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學生通往高考之路：小學8個同學，只有2個上了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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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7月7日，19歲的王龍走進高考考場，全國同時參加這場考試的有1071萬人。上一次高考在7月，還是18年前，今年由於疫情，高考再次回到「黑色7月」。他出生於中國最底層的農民家庭，這是一場關乎命運的考試。小學六年級時，在電視上看到介紹大學的節目後，他第一次感覺大學真好，儘管也不知道好在哪裡。那時，他心裡有一顆種子開始發芽——考上大學。

他在山村小學讀書時，班裡8個孩子，如今只有2個有機會參加高考，其他都已步入社會。從陝西山溝裡的小學到鎮上的中學，再到藍田縣裡最好的高中之一，一路走來，王龍已經把大多數同齡人甩在身後。今年高考，他將跟陝西省27萬餘名考生一起比拼，而能考上什麼樣的學校，他心裡也早有了數。

幾天前，他參加了陝西省英語聽力模擬考試。

窗戶關了，風扇關了，空調關了，考場靜得讓人心慌。王龍感覺手心有點兒熱，細小的汗液開始從毛孔往外滲。

那天，他並沒有聽懂廣播播放的英語聽力模擬考試材料，儘管模擬考試選用的是往年的高考真題，他之前已經做過多次。

7月2號，高三學生離校後空蕩蕩的教室，黑板上是前一天晚上學生集體寫給老師的請教條。

在陝西省重點中學藍田縣城關中學的三年，他最好考過全年級89名，最差考過年級246名，而整個年級有800多名學生。他的班主任程曦說：「2011年、2014年、2017年我帶高三生時，全校1000人能考上二本的有200不到300人，一本升學就更差了，這幾年二三本合併後可能會好一點。」

整個高三，王龍和他的同學們經歷了29次大型模擬考試。「高三第26次模考成績」表顯示，王龍語文95分，數學81分，英語62分，物理47分，化學46分，生物35分，總分366分，年級排名第103，班級排名第16名。

所有這些模考中，英語聽力他幾乎從來沒有聽懂過。英語是最讓他頭疼的科目，即便每天早起背單詞，成績依然很差。他小學六年級之前從來沒有上過英語課。

每次親戚朋友問時，他都會像回答背過無數次的數學、物理公式一樣說：「今年可能不行，一本考不上，估計就是個一般的二本。」

王龍戴著口罩進入英語聽力模擬考試考場。

英語聽力模擬考試當天，家長在校外的陰涼處等孩子，當天溫度37度，考試全程4個小時。

英語聽力模擬考試結束後，王龍和室友乘計程車從考點回到學校。晚上6點半，他開始到教室上晚自習，直到10點半，下課鈴聲迴響在環形的教學樓裡。王龍和同學三三兩兩走在校園的懸鈴路上，昏黃的路燈與月光灑在他們的校服和懷抱裡的書本上，這是他高中時代倒數第二節晚自習。

回顧自己的高三生活，有做不完的練習題，背不完的公式和概念，永不停息的模擬考試，宿舍、食堂和教室三點一線……然而，疫情打斷了這一切。

距離春節只剩三天，學校終於放了寒假。他又在縣城補了一天課。這個課外班是一個同學的，同學轉去了西安補習學校讀高三，課也就免費送給了他。這是他長這麼大以來第一次在校外補課。

補完課，距離春節僅剩兩天，他回到家裡。父母在西安城裡打工不放假，他便一個人在老家過春節，常在隔壁二爺家吃飯。他原本計劃寒假在老家專心複習備考。然而，新冠病毒疫情攪得他不得安寧，對於疫情的焦慮甚至超過了對高考的焦慮。

王龍宿舍在一樓，宿舍外面擺著桌球桌和籃球場，外面一直有籃球拍打的聲音。由於疫情，8人的宿舍先是變成了4人，後來又變成了6個。

宿舍裡的空床被用來堆書，圖為王龍準備帶到班裡的書籍。

他每天很早起床，有時天還是灰濛濛的，第一件事永遠是看昨天疫情新增人數，然後問自己疫情怎麼還不過去？心裡想著快高考了、快高考了，什麼時候能開學，想到最後直哆嗦。

跟全國所有學生一樣，王龍在家上網課，「每天就那麼幾節課，平臺還經常崩潰，山裡信號也不好」。他一個人在家裡待了40多天。 疫情後期，他每天就覺得很累、很煩，「一點也學不進去，每天發愁，也不知道其他同學有沒有學習，複習得怎麼樣了」。

有一天，王龍叫來了村裡其他幾個小夥伴，他們中有的平時在外地打工，春節期間正好趕上疫情就留在家裡。他們在王龍家門口挖了一個土坑，架上鍋煮起火鍋。大家都很開心，但他突然發現，自己和兒時的玩伴沒有了共同語言，自己也不知道該玩什麼，心一直發慌。

這些小夥伴和王龍小時候都在大山裡的青峰小學上學。學校的上課時間則與當地吃飯時間結合，一般早上10點多放學，12點上課，3點多再放學，一天的課程就結束了，村裡逢婚喪嫁娶學校也會放假。

小學沒有英語老師，從來沒上過英語課；有些孩子跟隨打工的父母到外地上學或輟學，更多的孩子成為留守兒童；二年級和五年級在一個教室上課，四年級和三年級在一個教室上課，左邊坐一半，右邊坐一半；體育課自己在操場玩，音樂課自己學流行歌，美術課自己畫畫……這是王龍和他的玩伴對於小學的記憶。

王龍和小夥伴的照片，二排左二為王龍。

王龍在二年級留級過一年，母親一直覺得兒子是開學時拿錯了課本，但他心裡一直記著自己當時10多分的試卷。從那年以後，他每年都拿獎狀，每學期都考第一名。他覺得自己留了一級本身就比別人大，考得差丟人。

王龍小學的校長退休後在山村打零工，往河對面扛石頭修水井。

原青峰小學校長王佩堂想起來，王龍在四年級時因生病耽誤了大半學期的課程，但考試仍考了班級第一，那時班裡有8個學生。

王佩堂一生都在山村小學任教，是之前所有老師中學歷最高的，畢業於蒲城師範學校。其他老師有高中畢業的、也有初中畢業的。

「山村小學軟、硬體設施都不行，老師一般都老齡化了，年輕的都不願意下鄉來，更不願意進山」，王佩堂坐在路邊的石頭上回憶。

青峰小學最高年級只到五年級。六年級時，王龍轉到鎮上的小學。

青峰小學建在村裡的大戲樓旁邊，裡面只有三間教室。在2018年撤校合併時廢棄，當時有5個學生2名老師。

「最開始到厚鎮的時候，我們那一個班英語基本上都很差，26個字母都認不全，老師也很傷心，就開始從26個字母教起」，王龍第一次覺得讀書好難。

2018年，青峰小學撤校合併，撤校前有5個學生和2個老師。如今，青峰小學大門的鐵柵欄被兩把大鎖緊鎖著，院子裡的喇叭花開得正豔。

小升初考試中，語文、數學、英語總分250分以上就可以進入縣城的一所私立初中，並且免除學費，王龍考了251分，英語70多分。

在縣城上學期間，他感覺到了更大的不適應，壓力大、課程跟不上，僅僅一個學期，他就回到鎮上讀初中。他覺得自己像極了逃兵。

王龍初中的學校，他畢業後新修的操場，孩子們在操場鍛鍊，遠處的秦嶺若隱若現。

在厚鎮中學，他更加憧憬縣城最好的高中，他知道自己必須考到全年級前五名才有希望考入。「我一直跟著老師走，完成老師布置的任務，別的同學是抄作業，而我是寫作業，我上課也從來不睡覺，晚自習都是在認真做習題」，王龍回憶自己的初中生活。

走出小山村，初中是最難熬過的坎。大多數孩子會在初中輟學打工，幾年後再結婚或是嫁人，能進入縣城重點高中的寥寥無幾，考上好大學很多孩子從來沒想過。

過年回家，王龍經常聽一些大孩子聊城市裡的生活，他們輟學打工後可以隨便到處玩，花錢也比較自由。

王辰（化名）是王龍少年時最好的朋友，也是村裡六年級之前唯一學過英語的學生，因為他小時候跟打工的父母在城裡讀過一年幼兒園。初三開學一周後，王辰選擇輟學外出打工，他一直羨慕同村其他孩子那種說走就走的自由生活。

王龍的同學王辰（化名）騎著電動車送貨。

他在飯店幹過一天服務員，太累、不自由，又隨母親在食品廠工作過一年半，現在在西安海鮮市場騎電動車為店家送貨，每月工資3800元。

「這個工作我覺得挺好的，基本沒人管，很自由」，王辰說。

但王龍一直在憧憬大學生活和未來的人生。

2017年7月，王龍查詢到的中考成績為470分，那一刻他有些失落，但他很快接受了，儘管不可能進入縣城最好的重點高中，但可以選另外一所。後來他才知道他們這屆考上縣城重點高中的只有30多人。

「每一年咱這初中考上重點高中的能有20到30個人，其中一大部分是政策對於農村娃的照顧，否則在農村的根本考不上」，王龍初中時的化學老師劉飛（化名）坦言。

「優秀生源普遍流失、留守兒童問題嚴重、讀書無用觀念盛行、政策流於形式導致老師每天有填不完的表格、家長和孩子的不重視……」劉飛總結。20年來，他看著鎮上初中的學生人數從350多人下降到不足100人，大多數學生跟著打工的父母去市區或縣城初中上學。

王龍小學班裡一共8個孩子，只有他和另外一個男生考上高中。王辰騎電動車送貨，一個男生去合肥學開挖掘機。4個女生一個在初中畢業後學了幼兒教育，一個在商場賣衣服，另外兩個在超市做導購。

「我覺得對於我們農村學生真的太難了，每一步都很難」，王龍說。

3月30號，停課近兩個月後，藍田縣城關中學複課，所有人口罩都戴得嚴嚴實實。宿舍樓道和班級貼著疫情防控錯時作息時間表，早上6點起床第一件事是自查健康狀況、測量體溫，6點半又要進行晨檢，各班統一測量體溫，6點50分早讀時也要戴口罩；下午2點20上課前午檢，再次測體溫，晚上10點還有晚檢，還是測體溫。他所在50人的班級被分為A班和B班，每班20多人，老師兩個班各講20分鐘，之後就上自習。這種分班上課持續了整整兩周。

學校模擬高考設置的備用隔離考場，高考當天一旦有發熱會安排在隔離教室單獨考試。

後來，大家的口罩開始戴到鼻子下面，每天測溫的次數也開始減少，所有的人似乎又回到了備戰高考的狀態，王龍又重新過起宿舍、教室和食堂三點一線的生活。

周末，他會離開學校到在西安打工的父母處團聚。

在王龍很小的時候，父母就在外打工。如今，父親王新岐走路一邊高一邊低，2018年末他在建築工地被倒塌下來的牆砸傷，現在腿裡面還有一塊30多釐米長的鋼板和4根鋼釘。他現在幹著電廠社區的門崗工作，每天工作12小時，月工資2390元，吃住自費。而王龍的母親在城裡一家職工餐廳做清潔，每月工資2000元。他們夫妻在西安每月的花費大概600元左右，每個月卻給兒子800元，

「說心裡話，他高三了，作為咱來說心裡有壓力，但還是不能逼他，一直是順其自然，你能學到啥樣是啥樣，不能過於打擊他」，王新岐說的最多的話是順其自然。沒開學時，他每天都給王龍打電話，但不知道該說什麼，關於學習他只能想到一句話：「快高考了，你作業做完了嗎？要好好學。」疫情期間，他們和兒子4個多月都沒有見過面。

高三五班教室側面掛著的宣傳橫幅，教室桌椅按照高考要求擺放得整整齊齊。

學校教學樓走廊裡的宣傳橫幅。

開學後，兒子的電話白天打不通，晚上不敢打，只能等周末王龍來西安再重複說：「作業做完了嗎？快高考了，要好好學。」

2010年，王龍突然患上過敏性紫癜腎炎，「關節疼痛、身體浮腫、厭食無力、腿上長滿紅色斑點……」，他身體很難受。

六年級，他的病再次復發，而且比上一次更加嚴重，反反覆覆。那半年，他住了15次院，最長一次輸液從早上9點輸到第二天凌晨4點多。躺在病床上，他有了考上大學學醫的想法。

王新岐當時又愁又害怕，白天晚上睡不著覺。兒子兩次大病近乎花光了家裡所有的積蓄，而醫生那句「以後不能讓孩子出力乾重活，這病隨時可能復發」更是一直刻在他心裡。

7月2號，高三放假，畢業生們在校園裡擺攤賣書，高一高二的學生來買。王龍在舊書攤前站了很久，從學弟、學妹身上，他想起自己高一、高二時的樣子。

高三離校當天舊書回收現場，書紙0.4元每斤，高一高二學生在翻找和購買自己有用的舊書。

光陰的大轉盤旋轉著，有人被轉了出去，又有人立馬被轉進去。王龍拍完畢業照後又去教室走了一圈，日期牌依然停留在「今天距離高考僅有9天」上。

他在剪過的飲料瓶裡種下的冬青葉已經變得暗黃，教室後面的黑板上寫著碩大的幾個字「我們畢業了」，王龍的名字籤在了中間。樓梯間的橫幅上「惜時如金 鬥志昂揚 滴水穿石 超越夢想」的大字依然醒目。

教學樓的環形走廊裡，學生們丟下的書灑落一地，王龍挑選了一本作文素材拿在手上，他在另一個教室的黑板前看了很久，那個黑板上寫著：「尚未佩要劍，轉眼便江湖。願歷盡千帆，歸來仍是少年。」

王龍所在班級男生的畢業合照。倒數二排右一為王龍。

小時候，王龍放學後常常去山上苦生根賣錢。有一天他下午3點就出去了，晚上10點多還沒有回家。

「龍龍、龍龍……」山谷的風將樹葉吹的唰唰作響。父母一會在前山喊、一會又爬上後山喊。晚上11點，山谷更加漆黑，王新岐隱約看到一個身影從山坡高處下來，王龍回來了。他背著大半麻袋的苦生根，手裡提著家裡挖藥的鐵钁頭。他這次挖的苦生根賣了近10塊錢，他拿著錢開心極了，父母卻很生氣，但他們什麼也沒說。

「高考那天你也請個假，去陪娃」，王龍的母親對丈夫王新岐說。他們幹了一輩子的出力活，幹怕了。