，至少包括了奴隸的家屬在內。但在很多城邦，奴隸的數量至少是成年男性公民的兩倍。在雅典，奴隸人口也超過8萬人，約佔總人口的四分之一。毫無疑問，大量奴隸人口的存在，使得一部分人擺脫了體力勞動，成了有閒階層。
第二，男性公民特權的存在。不應誇大奴隸制在希臘文明發展過程中的作用，因為並不是每一個有閒暇參加公共事務或從事學術研究的公民都有私人奴隸。這無疑是可信的，蘇格拉底就沒有奴隸。但在希臘，「男性公民」是享有特權的。首先，在各個城邦生活的大量的外來人口構成了一支龐大的勞動大軍。當時雅典的男性公民約為4萬人，但常住成年外邦民則達4萬5千人。其次，儘管柏拉圖承認男女平等的原則，但在實際生活中，婦女是沒有任何地位的。比如，古希臘最為重要的一項享受閒暇的活動就是奧運會，但在相當長的時問內，婦女是不許進賽場參觀的，只能在很遠的山坡上觀看。在當時的希臘，婦女的身份很明確：一是傳宗接代者，一是勞動力。所有這些，都為一個男性有閒階層的出現創造了條件。
第三，健康的勞動和生活態度。巴克說：「希臘人口是由農民和工匠組成的；而組成雅典公民大會的幾乎全都是依靠自己的雙手過活的人。……伯裡克利時代的雅典人酷似喬治·艾略特在《羅莫拉》（Romola）中描繪的佛羅倫斯藝人：他們有智慧，有對政治和文學的某種興趣，同時兼有一個體面而氣派的相關職業。」這些人以勞動為快樂，而且知道應該把勞動和個人財富控制在什麼範圍以內，從而不會由於勞動而喪失自己的自由。他們從來不會為了財富的積累而過度勞動，在勞動中迷失自己。梭倫認為，「幸福就是具有中等的外部供應，而做著高尚的事情，過著節儉的生活。只要有一個中等的財產，人們就可以做他所應該做的事情了。」
蘇格拉底就是一個雕刻匠，但顯然他是一個自由職業者，因而並沒有被束縛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在整個《柏拉圖對話錄》裡我們都沒有看到對於蘇格拉底工作場面的描述。蘇格拉底的學生、犬儒學派的奠基人安提斯第尼（Antisthenes，公元前435一前370）鄙視一切舒適和享受，過著一種苦行僧般的生活。但在色諾芬的《會飲篇》中，安提斯第尼對自己的生存狀況卻十分滿意，因為「他有足夠的閒暇去看那些值得一看的東西，去聽那些值得一聽的東西」。所以，希臘人也許並不是在絕對的意義上擁有「閒暇」，但健康的勞動和生活態度使他們善於創造、利用和享受閒暇。
希臘人之所以能夠把他們的閒暇用於哲學，與他們的城市生活有關。在鼎盛時期的雅典，總人口已經達到40萬人。當然，那時的城市和現在有所不同，「它是各行各業的大本營；它既種植穀物和橄欖，也製作陶器和皮革。它是各個階層階級的總部；它將土地貴族、手藝人和零售商混合在一起。」而且，希臘屬亞熱帶地區，全年陽光充足，宜於戶外活動。所以，那些有閒的男性公民很少在家裡守著老婆孩子熱炕頭，而是在市場、運動場上相聚，討論「天地神人」。儘管柏拉圖的絕大多數對話都以蘇格拉底為主角，但很少談到蘇格拉底的家庭生活。我們看到的蘇格拉底，不是在戶外，就是在朋友的聚會上。維根斯坦說：「傳授哲學只能通過提問。」城市的有閒生活為這種提問和討論創造了有利條件。
希臘城市生活的一項重要內容就是體育和健身，早在荷馬時代，「體格的勻稱已經與進行鍛鍊的閒暇而不是艱苦工作等同，而且體育技巧的一個重要特徵是它們的無用性。」柏拉圖和亞里斯多德等都是身材健美之人。蘇格拉底雖然相貌醜陋，但經常參加體育鍛鍊，因而身體健壯。希臘人之所以注重身體的健美，和他們的下述信念有關：美的心靈一定要棲息於一個美的身體之中。
縱觀希臘哲學史，我們看到，大部分哲學家都出身顯赫，生活富裕，因而是有閒之士。泰勒斯出生望族，在青年時代就有條件週遊東方列國。赫拉克利特出身於古老的貴族世家，本來應該繼承王位，但他將王位讓給了他的兄弟，自己跑到女神阿爾迪美斯廟附近隱居起來，獻身於哲學。畢達哥拉斯出身富商之家，很小就被送到外國留學，神學、數學、哲學、音樂、詩歌樣樣精通。恩培多克勒是民主派領袖，因酷愛自由，寧願過簡單的生活，而拒絕擔任城邦的執政者。巴門尼德出身於高貴而富裕的世家，受到過良好的教育。柏拉圖是君王之後，生活條件優越。亞里斯多德的父親是馬其頓王的御醫，十七歲來到雅典做柏拉圖的學生，在學園裡居住了將近二十年。他們都沒有把自己的財富和閒暇用於感官享受，而是用於對不朽和永恆的追求。
二、驚異
並不是每一個有閒暇的人都會走向哲學。哲學需要一種獨特的主觀狀態，這就是驚異（或譯疑惑、好奇）。在柏拉圖的《泰阿泰德篇》中，泰阿泰德對於「什麼是知識」感到「疑惑」，蘇格拉底回答道：「這種疑惑感是哲學家的一個標誌。哲學確實沒有別的起源。」亞里斯多德說：「不論現在，還是最初，人都是由於好奇而開始哲學思考。開始是對身邊所不懂的東西感到好奇，繼而逐步前進，而對更重大的事情發生疑問，例如關於月象的變化，關於太陽和星辰的變化，以及關於萬物的生成。」可以說，驚異或好奇是人類或個體理性能力覺醒的一個標誌。無論是人類種族還是個體，在幼年時都對周圍世界充滿了驚異或好奇，都有一種無畏的、執著的、天真的探索精神。所以，亞里斯多德《形上學》開篇第一句話就是「求知是所有人的本性」。
希臘人在這方面表現得十分突出。聖·路加說：「雅典人和旅居雅典的異鄉人，他們所有的時間都花在談論或傾聽新鮮事情上。」聖·保羅更是見證了「好奇」的希臘人與其他民族的不同。在小亞細亞海岸，聖·保羅被投進了監獄並遭到了毒打。而在雅典，「他們把他帶到最高執法官那裡，問他：「我們能不能知道你那種新教義的內容是什麼？」在希臘人充滿驚異的目光面前，任何習以為常的東西都不是理所當然的；任何晦暗不明的東西都應該理出頭緒。「荷馬史詩中的主人公在死去的時候呼喚更多的光，哪怕只是為了在明亮的環境中死去，他是一個真正的希臘人。他們不肯讓任何東西不予分析而任其模糊不清。他們也不能容忍任何東西沒有關聯。某種動力驅動著他們尋求系統、秩序和關聯。沒有經過分析的囫圇整體是他們不能容忍的概念。
驚異或好奇就是承認自己的「無知」。亞里斯多德說：「一個感到疑難和好奇的人，便覺得自己無知（所以，在某種意義上，一個愛智的人也就是一個愛奧秘的人，奧秘由奇異構成）。龐思奮說：「成為一位好哲學家的第一條標準就是：我們必須認識到自己的無知。」叔本華也說：「探索哲學的兩個首要條件是：（1）具備勇氣坦白承認自己心中的疑問；（2）把一切不言自明的事情引入清晰的意識之中，把這些事情作為問題加以探索了解。」「蘇格拉底之所以能夠對於一切終極問題「驚異」並「發問」，就是因為他「自知自己無知」。當然，承認自己的無知是需要勇氣的。當年，為了證明自己和其他人——包括政治家、詩人、工匠等——的無知，蘇格拉底甚至招來了殺身之禍。
在一切時代，人類最大的敵人不是無知，而是不知道自己的無知，從而作為哲學運思之契機的好奇，不是實用的和功利的，而是天真的和純粹的。正如亞里斯多德所說：「如若人們為了擺脫無知而進行哲學思考，那麼，很顯然他們是為了知而追求知識，並不以某種實用為目的。」從歷史上看，只有希臘人能夠做到出於對「知」本身的好奇，而不是為了某種具體的、實用的目的而追求知識和真理。比如，其他民族的人可能好奇地想知道如何使一輛馬車運動得更快，希臘人卻對運動本身產生了好奇。為什麼會有運動？運動會不會是一種錯覺？對於很多人來說，這個問題可能很荒謬，但對於一個充滿了好奇的哲學家來說，這卻是個「問題」。
古希臘哲學家芝諾就是帶著這份好奇或驚異向常識提出了質疑，認為運動實際上是不可能的，並提出了四個著名的命題論證自己的觀點。其中一個著名的論證就是「阿基裡斯與龜」，他的觀點是「阿基裡斯追不上烏龜」。阿基裡斯是希臘跑得最快的英雄，而烏龜則爬得最慢。但是芝諾卻證明，在賽跑中最快的永遠趕不上最慢的，因為追趕者與被追趕者同時開始運動，而追趕者必須首先到達被追趕者起步的那一點，如此類推，他們之間存在著無限的距離，所以被追趕者必定永遠領先。有人說，科學是使複雜的問題簡單化，而哲學則是使簡單的問題複雜化，這話不無道理，但為了能夠把簡單的問題複雜化，一定要具備驚異或好奇的主觀狀態。
驚異或者好奇是一個民族或一個個人生命力的體現。一個喪失了好奇心的民族和個人是危險的。實際上，無論是人類種族還是個體，驚異或好奇都會隨著年齡的增長呈下降趨勢。對此，人們也許會提出反對意見，認為人類依然對很多事情感到好奇。但在這樣一個「快餐」文化的背景之下，我們所謂的驚異或好奇越來越世俗化、功利化和庸俗化，我們的眼睛中缺少了兒時那種天真的目光。不錯，今天的人們和泰勒斯、康德們一樣對於星空感到驚異或好奇，但我們在很大程度上已經沒有了先哲們的那種敬畏之心。所以，懷特海期望：哲學不僅始於驚異，當哲學思想目臻完善之時，驚異依然存在。
三、自由
哲學思考一定是獨立而自由地思考，這樣的思考需要一個寬鬆的社會環境。黑格爾說：「思想的自由是哲學和哲學史起始的條件」。「在歷史上哲學的發生，只有當自由的政治制度已經形成了的時候。」休謨說：「哲學需要完全的自由甚於需要一切其他的特權，它的繁榮主要地是由於各種意見和議論可以自由對抗。哲學在一個自由和寬容的國度和時代迎來了它的降生，即使哲學的最狂妄的原則，也從不曾遭到過任何教條、政府特權、刑事法規的束縛。」在希臘人那裡首先出現了這種自由，所以哲學開始於希臘。
希臘哲學最早是從希臘本土以外的殖民地發展起來的，這就是小亞細亞和南義大利、西西里。小亞細亞的伊奧尼亞地區經濟發達，貿易繁榮，是東西方文化的匯合處。由於工商業的發達，這裡的人們養成了崇尚自由、尋求創新、包容異己的精神氣質。自蘇格拉底始，希臘哲學的中心移到雅典，而雅典是希臘民主制的發源地。從公元前594—前593年的梭倫改革開始，到公元前509～前508年的克裡斯提尼改革則標誌著雅典民主制的最終確立。到了伯裡克利時代，雅典民主制發展到頂峰。雅斯貝爾斯說：「希臘城邦奠定了西方所有自由的意識、自由的思想和自由的現實的基礎。」此外，在很多文明古國，教士和僧侶組織控制著國家的精神生活。而「希臘的祭司在思想領域從來沒有起過任何決定性的作用，這和任何其他古代社會都是完全不同的。無論是在希臘的歷史還是文學著作中，祭司都沒有真正的地位」。
不錯，希臘人以神話的形式在奧林匹斯山上安置了眾多的神靈，但正如尼採所說，希臘人的神不是統治、主宰、壓制人的生存的力量，而是弘揚人的自由、提升人的生命的力量。「昂揚的精神和頑強的生命力使他們堅定地反對暴君統治，也同樣拒絕屈服於神權統治。他們不要任何專制的君王；而沒有了束縛他們的主人，他們就可以自由思考。開天闢地以來，思想第一次獲得了自由——一種甚至今天也難以實現的自由。不管是政權還是宗教，都允許雅典人自由地去思考。」
漢密爾頓認為，自由是希臘人的真正財富，也是東西方之問的唯一差異。儘管雅典處死了蘇格拉底，還曾放逐另外三個持不同政見者，但漢密爾頓還是說：「至少希臘公民享受著真正的自由。在當時的世界上，不曾有比雅典更自由的國家；也不曾有具備如此自由程度的國家。不到敵人兵臨城下的重大危急時刻，言論自由在雅典從不會受到限制。」正是這種精神成了孕育希臘哲學的沃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