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罪認罰制度的引入，使得刑事辯護除了技術色彩之外，還帶了些許哲學的味道——要不要認罪認罰，這個重大的人生選擇應該如何做？
第一，認罪認罰的從寬幅度並不大。我們選擇認罪認罰，首當其衝是想要獲得量刑上的寬宥。根據我的觀察，幅度會有，但並不明顯，至少遠沒有宣傳的那麼大。按照宣傳，偵查階段、審查起訴階段、審判階段各自認罪認罰的，可分別減少基準刑30%、20%、10%以下。某案件，三人共同犯罪，量刑情節一模一樣，認罪的二人判了三年半（42個月），不認的判了三年九個月（45個月），減輕幅度也就不到7%（根據我的體驗，大多數實際判下來的幅度也就是6%到8%之間，當然，數據沒有經過統計抽樣，只是一種自然感受，若感受不同，也請勿噴）。
給我的感覺是，檢察院想拔高認罪認罰的分量，但是法院並不太買帳。宣傳中的幅度只存在於檢察院的量刑建議階段。如前面提到的案件，檢察院稱認罪建議三年到四年，不認建議四到五年。按照這個建議的尺度來看，確實能達到宣傳中的幅度（直逼30%）。但實際情況是，不認罪認罰的案件，檢察院很少再給出具體的量刑建議，即便給，對法院也沒有剛性約束。所謂認罪認罰，在法院的量刑中，沒有體現出比傳統意義上「認罪態度好」更高的權重。
第二，在某些情形下，認罪認罰只是檢察院降低證明標準的工具。在這些案件中，認罪認罰與否，對量刑幾乎沒有影響，檢察院追求的只是「認罪認罰」帶來的證明標準降低和舉證程序簡化。比如，我手上有個剛訴到法院的案子，拒絕籤認罪認罰後，檢察院給出的量刑建議竟然與認罪認罰的量刑建議分毫不差。這樣的認罪認罰，對認罪一方沒有任何意義。再如，某案件檢察院法院多次做工作要求認罪認罰，但又無法給出量刑承諾。硬挺著不做認罪認罰堅持無罪辯護，最終還是判了緩刑。我很感謝這個案件的法官，因為她隱晦地暗示過我不要認罪認罰。那個法院嚴控緩刑，需要上審委會，如果走認罪認罰，這個案件無疑會「泯然眾人」，很有可能緩不了。
第三，檢察院往往帶有有罪思維，他們的量刑建議不一定客觀準確。在一些極端的情況下，檢察院認為自己給的量刑建議已經很輕了，但這是有罪推定思維下的產物。最典型的莫過於銀行卡套現洗錢類的掩飾隱瞞犯罪所得案件，檢察院傾向於認定銀行卡中流水全部是贓款，而法院裁判時，卻往往只會認定上遊犯罪查實部分。兩種思維方式對數額的認定天壤之別，量刑自也無法同日而語。
第四，認罪認罰的「體驗感」並不好。由於偵查資源的匱乏，很少能有案件能夠真正做到「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證據對事實的還原永遠只能是概略的和近似的。一些客觀事實上的出入，也許不具備法律技術層面的意義，但卻有顯著的釋法說理排解社會矛盾的價值。認罪認罰減的那點刑期，與充分的受尊重的完整聽審比起來，社會層面的價值完全不可同日而語。這一點我作為辯護人感受非常深，可以這樣講，哪怕是認罪認罰判緩刑甚至取保出來的，只要是他覺得事情沒搞清楚，他就始終會有一種被國家冤枉了、欺負了的挫敗感。這種挫敗感最終會轉變為對司法程序的不信任，當這種不信任積累到一定程度，所帶來的社會效應如何，不得不謹慎評估。
真實的情境中，情況還要更加複雜，會有更多的因素幹擾判斷，而這些因素可能與認罪認罰本身沒有任何關係。比如，在人數眾多的案件中，會面臨「囚徒困境」式的博弈，要不要認罪認罰，還需要考慮其他人可能的態度。
選擇之所以總伴隨著艱難和痛苦，是因為無論如何選，都會留有遺憾。就像一條無法回退的分岔路，走了其中一條，便會永遠錯過另一條的風景。選了紅玫瑰，紅玫瑰就是蚊子血，白玫瑰是床前月；選了白玫瑰，白玫瑰就是飯渣子，紅玫瑰則成了硃砂痣。
認罪認罰的未來一定會很好，但現在的認罪認罰並不完美。如果選擇了它，就要接受它的不完美；如果拒絕它，也要承受相應的風險。
畢竟，選擇的同義詞是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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