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米·謝拉德（Amy Sherald）《飛機、火箭以及它們之間的空間》（Planes, rockets, and the spaces in between），布面油畫，170.18×254cm，2018年。由巴爾的摩藝術博物館收購
近期，伯爾尼美術館因以400萬美元的價格出售愛德華·馬奈的畫作而引人關注。這幅1873年的風景繪畫因其研究和收藏價值較小而被變賣，以彌補博物館的財政赤字。對於世界各地的博物館而言，出售館藏都是敏感話題。那麼它們為何要觸碰這根紅線？出售館藏對於博物館的發展而言意味著什麼？
這幅畫作原屬於日本工業家松方幸次郎（Kojiro Matsukata），之後出現在德國收藏家康奈利烏斯·古裡特（Cornelius Gurlitt）的遺產中，於2014年被捐贈給伯爾尼美術館。美術館無意從這筆遺產中獲益，但也並不想為此而承擔債務。然而為了管理古裡特的遺產，應對藝術品研究與修復、法律糾紛與索賠等一系列工作，美術館已經花費了大量資金，並面臨著財務危機。
愛德華·馬奈（Edouard Manet）《暴風雨中的海上航行》（Ships at Sea inStormy Weather），布面油畫，55×72.5cm，1873年
對於已經擁有大量馬奈畫作的伯爾尼美術館而言，為了獲取更充裕的資金來保護其它藏品，變賣一幅不是那麼重要的畫作就顯得合情合理。而且作品的買方——日本國立西洋美術館一直在試圖回購松方幸次郎的收藏，也表示會妥善珍藏這幅畫作。因此，此次出售並未引起太大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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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頗具爭議的館藏變賣」
弗雷德裡克·埃德溫·丘奇（Frederic Edwin Church）《聖伊莎貝爾山谷》（Valley ofthe Santa Ysabel），布面油畫，99.7×152.4cm，1875年。由伯克郡博物館出售給賓夕法尼亞美術學院
並非所有的出售都能皆大歡喜，儘管近年來博物館出售館藏的行為日益增多，但幾乎每次出售都會引發或大或小的爭議，尤其是涉及重要作品時。
亨利·摩爾（Henry Moore）《三個坐著的女人》（Three Seated Women），紙上鉛筆、蠟筆、木炭、水洗筆等，44.6×55.2cm，1942年。由伯克郡博物館出售，2018年5月14日，蘇富比紐約「印象派及現代藝術晚拍」以30萬美元成交。
約翰·拉·法爾熱（John La Farge）《玉蘭》（Magnolia），板面油畫，40.6×29.2cm，1859年。由伯克郡博物館出售，2018年5月23日，蘇富比紐約「美國藝術」專拍以26.25萬美元成交。
2017年7月，美國麻薩諸塞州伯克郡博物館（Berkshire Museum）宣布拍賣40件館藏來籌措資金，以償還約200萬美元的債務、整修博物館並發展新的規劃。
這批出售的藏品包含19世紀歐洲繪畫、印象派繪畫、現代藝術和中國古代器物等，其中不乏諾曼·洛克威爾（Norman Rockwell）、弗朗西斯·畢卡比亞（Francis Picabia）和亞歷山大·考爾德（Alexander Calder）等知名藝術家的作品。
諾曼·洛克威爾《鐵匠鋪裡的男孩——腳跟和腳趾，馬蹄鍛造比賽》（Blacksmith's Boy-Heel and Toe, Horseshoe Forging Contest），布面油畫，89.2×178.4cm，1940年。由伯克郡博物館出售，2018年5月23日，蘇富比紐約「美國藝術」專拍以813萬美元成交。
諾曼·洛克威爾《舒奇頓的理髮店》（Shuffleton’s Barbershop），布面油畫，78.74×83.82cm，1950年。由伯克郡博物館出售給盧卡斯敘事藝術博物館。
消息一傳出就引發了全美博物館界的爭議和當地居民的極大關注，遭到了包括洛克威爾的兒子、麻薩諸塞州司法部長和州檢察官的反對，他們甚至將該博物館告上了法庭，引發了持續半年的法律爭端。
亞歷山大·考爾德《雙弧和球面》（Double Arc And Sphere），木材、線、釣竿和油漆，81.3×30.2×29.5cm，1932年。由伯克郡博物館出售，2018年5月16日，蘇富比紐約當代藝術晚拍以121.5萬美元成交。
隨後，美國博物館聯盟（American Alliance of Museums, AAM）和美術館館長協會（Association of Art Museum Directors, AAMD）發表了制裁聲明，號召協會243家會員單位斷絕與該博物館的業務往來，既不出借任何藏品，也不與其合作任何巡迴展覽。
弗朗西斯·畢卡比亞《滑稽的力量》（Force Comique），紙上水粉，64.7×53.7cm，1914年。由伯克郡博物館出售，2018年5月14日，蘇富比紐約「印象派及現代藝術晚拍」以111.9萬美元成交。
此次館藏拍賣之所以引發各方反對，是因為他們認為這種行為向現有及潛在的捐贈者傳遞了博物館可以通過出售館藏來籌集款項的信息，導致這些捐贈者擔心自己珍愛的藏品會在博物館資金困難的時候隨時被送上拍賣場。對於洛克威爾的繼承人而言，這一行為等同於背叛了「永久收藏」的捐助承諾，從根本上破壞了博物館、捐助者和公眾之間的關係。
倫勃朗·皮爾（Rembrandt Peale）《喬治·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板面油畫，91.8×74.3cm。由伯克郡博物館出售，2018年5月23日，蘇富比紐約「美國藝術」專拍以22.5萬美元成交。
阿爾伯特·比爾施塔特（Albert Bierstadt）《加利福尼亞的巨型紅木樹》（Giant Redwood Trees of California），布面油畫，133.35×109.22cm，1874年。由伯克郡博物館出售
無獨有偶，在2014年的英國，市議會為了擴建北安普頓藝術博物館和擴充館藏，出售了擁有4500年歷史的古埃及塞科姆卡雕像，獲得了近1600萬英鎊的資金。但反對的浪潮也空前廣泛，埃及駐英國大使館和英國藝術理事會均反對這一「變賣家當」的行為，民間甚至還成立了保護塞科姆卡雕像團體，他們表示這種「撈錢」的行為顯然嚴重損害了博物館的公眾形象，而且珍貴的藝術品一旦流失，其損失是難以想像的。
塞科姆卡雕像（Statue of Sekhemka），石灰巖，埃及古王國時期
儘管面臨了重重爭議，但上述兩起藏品拍賣還是進行下去了。因為對於存在資金困難的博物館而言，出售藏品獲取資金支持的行為顯然更有效率。為何博物館會到了變賣館藏來獲取資金的地步？它們為了繼續生存而進行的出售行為真的合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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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金不足為哪般？」
白玉雕雲龍追月紋擺件，清。蘇富比紐約「雲逸雅集：大都會藝術博物館之中國藝術——佛羅倫斯及赫伯特·歐雲伉儷惠贈」專場拍賣會，2019年9月10日
粉彩花卉紋小盤一對，清雍正。蘇富比紐約「雲逸雅集：大都會藝術博物館之中國藝術——佛羅倫斯及赫伯特·歐雲伉儷惠贈」專場拍賣會，2019年9月10日
與中國國有博物館主要依賴財政支持不同，歐美國家的公私博物館或美術館基本憑藉自身去尋找資金來源，用以維繫正常運營。資金收入主要包括三方面：基金贊助、私人捐贈和博物館自身的創收。對於歐美各大博物館來說，最主要的經濟來源還是私人贊助或尋找基金申請專向資助。但是來自外部的資助始終是有限的，尤其是近年來還有逐漸下降的趨勢。
銅鎏銀瑞獸紋鏡，東漢。蘇富比紐約「雲逸雅集：大都會藝術博物館之中國藝術——佛羅倫斯及赫伯特·歐雲伉儷惠贈」專場拍賣會，2019年9月10日
從英國歷史學家大衛·尼古拉斯·康納汀爵士（Sir David Cannadine）在2018年發表的一份關於博物館收藏狀況的報告來看，在過去十年中，公共機構對英國博物館的資金支持減少了13％，國際市場上不斷上漲的藝術品價格與英國博物館和畫廊有限的購置資金之間存在著越來越大的差距。
玉雕駱駝把件。蘇富比紐約「雲逸雅集：大都會藝術博物館之中國藝術——佛羅倫斯及赫伯特·歐雲伉儷惠贈」專場拍賣會，2019年9月10日
不僅是英國，美國等諸多歐美國家的博物館也受到公共投入減少所帶來的影響。截至目前為止，大都會藝術博物館依然在努力消除已持續了十餘年的財政赤字。根據年度報告，博物館於2017年損失了1010萬美元，高於2016年的830萬美元，財務困境導致博物館多次裁員，前館長託馬斯·坎貝爾（Thomas P.Campbell）也因無力解決財務危機而辭職。
五彩魚藻紋大蒜頭瓶（單行六字楷書橫款），明萬曆。佳士得紐約「芝加哥藝術博物館珍藏中國瓷器及工藝精品」專場拍賣，2019年9月12日
黃地青花纏枝花卉紋高足碗（單行六字篆書款），清乾隆。佳士得紐約「芝加哥藝術博物館珍藏中國瓷器及工藝精品」專場拍賣，2019年9月12日
此外，儘管博物館可以獲得一部分銷售收入，但運營壓力仍然很大。較大的博物館一般都會去策劃特展，特展往往是有門票收入的。但這樣的項目並不能保證都有贏利，在一些質量不高的展覽項目中，門票及其它收入遠遠抵消不了成本，這也是時有發生的事情。
天藍釉小梅瓶，清。佳士得紐約「芝加哥藝術博物館珍藏中國瓷器及工藝精品」專場拍賣，2019年9月12日
綠地五彩團荷紋碗（雙圈六字楷書款），清康熙。佳士得紐約「芝加哥藝術博物館珍藏中國瓷器及工藝精品」專場拍賣，2019年9月12日
其實，經營一家博物館是非常燒錢的，大部分博物館都處於勉強開門運轉的狀態。因此對於它們而言，實施積極主動的收藏策略往往並不現實，僅僅是被動地接受捐贈，而不是主動擴張。但是一家博物館若想有長遠發展，必然要不斷地充實館藏，這便對資金有了更高的要求。在博物館資金普遍短缺的背景下，出售館藏便成為了快速創收的渠道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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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合理嗎？」
安迪·沃霍爾《氧化繪畫》（Oxidation Painting），畫布上的尿液和丙烯酸金屬顏料，193×132.1cm，1978年。由巴爾的摩藝術博物館出售，2018年5月16日，蘇富比紐約當代藝術晚拍以337.5萬美元成交。
為了獲取大量資金而不惜「鋌而走險」的行為往往是許多博物館實行重大計劃的先聲。2018年4月中旬，巴爾的摩藝術博物館宣布出售安迪·沃霍爾（Andy Warhol）、羅伯特·勞森伯格（Robert Rauschenberg）和弗朗茲·克萊恩（Franz Kline）等20世紀大師的七幅藝術品，以收購女性和有色人種藝術家的作品，使館藏能呈現更加完整的戰後藝術史。
弗朗茲·克萊恩《綠色十字架》（Green Cross），布面油畫，177.2×269.2cm，1956年。由巴爾的摩藝術博物館出售，2018年5月16日，蘇富比紐約當代藝術晚拍以519.6萬美元成交。
肯尼斯·諾蘭德（Kenneth Noland）《青金石》（Lapis Lazuli），布面丙烯，176.8×176.8cm，1963年。由巴爾的摩藝術博物館出售，2018年5月17日，蘇富比紐約當代藝術晚拍以61.5萬美元成交。
除了豐富館藏外，這一激烈的舉措還另有深意。博物館希望他們的舉動將激發其他組織採取同等激進的策略來解決收藏中的性別和種族偏見問題，引發藝術市場對這些藝術家的關注，逐步扭轉女性和黑人藝術家的邊緣化地位。
嘉莉·梅·威姆斯（Carrie Mae Weems）《五月花》（May Flowers），彩色印刷，78.74×78.74cm，2002年。由巴爾的摩藝術博物館收購。
艾米·謝拉德（Amy Sherald）《戴帽子的兔子》（The Rabbit in the Hat），布面油畫，137.16×109.22cm，2009年。由巴爾的摩藝術博物館收購。
僅一年後，巴爾的摩藝術博物館的這項舉措就引起了舊金山現代藝術博物館和安大略省美術館的效仿。舊金山現代藝術博物館出售了館藏中馬克·羅斯科（Mark Rothko）稍遜一籌的一幅畫作，將為隨後的收購提供資金，以擴充當代藝術品的庫存量；安大略省美術館拍賣了加拿大現代主義藝術家亞歷山大·揚·傑克遜（Alexander Young Jackson）的作品，以收藏更多本土藝術家的重要作品。
麗內特·亞多姆-博阿基耶（Lynette Yiadom-Boakye）《早上八點的加的斯市》（8am Cadiz），亞麻布油畫，200×250cm，2017年。由巴爾的摩藝術博物館收購。
曼努埃爾·奧拉齊（Manuel Orazi）《魔術日曆》（Magic Calendar），1895年。由巴爾的摩藝術博物館收購。
由此，出售館藏確實給予了博物館更多的生機，也幫助它們更好地講述藝術史。但為了收藏藝術品建立儲備基金而進行的拍賣合理嗎？
其實這一行為是有章可循的。英美國家的很多博物館在一定時間內都要對館藏作品進行系統梳理，將不符合博物館收藏目標、質量低劣和現有條件下無法妥善保存的作品註銷（Deaccessioning），隨後博物館可以將這些館藏捐贈給其它博物館或拍賣出售。但對於拍賣出售所得資金，各國博物館協會往往規定只能用於收藏其它藝術品，而不是償還債務。
馬克·羅斯科《無題》，布面油畫，175.3×127.3cm，1960年。由舊金山現代藝術博物館出售，2019年5月16日，蘇富比紐約當代藝術晚拍以5009.5萬美元出售。
此外，就出售館藏會破壞公眾的信任而言，這一點對博物館來說其實不足為慮。並非所有的捐贈都出於對博物館的單純熱愛，有一些藏家將作品捐給博物館主要是為了將它們變成可支配的金融資產。在美國，藏家將藝術品捐給機構可以抵扣與作品估價等值的稅款。遺贈也都完全免收遺產稅，以鼓勵收藏家去世時將他們的藏品捐出。在減稅的文化政策激勵下，出售藏品並不會減少捐贈者的熱情。
恩吉德卡·阿庫尼利·克羅斯比（Njideka Akunyili Crosby）《Dwell: Aso Ebi》，紙上亞克力、彩色鉛筆、拼貼和紀念織物，243.84×314.96cm，2017年。由巴爾的摩藝術博物館收購。
因此，面對公共資助不足、債務負擔日益加重和館藏陳舊的困局，博物館很靈活地尋找到了這一條並不違法的捷徑——將藝術品變現用於其它項目建設，更長久地為社會服務。目前，很多專家都在呼籲與其讓館藏暗無天日地被封存在庫房中，不如用來變賣以緩解博物館壓力。在這種情況下，過去嚴格的變賣禁令似乎應該放寬。
亞歷山大·揚·傑克遜《勞倫斯山》（Laurentian Hills），布面油畫，63.5×81.3cm，1932-1933年。由安大略省美術館出售。
但在這一看似合理的要求背後還有很多負面因素值得重視：館藏變賣後如果落入私人藏家手中、消失在公眾眼前，其原有的社會教育功能應如何保障？這些作品如果並未進入博物館，那麼誰能保證它們的保管狀況？一些相對珍貴的作品一旦流失，誰來承擔文物保護的責任？這些都是伴隨館藏變賣而來的新問題，也是使這一方式能更好地服務於博物館建設的關鍵。
[編輯、文/馬鈺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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