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中國孩子就是逃不開補習班？

9月1日，全國31個省市除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採取線上開學外，其他省份全部迎來線下開學。

每年一次的開學日，今年卻過出了社交網絡新年夜的感覺，家長真實反應衝上熱搜。

他們奔走相告，開香檳，放鞭炮慶祝好日子終於要來了，終於要從無窮無盡的輔導班中解脫出來了。

|暑期家長的每一天

9月2日，淘寶教育發布《暑期在線教育創新勢力榜》，最受關注的K12機構（學前至高中教育）在淘寶售出的課程整體增長超過300%。

一方面擔心宅家學習留下知識缺口，另一方面暑期出遊計劃的限制，讓輔導機構的課程安排十分連貫，今年暑期，家長在補習班上下了血本。數據顯示，淘寶教育平臺中小幼課程1個月的成交額就達到了去年整個暑期的水平。

「不補，我的孩子就輸了」

自媒體芥末堆教育發布的2020年教育消費調研數據指出，39%的家長表示今年的收入減少了，僅有2%的家長收入有所增加；

與此同時，有38%的家長表示今年會增加孩子的教育消費，45%的家長基本維持不變。即使面臨著生活消費降級，不少家庭依然堅持孩子的教育消費是最後一筆要動的奶酪，排在家庭日常必須支出的後面。

而在義務教育普及的今天，家長花在教育上的錢，大多花在了課外班上。據2007年北京師範大學教育學院對全國18個省市18645個有效樣本家庭進行的「義務家庭教育支出調查」數據，全國家庭教育支出平均5244.08元，其中購買各類校外教育產品和服務的平均支出為4055.18元，約佔教育總支出的77.3%

據2011年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開展的「中國義務階段家庭教育成本調查」，78%家庭平均支付子女課外補習費3820元，最高的達到年均8萬元。家庭平均在子女教育方面的支出佔家庭子女總支出的76.1%,佔家庭總支出的35.1%，佔家庭總收入的30.1%。

現在，情況愈演愈烈。

《2019國內家庭子女教育投入調查》顯示，家庭子女教育年支出集中在12,000-24,000元和24,000-36,000元兩個範圍內，佔比分別為22.4%和21.7%。38.8%的受訪家庭用於子女校外教育和培養的投入佔家庭年收入的2-3成。

每年暑假，關於「月薪三萬塊錢撐不起一個暑假」、「一線中產到破產只需一個暑假」的討論更是在微博上此起彼伏。

高昂的補習費用成為巨大的家庭負擔的同時，中國學生的補習時長開始在全世界範圍內一騎絕塵。國際學生能力評估計劃（PISA 2015）的報告顯示，中國大陸參加 PISA 測評的北京、上海、江蘇、廣東四省市學生，平均每周用於課外學習的時間為27小時，在所有參加測評的國家及地區中僅次於阿聯，其中數學為課外學習時間最長的學科。

高壓力的背後，是中國家長逃不開的育兒焦慮。智課教育聯合新浪教育發布的「中國家長教育焦慮指數調查報告」顯示，中國家長2018年教育綜合焦慮指數達到67點，整體處於比較焦慮狀態。尤其在孩子幼兒階段和小學階段。

培育一個人成長的責任，絕非「重大」二字就可以概括。當你每一個舉動，每一句話都可能會影響到孩子的未來，會感到焦慮實屬正常。早在2014年就有研究者指出中國家長對「教育落後」的恐慌貫穿整個教育、在教育過程中深感「教育重負」的壓力、在教育結果上擔心「教育無能」。

高濃度的焦慮讓過著無憂無慮的童年、鮮少上補習班的80後給自己的孩子報滿了補習班。寧願孩子童年辛苦些，也不要等他長大了後悔。在全民補習的時代，沒有人願意自己的孩子是被時代扯下來的那一個。

特別是這些年來社會上愈演愈烈的對「原生家庭」的種種譴責、流行的育兒鄙視鏈，學區房大戰等愈演愈烈的「戰事」，更讓為人父母者如履薄冰。

「家長教育焦慮報告」指出：為學區房而焦慮的家長人數過半；「90後」家長已經為孩子教育提前進入焦慮狀態；「二胎放開」讓「80後」父母「重新焦慮」；考慮到父母能力及發展與教育緊密相關，75% 的家長也開始為自身的成長感到高度焦慮。

應試教育制度之下，孩子考出高分，進入一所好的大學，成為了越來越多父母消解育兒焦慮的唯一良藥。

「減負後，我給孩子多報了三個補習班」

背負著父母的期望與焦慮的中小學生，課業負擔越來越重。

為了「還孩子一個快樂童年」，從上個世紀起，我國號稱史上最嚴的「減負令」一再出臺，據《人民日報》追溯，早在1955年，教育部就發出了新中國第一個「減負令」，隨後在過去的58年間國家層面發布的「減負令」有十餘道，各地的「減負令」多達上百項，但都收效甚微。

「減負」聽起來很簡單。無非是孩子披星戴月地學，太累了，讓他們在物質條件更豐富的今天不用那麼辛苦，能少學點，多休息。但實踐起來才發現，這在當下的情勢下根本行不通。

2004年，為實現義務教育均衡化、把孩子從過早的考試競爭中解放出來，教育部提出取消了小升初統一考試，改為免試就近入學。而這一政策能夠有效實施的前提是義務教育階段的各地區學校的辦校質量是平衡的。

但現實我們都了解，同一個區域的學校就是有好有壞，存在質量上的差距。在「小升初」競爭比較激烈的城市，更是出現了家長們追捧的「名校」。如上海初中的「四大名校」、北京海澱區的「四小強」、廣東的東華、執信、廣雅等等。這些「優質學校」集中著大量高職稱教師，甚至不惜從外省「挖」特級教師。優質的師資的不平衡直接造成了同地區各個學校質量之間的差距。

免試就近入學這樣一刀切的方式讓渴望收到優質生源的重點初中和渴求孩子能夠獲得優質資源的家長造成了無法互選的尷尬局面。

在取消統考後，擇校生、特長生、特色實驗班、企業子弟入學、奧數加分入學等多種優先入學途徑在全國各地輪番上演，形成了教育領域的「劇場效應」與「囚徒困境」——看似寬鬆的競爭中勢必有人通過私下學習的方式「搶跑」、「作弊」,結果所有人被綁架，不得不加入「搶跑」。

據中國人民大學中國調查與數據中心負責組織實施的中國教育追蹤調查（CEPS），從2014年開始對全國20個省、112所初中、近2萬名初中生及其家長的調查結果顯示，從「小升初」超過四分之一的學生有擇校行為。

本著為中小學生減負，各級教育部門不斷修訂升學政策，讓學生少學、少考、少作業。但中高考制度不變，名校數量不變，最終不過是將應試教育的主戰場從公開的考試選拔轉移到了暗地裡，家長間，以及各地區的學區房和校外各種補習機構上。

而巨大的市場需求最終促進了課外輔導產業的繁榮。以新東方、學而思為代表的課外補習機構由此迅速崛起。

截至2018年，我國k12k課外培訓市場規模 5205 億，增速 11.2%。

隨著升學壓力的增長以及對優秀學業成績的期望增加，越來越多的家長為孩子選擇課後輔導。據 Frost＆Sullivan報告，2017年中國城市學生每周平均花費10.6 小時進行課外輔導，特別是隨著求學階段臨近高考，中國學生的 K12課外輔導參與程度逐級提高，在高中階段有超過一半的學生參與K12課外 輔導。

2017年大約有12.7%的幼兒園兒 童，21.9%的小學生，36.8%的初中生， 以及57.8%的高中生，參加了K12課後培 訓課程，大量持續而穩定的生源將推動 中國課後輔導市場保持穩中增長。

後疫情時代在線教育行業崛起

而一場疫情，將在線教育帶入了學生和家長的視線之內。

2.65億在校學生普遍轉向線上課程。為孩子尋找最優的培養路徑，家長們更是不斷嘗試品類多樣的線上教育產品。根據中科院K12在線教育市場調研報告，進入2020年以來，全國共有2億多中小學生完成觸網學習——相當於85%的中小學生都體驗了在線教育，這個數字是2019年結束時的近6倍。

在線教育的爆發給了這個傳統輔導行業巨大的想像空間的同時，也彌補了傳統輔導行業的一些缺陷。

傳統課外輔導業務必須具備兩個基本要素：老師和場地。一個典型線下機構的教師薪酬和場地租金要耗費掉60%左右的營收。而線下場地有限的輻射半徑及利用時間、優質師資漫長的培養周期阻礙了機構的快速擴張，全國性品牌難以下沉：2017財年，新東方855個學習中心、好未來507個學習中心分別有90.8%和99.8%都集中在一二線城市，難以下沉到被地頭蛇和眾多小機構把控且人才短缺的中小城市。

而當網際網路技術被用於輔助開展學生課程、教育培訓，極大緩解了鄉村學校面對的兩大痛點：中小城市以及鄉村學校師資人數不足甚至無法開齊課程，以及學校師資教學水平不足無法保證教學質量。數據顯示，在參加過線上課程的中小學生中，26%的學生認為線上課程能學到學校裡沒有的知識。鄉村鎮這一比例達到29.3%，明顯高於一線城市的18.2%。在線教育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教育資源在地域的不均衡性。

疫情期間，不少地區通過網課，整合了當地優質的師資，將原本無法共享的課堂在「雲」中實現了共享。一根網線，一塊屏幕就可以搭建起線上課堂優勢得到很多老師和學生的認可。在線教育的普及打破教育的時空界限讓更多基層偏遠地區的孩子發現，只要打開手機就能得到改變命運的優質教育資源。

日前，教育部高教司司長吳巖在部署學校教學工作時就指出，「我們再也不可能、也不應該退回到疫情發生之前的教與學狀態，因為融合了『網際網路+』『智能+』技術的在線教學將成為未來的『新常態』」。

而在調研的反饋中絕大多數家庭認為，在線教育有顯著的學習效果和較高的性價比。因此越來越多的家長決定轉移陣地，將教育軍備競賽放到了線上。

調研數據顯示，有61%的家庭每年為孩子的K12在線教育投入超萬元，27%的家長表示願意每年花費5千至1萬元用於孩子的K12在線教育消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